强调这两类——说实在是所有的——故事的主要之点是，不应该把它们只看成为组织成员的信息管道。故事讲述的不仅仅是组织中发生的情况；相反地，应该从它们对组织成员的知觉环境的形成作用角度进行分析。换言之，它们在组织现实的形成和再现中起着根本的作用。
上面介绍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把组织现实和符号使用的类型和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符号体系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组织现实。近年来对隐喻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组织语言和组织现实之间的“相称性”的相当兴趣（Deetz，
1986；Koch和Deetz，1981；Deetz和Mumby，1985；Pondy，1983；Smith和Eisenberg，1985）。近来对隐喻的研究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文字语言的风格修饰，它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行为者的体验（Lakoff和Johnson，1980a，b）。迪兹（1986）和迪兹与姆贝（1985）提出，组织中使用的某些隐喻可能鼓励某些形式的组织建构。为简单地表示这一关系，军事方面的隐喻可体现结构严密的正式的组织，而家庭和有机体方面的隐喻可能用来代表更为灵活的体系。无论怎样，可以说在隐喻和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的关系。这就是说，某一特定的组织可能用某些隐喻来谈论其自身，而同时这些隐喻又起着形成和再现它们所描述的组织结构的作用。因此，符号调节、而且构成着组织现实。这里十有八九会出现的情形是，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隐喻结构都争着希望被接受为组织的支配观点的表达语。记住这一点，对一个组织的符号体系的控制对组织中的权力旨趣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
庞迪（1983）明确指出了研究组织语言的隐喻结构的重要性，他说：
（这一研究的）中心假设是，在组织的对话中隐喻的使用在帮助组织参加者把意义注入他们的组织体验和解决明显的矛盾冲突中发挥着必要的作用，而这一意义的注入和矛盾的解决就是组织形成的一种形式。在这一意义上，隐喻的使用有助于把组织结合起来，有助于把它的各个部分连结成有意义的整体；就是说，隐喻在参加者的头脑中帮助把有关情形中的客观事实组织起来。另一种假设是，关于组织的客观事实的形成是受到基本隐喻的指导的。就是说，隐喻既是情境的模式又为情境树立了模式。（157页）
“明显的矛盾冲突”的解决是隐喻在组织形成过程中的中心作用。隐喻并不简单地作为一个“歧义消除机制”起作用，而是除此之外还担负着使组织的某些方面大大突出、同时使其他方面在认知和经验上进一步退居次位的任务。这样一来，原来显得颇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变得有秩序了，从而大大推动了组织成员的意义形成过程。前面讨论的“独特性矛盾”显示了故事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复杂而具有潜在矛盾的组织问题可以通过相对而言较为直接的、同时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故事体的“模板”得到解决，通过这类“模板”组织成员从而得以建立他们的知觉。
尽管隐喻和故事都具有这一简化的特征，但同时它们也具有把组织意义体系转化为客观结构的功能。例如，组织等级体系的概念是一个广为接受的关于组织的“已知的事实”，尽管它是一个不一定成为组织结构内在部分的社会构成。但是，这类构成的客观的、被当然接受的性质是由组织中谈话的结构方式所形成和强化的。因此，诸如“组织是军队”的隐喻包含着强烈的“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知觉倾向，其关键点是使得等级体系的概念具体化，使人们对把它视为组织形成过程的区别性特点预先有所认识。在这一看法形成后，等级体系成了一个具体的结构并独立于那些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们而存在。这样一种对人的结构构成的认识必然限制了组织变化的范围。
建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观点
本书中采纳的观点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以意义为中心的解释观。这种观点是组织文化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尽管它有多种形式），它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仍将居于中心地位。下面，我想对这一以意义为中心的观点在本书后面的理论探讨中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作一解释。
组织的解释理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往往倾向于以描述为主，缺少一种批评的成分。解释理论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个人们形成和保持社会现实的共享意义的方式。换言之，为什么一个组织的（做法）对在其中工作的人们是有意义的？从这一中心问题出发就引出了其他问题，如组织文化变异的程度，对文化应如何开展研究，研究人员对文化进行干预的道德问题，等等。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但应把它们放在或许可被叫做组织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进行观察分析。
深层结构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对组织中的符号体系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的方法。基本说来，“深层结构”指的是一个社会集体的基本的理性体系；它是组织的一部分，向人们提供了什么是合适的和不合适的组织行为的意识。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框定组织成员的知觉的实用逻辑。康拉德（1983，187页）把深层结构和权力联系起来，他提出“权力的深层结构是界定和稳固一个社会或组织的界线。它们是与权力相关的组织现实。如果没有它们，那就只有个人的集合体，而不是其成员以稳定的、可预测的、并以同步方式行动的社会集体”。
