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叙述置于人际之间的关系的情境中，这样就有效地掩饰了沃森在公司的职位这一物质现实，而职位的影响仅仅是把这两个角色在公司等级制度上分开的巨大分界线。在这一意义上，故事的作用取决于有根本差异的要素之间的紧张状态；故事告诉我们，在（谈到）遵守规章时，在公司中的等级地位就算不了什么了（制定规章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但同时听者／读者又必须视沃森为博得众人尊敬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
故事或许通过具体化过程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仅凭其叙述结构，故事的形式得到无限制的复述。正如马丁和鲍尔斯（1983）指出的，组织故事比含有同样信息的一组统计数字更易于记住。当然，故事出现于所有文化背景中，其目的之一在于呈现给听者一个代表故事所处文化的某些方面并赋予其生命的“生活片段”。通过不断进行的复述活动，故事中的事件被文化成员视为当然而接受。即使故事是编造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被弄模糊了，因为当故事被复述了相当的次数时，叙述的事件就变成“真的”一样了。
当然，故事的作用至少部分取决于其讲述质量，就此例而言，无法知道故事在组织语境中可能是怎样被叙述的。无疑其基本结构是固定不变的，尽管每次重述的细节描述会有所不同。但是，在所给例子中有足够的细节显示了操作的具体化的过程。首先，故事对两个主要人物进行描写的方式存在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几乎未谈到沃森本人，除了述及他“和往常一样，在身穿白衬衫的随从们的簇拥下”。相比之下，对伯格的描写就很详尽。“她是一个22岁的新娘，体重90磅，丈夫被派驻海外工作。”我们被告之，她穿着一件对她来说过于肥大的制服，而且在面对沃森时非常紧张。
对伯格的相对详尽的描写强调了她与沃森之间的地位差别。在这一情境中，故事着重于传统的性别作用的地位差别。例如：伯格不仅仅是一位妇女，而且是位“新娘”，这暗示了传统的主妇角色以及强烈的天真感；她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处于一个自己并不适合的位置。不合身的制服巩固和增强了这种意识，这一点也暗示了她与她要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不协调。因此，“新娘”一词揭示了人物的单纯和依赖性，这与“真实的”公司世界的犬儒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她的体重意味着她缺乏身材优势，这一点至少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是与缺少权威联系在一起的。这再次显示了两个角色在地位上的差异。
对沃森的具体描写的省略加强了他作为一个神秘人物的地位。用来描写他的陪同人员的“随从”一词是用来称呼伴随皇室成员的人士的正式用语。另外，沃森在故事中始终未开口讲话。曾有一刻甚至有人替他讲（“你不知道他是谁吗？”）。即使是在他可能要说话的那一刻，他也只是扬扬手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所有这些细节，虽然并不是故事表面的主题中心所在，但却构成了对沃森和伯格两个人物的鲜明对照。听者／读者获得的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组织成员的写照，而是具有英雄品质的人物。因此，故事通过展示沃森对组织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把他的英雄形象具体化了。
另外，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故事把组织的规则系统本身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组织规则是人为建立的规范系统，目的是向成员提供一套有关组织的“语法”，组织行为即建立在这一语法框架和情境中。这些规则为组织的结构形成指明了方向，并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起到促进和限制的作用。相比之下，IBM公司的故事否认组织规则中固有的人为因素，剥夺了规则的促进和限制的功能。露西·伯格对规则的一心一意的服从并未反映出多少拔高意义上的对公司的忠诚，反映的只是对规则的执行是因为规则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故事显示了规则本身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独立于它们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位于这一情境中的规则体系和组织形成过程被分为两块，双方存在于一种几乎是对立的关系中。在大型行政管理机构工作的人们经常经历这种对立状态。这种强烈的情感常常表现为：行政管理机构不遗余力地通过精心制定、令人难解的规则体系（无处不在的一式三份的格式就证明了这一点）使自己得以长久存在，并且不断地与组织公开声称的目标的实现相抵制。这种具体化过程的结果是，组织的活动“具备了一事物的特点，并因而获得一种‘虚幻客观性’，一种似乎具有严格的理性和无所不包的自治权以掩饰其基本特点的任何痕迹：即人们之间的关系”（Lukacs，1971，83页）。
最终，叙述通过为组织成员们提供“智力和道德上的领导”的例子来执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功能。正如葛兰西（1971）所指出的，当由统治精英所提出的世界观点得到从属群体的积极接受和追求时，统治的过程进行得最有成效，在IBM故事的例子中，我们有突出的例子表明组织规则得到下属成员严格强化的情况。这些规则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地执行的，就这一点来说，故事愈发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情境中，故事传递了IBM组织结构的合法性和合宜性。这表明了雇员们要时刻准备着竭尽全力保护该结构，即使是冒着激怒上司的危险。因此，对制度的信奉承诺就被肯定并等同于制度的合法性。
