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种结合与删略的过程，妇女在组织中的受支配地位的形成和再现得以实现。组织中的妇女以下述方式受到质询，此种方式对妇女身份进行识别的同时又隐去其身份。因此，她们被识别为秘书、办事员、家庭主妇、性欲对象等，而同时使她们作为决策者、理性思想家、经理等的角色视而不见。如迈斯纳（Meissner，1986，53页）所指出的，正是这种不断的忽略再现了组织中男子对妇女的支配，至少可见性是具备影响力的条件。从实际意义上说，妇女在组织中所有的主要的可见性形式是性欲对象，而妇女的能力问题则退居次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支配关系中的显然的裂痕和反常现象通过重新解释和重新并入支配的意义体系而不断地得到修复。例如，芬达（Finder，1987）叙述了他曾怎样在一家大银行做秘书以便获得稳定的收入来维持他当作家的生活。他的故事清楚地记录了其同事怎样难以接受他“只是个秘书”这一现实：
一位经理从另一层楼来到我的桌旁说：“这儿的姑娘请假了？”他以为我是个临时来顶替秘书工作的实习经理。我告诉他：“不，我是新来的秘书。”但他只是笑笑，以为我一定是在开玩笑。
同一楼层的另几位秘书显然也持不相信的态度。一天，在工间休息时，一位年纪较大些的妇女问我：“你做什么工作？”“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个秘书。”她笑了，“你是学生吗？”“不，实际上我已毕业了。”
“哦，”她说，“这活儿对你来说太枯燥了。”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亲爱的，我没办法才做这工作。而你就不一定了。你将进入管理层。男人可不是当秘书的。”
这个故事是即使在面临对已被公众接受的社会现实结构的明显挑战的情况下，支配的意识形态形成和再现的极好的例子。在此例中，当权者（经理）和那些相对无权势者（其他秘书）都在竭力使异常行为适应于支配的意识形态框架。当然，对经理来说最理想的是拒绝承认男性秘书的合法性，因为男性秘书的出现削弱了男性对公司世界的支配地位，而事实上，其他秘书也有类似的反应，这表明了从属群体接受和积极支持统治的权力结构的程度。可以想象，在芬达离开银行很久以后，“男秘书”的故事仍在这一组织中被一再得到转述，这起到了不断地重申和再现在公司的坏境中维护男女差别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和物质结构的作用。
因此，叙述并非产生于一个社会经济的真空里，而是由一个社会体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产生的物质条件所形成并再现着这一物质条件。叙述通过明确表达一个自身内部连贯的意义和他所描绘的世界来帮助再现这些物质条件。故事对事件进行排序和强调以突出对世界的某一种解释。这些故事把序列强加于现实之上，从而模糊了这一现实为主要的群体利益所驱动的程度。因此，正是出于由男性支配的管理精英的既得利益使得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把“男秘书”的概念排除在可接受的“现实”之外。现状由此而得以维持。
因此，对叙述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解构分析就是对叙述经常表现出的知觉封闭提出挑战；此任务是为了显示叙述和经验的政治学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分析的目标不是为了突出一组不同的旨趣，而是“把生活体验从统治体系和形式中逐渐解放出来”（Deetz，1984，62页）。解构提供了对叙述的明确的政治解读，这一解读试图克服一种天真的看法，即认为故事是政治上中立的、并独立于它在其中得以阐明的社会经济结构。据此，对解构的调查点并不仅限于作为人工制造物的叙述－文本，还包括“我们藉以尝试对抗它和占用它时所用的解释”（Jameson，1981，9－10页）。由此，任何叙述总是事先得到解释，因为它处于某一个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中，并且容易受到构成该结构的既得利益的占用。正如汤普森（1984b，133页）所述，“对话语进行分析就是对一个解释形成一个解释，对一个预先已作出过解释的领域进行再解释”。
叙述结构与解释过程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意义正是出现于两者的交界处。故事对读者－听者进行质询，提出叙述和主体所经历的世界之间的“契合”。但这种契合并不完美，否则被质询的主体会完全服从于由叙述所构建的意义。正如中川（1983）指出的，故事与读者－听者间的差距变成突出的（显现的）和被隐匿的（缺席的）事件之间的紧张状态。这种差异正是对叙述的政治解读所要利用的，它寻求在已被突出的（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与读者听者的解释之间造成一种鲜明的分离。例如，吉勒特记述她作为秘书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声明她能够重新诠释她所陷入的话语的结构。她能够认识到话语是什么，即话语不仅仅是一组政治上中立的推论实践，而且是一种表义系统，它使得某些意义形成和旨趣凌驾于其他之上。
并非所有的话语都只是再现其所处的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尽管在意识形态之外没有推论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所有实践都包含在意识形态中或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所有的实践就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了”（Hall，1985，103页）。话语还具有潜在的转换性和构造性，这是因为它能够在它的解释和人们体验的世界之间形成一种裂痕。由此，话语可以同时起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形式的功能和作为一种赋予能力的手段，一种作为社会行为者藉以改变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解构的认识的工具的功能。
