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本章最后一节，我想对上面讨论的认识论问题中出现的某些方法论上的含义作出解释。显然，研究者作为中立观察者的角色是不适当的。相比之下，我希望提出一种明确带有价值观的、而不是不含价值观的方法论观点。
激进的方法论
克利福得·格尔茨用以下论述深刻描绘了从功能主义到社会科学中的解释理论的转移：
从试图把社会现象编织到巨大的因果关系结构中去以进行解释的做法，转向将这些社会现象置于意识的局部框架中进行解释，这样也就是把一组图示的困难代之以一组大部分未经图示的困难。不偏不倚、概括性和经验基础，一如逻辑力量，是任何名副其实的科学的标记。那些持决定论的人通过假定描写和评价之间有根本区别并把他们自己局限到描写观点一边去的做法来追求那些难以捉摸的事物，而那些持解释论者则否认描写和评价的区别是根本性的，或者他们发现自己多少有点脚踩两头，被禁止采用如此机敏的策略。（1983，6页）
如果认为功能主义者和社会科学中的解释论采用截然相反的探求方式，那就错了；的确，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很多技巧对两种理论体系都适用——如不确定的采访，调查问卷，等等。但是，正如格尔茨指出的，这正是差异很大的理论范式所追求的目标。与功能主义者相比，以诠释学为依据的研究者对“从社会行为者的角度”来建立社会世界的图景更感兴趣。他们致力于格尔茨（1973）所说的“浓笔描写”中，即对某一特定社会语境进行原位描写，试图对行为主体人怎样着手对理解他们的世界作深刻了解。这与功能主义者研究中的“单薄描写”形成对照，后者的目标在于对人的行为做可概括和可预测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讲，行为者作出某种行为的理由远不如这种行为出现于某一可测量的环境中的事实重要。
因此，要这样的个人说出他或她的行动的理由，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为这些行动提供理由说明是研究人员的工作。吉登斯（1979，71页）已把这一方法论的立场叫做“对外行行为者的贬低”，并提出此方法论有更广泛的政治涵义：
如果行为者们被当作文化愚人或只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运载工具”，并认为他们对周围的环境或自己行动的情况不具有有价值的理解，那么这种方式立即显示出这样的推测：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任何可能开创的政治规划中都可以被忽略。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尽管拥有权势者或担任他们的助理的专家无疑会把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归之于他们的无社交能力。（1979，71－72页）
下面将讨论在研究的环境中，对社会行为者的更激进、更具参与性的概念的政治影响。首先，如格尔茨所述，有必要指出，个体的“获得对概念化世界的接近”不应该等同于试图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的努力。这种解释论研究的观点使得“反复无常的实地调查者对周围的异常环境作出的出色的自我调整、移情、机智、耐心和世界主义的活生生的奇迹的神话”永远存在下去（格尔茨，1983，56页）。如迪达默尔（1975）所说，研究者的作用不在于再现个人的智力结构，而在于使他们表达出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方式。因而解释论研究者的问题在于避免功能主义研究中体现的客观化倾向，而同时避免用“从社会行为者的立场”开始谈论看到的事物时的相对主义陷阱。尽管这样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限于人类学范围内，但是这个问题在任何研究者是“外行”的情境中都会发生，在组织研究中就往往如此。要避免的诱惑是这样一种提法：对社会行为者理解他或她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方式的惟一适当的描述，只能通过利用在该环境中自然使用的语言和概念来获得（如Winch，1958）。
格尔茨（1983，57－70页）提出，问题是如何在“近体验”和“远体验”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近体验”概念是那些被自然地用来描写他或她的环境的信息提供者使用的概念。而“远体验”概念是那些研究者用来描述他或她的信息提供者的描述时使用的概念。研究者因此而面临的问题是：
人们在各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展开（这两类概念）以作出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解释，这一解释既不局限于他们的智力范围内，如女巫写的巫术的人种史论那样，也没有系统地漠视他们的存在的区别性色调，如几何学家所写的巫术的人种史论那样。（Geertz，1983，57页）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格尔茨面临的任务是提供对外来文化的描述，这类描述对自己和外来文化者中对“他们做什么”的理解都采取公正的态度。如他所述，“麻烦在于了解他们是怎样认识自己的”（1983，58页）。但是根据本书采用的视角，研究者的作用方面则更有问题。我已提到，组织可以被看作既是文化形成的场所，又是文化变形的场所。在前一意义上，组织成员从事的组织实践带有公共的“组织形成的”含义；意义形成是通过共同实现的理解过程而产生的，并反映了旨趣的多重性。至于文化变形，意义理解被某一特定组织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所曲解，这种霸权决定了组织成员看待组织现实的方式。这一意识形态反映了组织中最强大的既得利益的世界观。