因此，上述分析提供了对IBM故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解释，说明故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可以用来叙述以再现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统治意义形成的方式。解释提供了以表达叙述和意义为一方和以统治关系为另一方之间的联系的尝试。
当然，对单独一个故事进行的分析存在严格限制，这里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对这一特定故事的分析是独立于故事被叙述时所处的社会情境而进行的。因此，我们无法把此故事置于其他故事的情境中，或把它置于与其同时出现或同在的其他形式的话语中。另外，没有人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单个故事代表了意义形成的总体和存在于某一特定组织内的统治关系。任何文化形成都会产生一种实践体系，这种体系非常复杂，远远不能用两种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直截了当的对立来解释。推论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错综复杂的，无法通过对单一的组织故事的分析而予以解开——无论这一分析是多么细致全面。霍尔用下面这段话表明了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意识形态不通过单一的概念起作用；它们在一系列推论链环上，以成簇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在推论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当你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场中，随意挑出处于任何结节的表述或概念，你马上会激发起整整一串涵义的联想。意识形态上的表述互相蕴涵，互相呼应。因此，在任何社会形成中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体系或逻辑。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对任何发达社会中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形成问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种不充分的解释。（1985，104页）
因此，对组织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的完全、充分的分析必须研究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推论实践，每种实践代表一种不同的逻辑体系或推理模式。这些话语并不存在于互相排斥的相互关系中，而是互相连锁，互相重叠交叉，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且经常是不协调的组织意义结构。例如，组织成员很有可能同时隶属于一个以上的利益群体。一位公司女董事可能被当作一位高级管理人员，但同时她或许会经历公司结构中与男性统治的方面联系起来的性别歧视。就推论实践来说，她或许既被称呼为“女性”（包含了在男性统治的制度中与该词相关联的所有涵义）又被称呼为作为公司精英中一员的“董事”。这一称呼过程将她置于一个复杂而模糊的意义“网”中，在其中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经历和理解组织过程。这种模糊性是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本质特征，因为它给予那些群体最多的权力，以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模糊性。
总结和结论
本章在一定程度上对意识形态与话语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我提出了这一观点，即组织的推论实践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形成和再现组织的意义中起到中心作用。但是在政治上话语并非是中立的，而是组织中某一权力结构得以形成、维护和再现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情境中，意识形态具有推论性质。话语既证明又具体例示了组织的意识形态，它向人们提供了将他们自己置于组织中的手段。
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包含对话语的结构与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分析。具体地说，叙述被作为建立这种关系的表意系统来加以研究。意识形态的表达大部分采用叙述形式。故事是建立和维护组织的基本推理模式的非常有力的手段，它提供了一个看待组织的相对完整的、稳定的排除细节研究的视角。在这一意义上，叙述具有超越其他话语方式的合法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威，使其被排除在推论效度测试正常的严密精确要求之外。通过叙述手段，组织成员参与了组织的持续的结构形成过程，为再现某种支配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一章提供的分析大部分在性质上以概念为主，几乎未研究具体存在的推论实践和支配关系。IBM故事的单一分析旨在为研究提供理论指导而不是对某一数据等进行全面的分析。要将这种理论模型慎重地应用到某一具体的组织故事中，有待于另一项研究的开展。这里，我的主要意图在于解析概念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可以通过用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意义和统治体系关系的观点加强目前关于组织符号体系的理论而取得。我相信，其结果是关于组织现实的符号建构的更强有力的理论模式。
下一章探索围绕前几章中建立的理论模式而出现的一些认识论的问题。有人提出传统的、“知识即真理”的概念不足以提供构建和评价社会理论和研究的手段。这里所需要的是对“得体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定位。
