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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我所提出的把组织文化视为文化“变形”的潜在场合的概念。组织并不是稳定的、充分结合的结构。相反地，组织是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一个组织在它能够产生、维持和再现那些维持某群体的需要的组织实践活动时，它就在为该群体的利益服务。该过程的一部分包括以支持现存的统治关系的方式建立组织的意识形成，使得局部的利益成为全局利益。在这方面，组织的意识形态，如在推论行为中所显示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组织成员提出质问，提供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意识。由于意识的意义形成在个人的主观性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它们变得自然化了，被想当然接受；即是说，它们成了组织形成过程内在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组织文化理论的提倡者通过不加批判地采用“文化”作为组织研究的新代名词而帮助了这一过程。把“意识形成”作为组织形成的主导模式接受把文化具体化为一个组织的已知事实。对社会行为者作出主体间有意义的行为的方式进行检验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此必须由对歪曲该过程的因素的概念化来以资证明。文化产生共享的价值观和社区意识，但也产生压抑和异化。对前者已有很多著述探讨，后者却相反，本书研究的方向即在这一领域。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对由人际传播所揭示的统治结构进行解构。这一研究是以概念探讨为主的，没有应用于对实际具体的统治条件的分析。因此这一项目的下一步必须包括对这里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检验。这最后一章对此项目指出了大致的发展方向，当然考虑到此研究受情境制约的性质，这些方向必然是较为一般的。
最后，这一研究的合理性在于传播伦理的实际体现，这包括对无强制性的话语这一难以实现的理想的不懈追求。社区生活的质量是以这一道德规则的实践而定的。或许比上述一切更重要的是，传播理论的学者有责任保证公开“继续进行这一谈话”的条件不受到侵蚀。著者在写作本书时是把这一伦理准则铭记在心的。
译后记
丹尼斯·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一书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补充、扩展而成的，1988年被收入李·塞耶（Lee
Thayee）主编的“人·传播·组织”丛书出版。该书出版后即广受好评，尤其在传播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是一个实践很强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范围较为狭窄的题目，但是我们在本书中看到，姆贝在不算很长的篇幅内，对该专题进行了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探讨，提出了极为令人深思的问题。姆贝利用他每年在当代语言学、语言哲学、传播学等诸学种方面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从意义、解释、话语、组织文化、旨趣理论、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和旨趣、组织文化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组织符号体系、传播和意义、话语和统治等关系及其定义的分析入手，并通过对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瑟尔伯恩和吉登斯的理论的介绍、评述和批评，深刻阐述了传播理论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的巨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姆贝并没有就上述方面向我们提供现成的完整答案，但他向我们提示了思考和研究的方向，传播学研究能够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传播学研究和相关学科研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等。我们相信有兴趣的读者、从事该领域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会从本书得到不少启发。
本书由于理论性比较强、许多概念较为抽象，给译者的翻译带来了不少困难。有的术语在英语中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的，但在汉语中却暂且只能用同一词语来表示；也有时候英语中的一个术语，汉语中却需要用几种方式来表示。好在读者大多对这些领域的用语不会太陌生，相信本书译文不至于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当然，我们欢迎读者的建议和批评，以便再版时改正。
本书翻译的分工如下：前言、第一章、第二章：陈德民；第三章、第四章：陶庆；第五章、第六章：薛梅、陈德民；第七章：陈德民。全书由陈德民统校。
译者
于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
1999．12．18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