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深层结构并不是一个可容易识别的组织现象，而是在组织的两个层次间的一种关系。图1显示了这一关系。表层代表的是组织成员的日常活动；正是在这一层次，组织的意义结构以故事、笑话、仪式、行动等方式显示自己。组织的基础结构由组织中的各种权力旨趣、组织运用的技术体系、经济资源的供应和充足程度，以及组织内劳资关系结构等所构成。
表层结构
符号／行动／欲求，等等
转换规则
思想意识
基础结构
群体旨趣，技术，经济条件
图1 表层结构和基础结构之间的思想意识调解
在这一情境中，深层结构的概念在两个层次之间起着调解的功能——它提供了通过其自身在组织旨趣、技术等等之间形成一致关系的手段和这一结构用符号表示的方式。前面介绍的迪斯尼乐园话语这一隐喻结构的例子就显示了这一点。戏剧和家庭隐喻的使用发挥了表达组织的思想意识／理性方式和同时充作使得思想意识得以构成和框定的手段的双重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理性的继续不断的保持和再现使得组织的权力旨趣和组织被谈论的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相称性”——家庭隐喻有助于维持一种家长式的权力结构（沃尔特作为一家之长），而戏剧隐喻则显示了雇员在保持由迪斯尼乐园所创造的幻觉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这一幻觉是公司的成功和利润产生的基础）。
总结和结论
本章讨论了组织文化问题，并就组织形成的意义为中心的理论对组织建构现象的分析方法作了介绍。我们提出，一个关于传播和组织形成的关系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必须超越把传播、信息和组织视为概念上互相分离的观点。相反地，传播必须被视为组织结构和现实由此而得以产生和再现的手段。换言之，组织是通过在传播中产生的意义的表达而建立的。
我们还进一步指出，符号传播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组织中的权力结构进行调节的。权力旨趣框定了组织构建现实的方式；传播的功能既是构建这一现实，又是再现现存的组织权力结构。在这一意义上，传播和发展中的组织权力旨趣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关系。
本书后面各章将对组织文化概念作详细探讨，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对文化的表层特点的描述上，而是试图对作为符号和思想意识的传播和权力旨趣结构形成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深度的解释。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种组织观点，它既和组织文化理论紧密相连（其重点在作出解释分析），但又开拓其视野范围，承认思想意识和权力对组织现实的产生的广泛影响。这一观点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思想的批评理论；诸如尤金·哈贝马斯、路易斯·阿尔都塞、斯图尔特·霍尔和安东尼·吉登斯等理论家们的研究将在以后各章的理论探讨中广泛涉及。
我在第二章要讨论的是旨趣的概念。我将主要依据哈贝马斯的研究，提出一种作为知识的社会基础的观点。即是说，行为者形成社会现实意识的程度完全是由人的旨趣结构所决定的。这一关系，以及它对组织文化理论的意义，将在第二章中详加探讨。
第二章 人的旨趣，知识形成和组织文化
传播是社会形成、转变和合法化的基础。这一章将根据哈贝马斯的著述探讨这一观点对组织文化的意义。哈贝马斯的研究项目虽然很复杂和散乱，但近年来对传播学者来说已较为熟悉了（Burleson和KIine，1979）。他的哲学立场以传播理论为基础，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应用于组织意义形成问题。第一，他指出，知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而是来自构成知识的旨趣——技术、实践和解放旨趣——其中每一个都框定着日常知识和以不同方式由社会探求产生的知识。第二，他的旨趣理论是作为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的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例如，他认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理性知识的强调通过把一切知识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而否定了社会行为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其结果是形成对“专家”的崇拜。第三，他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学说是在交际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表达了解放旨趣（Habermas，1970b
1979）。交际能力使得个人通过自我反思实现从客观化的政治条件下得到解放的能力。这样的反思可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预测到（Habermas，1970a，b，1972，1975，1979）。它提供了真理声言（有效性）推理产生的语境。最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被称为“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通过他的旨趣理论使得他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过程进行检查分析，并且提出，普遍化的旨趣受制于利己的需要。其结果是一个政治上冷漠的社会，它通过统治而产生虚假的一致意见和合法性。