从这一情境来看，组织研究者的作用在于揭露和批判某一组织意识形态在组织中产生和再现相应的权力结构的过程。从理想的角度说，这种研究所得的结果之一就是提出反抗或重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组织现实。这另一种现实不是由研究者造成并强加于组织成员，而是通过研究者和组织成员间的辨证关系而产生的。
如果有人把组织意识形态的概念置于格尔茨的术语中，那么人们可以说“近体验”的概念就是指组织成员在理解他们的环境时“自然地”利用的那些推论实践。即是说，推论实践在支配意识形态的范围内框定组织成员的主观性。如格尔茨所指出的，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使用他们的人真正作为概念来认识，而是在自发和不自觉的情况下被使用——它们被它们所描述的现实无法摆脱地连结在一起。
相比之下，“远体验”的概念就可以被视为远在组织成员所生活的世界之外。这些概念以提供不同解释框架的方式来表达组织现实，组织成员通过这一解释框架来理解他们的组织。因此与格尔茨不同，我不把“远体验”的概念简单地当作是一种二级描写，而当作是对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形成和再现的、被不加批判接受的现实进行解构的一种方式。例如，在前一章中，我展示了组织语言的叙事结构能够怎样使组织成员预先以某种方式来理解他们的组织（近体验概念）。尽管其他的叙述结构仍会利用组织成员的自然语言，但是它们能够提供构建组织结构和实践（远体验概念）的反直觉方式，或者会使得先前在意识层次较低水平上体验的组织形成过程变得清晰明确。前一章记述的在大学工作的秘书的经历可作为后者的一个好例子，在该例中，那种被质询为非人的体验就是通过叙述方式得以明确的。理想的情形是，其他组织成员会把自己在日常的组织形成过程中的经历结合到这样的故事中去，进而使处于支配和从属地位的人们都能敏感地意识到某些社会实践所具有的潜在的压抑性质。
因此，有可能用非功能主义的研究观点区别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问题。由解释范式给出定义的第一种观点侧重于提供对社会行为者的理解进程的充分描述。这里，重点放在对个人自己对他或她所生活的世界的描述。另一种观点——也是我希望更充分地发展的观点——则采用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这里，重点并不仅仅放在为个人的意义理解的实践提供深入的观察分析上，而且还放在发掘部分地决定这些实践的深层权力关系结构上。此外，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方法为社会行为者自己提供了批判和改变组织现存的意义结构的手段。
体现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区别的方式之一是，解释论寻求对组织实践（practice）的洞察分析，而更具批判性的观点则力求形成组织的实际（praxis）。海德布兰德（Heydebrand）对实践和实际的区分如下：
当以目标为方向的解决问题的活动被制度化并成为习惯时，可以称之为组织实践。相比之下，组织的实际不仅指对环境的技术性转换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且还指对集体行为者的有意识的自我转换。这要求对行为者、社会结构和历史之间的动机和随意的联系有高水平的理解和洞察。因此组织形成活动、合作、未被曲解的传播及不受支配的相互作用是组织实际这一概念的中心。（1983，306页）
海德布兰德把技术的，实际的和转换的（解放的）因素结合到实际的概念中的做法显然主要来自哈贝马斯的旨趣理论。但是实际的概念为评价以转换改造能力运作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支撑点。
两种探求摸式
行动研究和参与研究是两种探求模式，二者都明确地把社会变革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这两种探求模式都是将社会行为者视为计划和完成这种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社会变革”的定义方式不同，或者换一种方式说，他们对个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定义各有不同。下面将对这两种探求模式进行探讨。
拉波波特（Rapoport，1970，499页）提出的行动研究的定义得到最普遍的引用，他的定义是：“行动研究旨在促进对直接面临问题情形的人们的实际关注，及有助于通过在互相接受的伦理框架下的共同协作达到社会科学的目标。”一般的行为研究发生在组织中，在其中，一个具体的结构性或与任务相关的问题已得到确定。行动研究者的目的在于向组织成员们提供参与问题解决行为所必需的能力。萨斯曼（Susmsn）和埃弗雷德（1978）在对行动研究的一次回顾中极力把它与实证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缺点相对照。传统的研究方法旨在产生像法律条文一样的概括，作出预测，把研究者与他或她正在观察的事物分开，而行动研究