第六章 意识形态、认识论和真理
在前五章我们提出了组织文化理论，该理论对现存的文化和组织形成概念进行了重新构建。本章就这一观点对社会理论中知识的地位的含义进行探讨。意识形态和统治问题提出了有关什么是恰当的和有效的真理概念的具有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因此，我想把由组织文化概念而引发的认识论问题作为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意义形成来研究。在这一背景中，我将吸收一些当代的知识理论并考察他们在重构知识生成与研究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理由是什么？研究者对他或她所研究的社会行为者有何种责任？此外，我还要提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的方法论上的考虑。
传统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把知识看做大部分是有定论的；从这一观点出发，真理虽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它只不过是依适当的观察语言的发展而定的。在这一情境中，哲学起到“纯理性的法庭”的作用，它根据知识声言与现实的一致性来判断知识声言的适合性，这一认识论基础的提供不仅使知识理论受到严密的检验，而且还将提供对相互竞争的理论的公度进行检验的手段；即它们对世界作出的声言的相似程度。这样，理论建设成为一个连续的、未受阻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普遍有效的真理声言为新的、且更具不确定性的人类行为理论打下基础。
尽管这一使人文科学努力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客观有效”的做法近年来受到诸多批评，但它在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仍具很大影响。对可概括性、复制、预测和控制的研究反映了一种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建立人类的“本质”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Rorty，1979）。这种观点被看做在本质上是无价值观倾向的，这体现在研究者对世界作出的纯本体论的陈述的声言，以求得通过严格的检验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
人文科学的解释论或诠释论喜欢谈论“理解”而不是“解释”，它们对实证主义坚持一个客观的、从认识论上可得到验证的世界的可能性进行批评。此外，后基要主义者的知识理论通常对作为谈论关于社会世界的任何有意义的事物的主要因素的社会行为者而表示关注。
这样，从解释的观点看，实证主义在研究者、社会行为者和知识形成的关系的概念上有两个主要方面是不正确的。第一，社会行为者被认为对他们所处的世界没有任何有趣味的或有价值的议论。关于这一世界的知识是在他们背后构成的，而且主要来自研究者的视角。第二，对方法（程序上的升华）的过分关注导致这样的情况：研究者往往成了某种科学技术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研究者自己的见识，连同研究对象本身的本体论知识都主要由所采用的假设的概念和方法所决定。因此，知识声言通过在实际研究之前所获得的（使用“正确”的方法和应用“恰当”的概念）一致意见而得到验证。这与更为倾向于诠释学的观点形成对照，在诠释学中，概念的形成出现于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建立的辩证关系的调查过程中。
上述内容尽管有些简短和过于简化，但却阐述了体现社会科学研究特征的基本的二分法。一方面，解释论者指责其对手实证主义者是极端的“客观主义者”，而且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毫不敏感。另一方面，实证主义者则指出，解释论者由于对从经验上可验证的、可概括的真理声言缺乏兴趣而有落入相对主义和唯我论的危险。当然，视这种二分法为绝对的看法将是错误的；要识别出完全适合伯勒尔和摩尔根（1979）的四种社会学范式之一的任何理论观点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正是在这一争论的背景下，人们才必须对在这里建立的组织文化理论的认识论的含义作出评价。虽然我已提出组织现实是在社会中建立的，但我也表明了这一现实建构不能脱离组成一个组织的物质环境的深层权力结构关系。正如詹姆逊（1981）指出的，机构实践的物质基础设施传递着某种由组织成员解释或赋予意义的这类机构的“文本”（故事、神话等）。因此，一种可接受的理论框架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命题和观察到的现实之间的“适合”的充分性，或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建构他们自己的现实的能力。相反地，人们必须在权利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情境中形成这种思考。将这些问题结合到知识生成的过程中就使得理论的形成与以组织机构为方向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更趋一致。
知识理论
关于是什么构成了知识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最近的著作（Bernstein，1983；Gadamer，1975；Kuhn，1970；Rorty，1979，1982；Winch
1958）在继19世纪末期出现的实证主义的统治之后使过去被忽略的问题重新引起关注。
例如，库恩（Kuhn，1970）的关于科学范式的性质的论文探索了范式手段与演绎、验证、确认等的要求几乎无关的观念。像这样，“在理论选择上没有中立的规则算法，没有系统的决策程序，后者在经适当运用时必定会导致群体中每一位个体作出同样的决定”（1970，200页）。在库恩看来，某些科学理论不会因为与其他理论相比与客观现实更趋一致而居主导地位。相反地，出现了一种非暴力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