所有这些观点在哈贝马斯建立的社会批判理论中都很重要，而且都能应用于组织文化，因为后者既是社会结构的微观世界又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起作用。和第一章讨论的一些著述相反，哈贝马斯的研究使得我们通过权力旨趣，依照社会知识的调解来审视组织文化。因此我将对哈贝马斯的研究项目做较为详细的解释，然后就他的理论在组织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中的应用作一评估，并把具体的注意力放在旨趣的体现方面。
旨趣理论
哈贝马斯的认知（知识构成）旨趣理论是在对自然的癖好倾向的接受上发展形成的，后者是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特征。就是说，人从事于对其所处环境的控制和操纵（工作），并与其他会说话和行动的主体相遇（相互作用）。这两个大体不变的存在方面与技术和实践旨趣相对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指引着社会中的知识构成。
这两种观点（技术控制和相互作用）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了深层次的旨趣，它们引导着我们的知识方向而且具有准超验的地位……对知识的技术和实践旨趣不是为了知识的客观性而必须被消除的认知的调节者；相反地，它们自身决定现实被客观化的方面，从而使得自身可以被人体验。它们是为了使具有说话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可能拥有可声称具有客观性的体验所必须的条件。（Habermas，1974，8－9页）
技术和实践旨趣分别属于经验分析和诠释学领域。每一门科学以不同的方式引导着知识。经验分析科学主要关注的是对环境的预测和技术控制。它们寻求对与客观已知的、先存在的现实相应的观察说明。因此预测和控制通过提出可以直接（或潜在地）由科学手段、即通过演绎方法检验假设的知识声言而取得。总起来说，自从19世纪后期康德提出实证主义哲学以来，这一知识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诠释论科学关注的是被视为知识形成的主要动机的理解（Verstehen）的概念。这样的知识来自经过普通语言调节的、主体间协调过的意义而获得。于是，现实在“以行动为方向的共同理解”（1972，195页）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而这由于人类共享一个语言体系而成为可能。
哈贝马斯把技术和实践旨趣解释为“准超验的”，因为它们对付的不是纯理论的推理，而是“探求过程组织的方法规则”（1972，194页）。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具有超验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它们嵌入于人类生活的实际结构中。哈贝马斯以这一方式对这两种旨趣作了对比：
这两类调查都嵌入于动作体系中。二者都由于与自然或其他人的日常交往的障碍干扰而触发。二者都试图消除怀疑并重建无疑问的行为模式。有问题的情境的出现产生于失落的期望。但是在一种情况下失望的标准是受反馈控制的、目的－理性行动的挫折，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一致意见的干扰，即在至少两个有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相互期望的不一致。相应地，探求的两个方向的意向是不同的。前者旨在用经过检验的技术规则代替在现实中已遭挫折的行为规则，而后者则试图对无法理解的、阻碍了行为期望的相互关系的生活表现作出解释。实验把对工具性行动的日常实用控制提高改进为有序的合作形式，而诠释论则是日常生活的科学形式。（1972，175页）
在《知识和人的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的任务是提供一个逻辑的“理性的重新建构”，它是技术和实践旨趣的基础，由此而显示第三个旨趣，即解放旨趣，为知识形成提供了动力。解放旨趣和其他两个旨趣的不同在于它把通过反思的批判过程结合在内。哈贝马斯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为这一观点的推出奠定基础。他指出，两人都发展了包含着批评和反射行为发展可能性的知识理论，但两人最终都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失败了。黑格尔的立场之被认为不适当是因为他陷入了一种绝对主义，根据它，人的头脑最终构成一切知识。马克思意识到了黑格尔的这一问题，声称意识通过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由物质而形成。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对黑格尔的这一批评是有缺陷的，因为马克思把劳动和相互作用混合了起来，把自我形成（意识）简化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甚至走得如此远，他把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称之为自然法则。换言之，马克思提倡的是一种“人的自然科学”，它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作出预测。
如哈贝马斯（1972）所提出的，这种立场的实证主义倾向使得“作为调查社会主体自我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批判观点的反思成分”（46页）不可能实现。马克思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的未能把握为实证主义者占据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搭建了舞台，在这里理智只是和科学的理性相等。
因此，哈贝马斯意识到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加以修改的必要，他的做法是拉开批判理论与哲学（黑格尔）或科学（马克思）的距离：
由于对其自身起源的反思，批判理论应该与科学和哲学区分开来。因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