旨在发展组织成员的行动能力，因此行动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赋予能力”的科学。行动研究所发展的典型技能是有关人际间关系和问题定义的技能。在解释和批判过程中，在建立解决问题的程序当中，通过在意外的不确定的情况下的行动，通过从错误中学习，通过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新的有效的构思等，人的能力得到了发展。组织中的人们需要这样的技能，而通常实证科学在提供这些技能方面所做的贡献则微乎其微。（1978，599页）
因此，行动研究方法所生成的知识对研究的情境是极具偶然性的。每个情境从其形成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方案而言都是独特的。例如，帕斯摩尔（Pasmore）和弗里德兰德（Friedlander，1982）运用行动研究的程序来解决组织中经常发生且又不断增长的雇员工伤问题。虽然找出问题起因的传统方法已经失败了，但是有些技术实施，如包括雇员、面谈、举行反馈会议等等在内的集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明显降低了事故的发生率。该问题的解决极大地依靠了雇员们自己对组织的了解，这比问题的解决本身更有意义。不仅数据是雇员们收集的，连在组织中进行变革的建议也是他们提出的。帕斯摩尔和弗里德兰德（1982，361页）由此得出结论：“只要给予雇员们以责任，他们就有能力做到：（1）为组织的最佳利益而行动；（2）帮助指导科学调查过程；（3）对严重的组织问题的解决推荐有效的行动步骤。”
因此，行动研究批评了传统社会科学程格中的保守主义，而强调了“有用的知识”的重要性，所谓“有用的知识”就是将会对社会制度有立竿见影的影响的知识（Gustavsen，1979）。但这里使用的“变革”的概念是定义于一个已经确定的参考框架中的。例如，在帕斯摩尔和弗里德兰德的研究中，组织问题已被管理部门事先定义为“头疼”问题。这样，研究者们受资方邀请在这一情境下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因此这一研究的成功结论大大依赖了组织中现存的权力关系的合法的接受性。行动研究者们在他们的研究中趋向于强调意见一致和合作，因为提出在组织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就会危及到研究的完成。就帕斯摩尔和弗里德兰德来说，管理风格或许对“头疼”问题负部分责任的提法遭到了管理群体的敌视（1982，350页）。
布朗和坦登（Tandon，1983，290页）指出，行动研究在“资源的分配和权威被认为是合法接受时最有可能成功，这时有关各方认为研究者是可信的，那时，对把解决问题和研究相结合的做法给予褒奖”。换言之，行动研究趋向于支持现状的结构，把问题的解决集中在一个个人的、人际的和群体的层次上。因此，行动研究的特点不是从结构层次上（即权力关系和伴随他们的意识形态）考虑组织形成。某一特定的权力关系体系被组织成员认为合法，这并不意味着该统治机构就不运转了。我们记得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用普遍的方式表示局部利益。行动研究不能处理的情况是：当此种情形出现，即该研究接受了代表组织的统治旨趣的群体所提供的对情况的定义。
除行动研究外，还有一种参与研究（Brown和Kaplan，1981；Gaventa和Horton，1981；Hall，1981；Vio
Grossi， 1981）。如上所述，这种研究的实施高度依赖社会行为者的积极参与，并且把激进的社会变革视为首要功能。与行动研究不同的是，参与研究抵制现状并寻求对现有的权力关系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研究是解放性的。布朗和坦登（1983，291页）指出，当“权力和资源的分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当附属群体已意识到、并被动员起来要对他们的境况施加影响时，并且当研究者们在意识形态上表示要进行社会变革时”，可以采纳参与研究战略。参与研究者对在一个预先限定的情境中解决问题的做法并不感兴趣，相反地，他们更注意对情境本身进行重新限定，并提供先前受压抑的旨趣在社会环境的结构形成中得到表达和考虑的手段。
霍尔（1981，7页）把参与研究定义为“结合了社会调查，教育工作和行动的一体化活动”。他对此研究的特点总结如下：
．问题起源于社区或工作场所本身。
．最终目标是……根本性的结构转换及改善参与者的生活。收益者为工人或有关人们。
．参与研究是使工作场所或社区的人们在整个研究过程的控制下参与其中。
．重点……在于对受剥削和压迫的群体、移民、体力劳动者、土著人和妇女进行范围广泛的研究。
．主要……作用是加强人们对自我能力和财力的意识及对发动和组织活动进行支持的意识。
．“研究者”这一术语除了指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之外，也指社区或工作单位的人员。
．（外界的研究者）是指在导致积极参与而不是旁观态度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和学习者。（1981，7－8页）
参与性研究又一次作为对传统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向的矫正，其趋势是对现状的肯定。这样，参与性研究中权力的主要作用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
依据参与性研究极大地依赖个体的积极作用这一点而断定社区／组织成员拥有某一社会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