主体对叙述的意义的解释和占用这一过程可以与实际的叙述结构紧密连结。怀特（White，1980，10页）竟然宣称，我们已建立了“现实的概念，其中‘真实的’被等同于‘实在的’，因为这个概念可被显示出具有叙述的特点”。怀特认为，故事对表述现实的声言是与叙述结构的这一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即它能显示连贯性、充实性和“事实是、而且只能是想象的”封闭意识（1980，
27页）。叙述本着寻求将它所来自的社会体系的权威进行合法化的一种特别的道德来与我们说话。
这样，叙述凭借它所结合的道德规则这一点可以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话语。通过其自身的结构，诸多故事把我们引入关于世界本质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一个最基本的意义上，它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开端、中间和结尾（即情节），从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和得到充分表达的现实。怀特用以下方式陈述了这个论题：
历史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假定为“完美的”，一个被处置的，完结的，而又尚未解散，尚未土崩瓦解的世界。……就历史故事可以被完成，被给予叙述封闭，被显示始终有一个情节来说，它们给予了现实以理想的意味……我认为，历史故事中对封闭的要求其实是对道德意义的要求，是连续的真实事件从其重要性上被评价为一部道德剧的要素的要求。（1980，24页）
尽管怀特关注叙述在对现实的历史表述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观点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在一个组织语境中被描述的故事上。毕竟，大多数的组织故事描述了发生在组织历史中的事件，而且这种叙述有助于通过使某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伴随它的道德态度和价值观合法化并赋予它们权威来建立一种组织文化。因此，“在任何对现实的陈述中都有叙述性出现，我们可以确定，道德或道德化的推动也会出现其中”（White，1980，24页）。
叙述与道德间的联系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故事的描述力与其道德功能之间的互惠关系。一方面，故事的“道德化的推动力”得到叙述结构的鲜明强调。例如，许多有关组织的故事都强调其成员的违规行为，表达了在社团中通常拥有不同地位的两个角色之间的对抗。事件的排序——主人公身份的界定、违规、告诫、弥补行为——以把读者事先置于对故事的道德含义的解释（此解释即：组织规则必须得到服从）的方式来对故事作出强调。同时，故事的道德含义充当了给予叙述的流程以推动力的一个统一原则。故事的讲述者叙述故事和人们聆听讲述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提供了信息。相反地，故事的主要感染力在于它能够在讲述者和听众中产生一种宣泄效果。叙述结构产生了对一个特定的结局或解决方案的一种期望意识，这一现象的公开引起了听众的情感响应。
信息传递不是讲故事的目的，这一点可以被这样的事实证明：即，故事不仅是被反复讲述的，而且也可以不止一次地说给同一群听众听。在这样的语境中，故事起到文化传送者的功能，除了社会体系其他方面以外，它还形成了一种社团意识并建立一个特定的群体、组织或亚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对故事的一再重复起到加强组织成员对他们的组织的认同感的作用，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故事过去早已听到过多次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斯劳特（Slaughter，1985，117页）在继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之后，描述了传统的口述形式的故事的范例：“讲述者经常被想象为来自遥远的地方，而听者是村民，往往是耕地的农夫。”讲述者的作用在于叙述他或她所获得的经历，由此而丰富了听者所处的文化的经验知识和传统：
使这种体验获得合法性和可信性的是活着的讲述者或过去给他讲故事的人的权威。面对面讲述的或口头流传的传奇故事就是个人之间或人类之间传诵的故事。我们接受这些传奇故事正如接受人类（这个词）本身，我们与讲故事的人相伴，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同他建立了情感上的纽带。（Slaughter，1985，117页）
讲述群体经历和信息的过程大多以仪式的方式产生。叙述的仪式特性是重要的，这一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信息价值，而在于它在具体体现一套特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并使它们合法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组织故事的作用至少部分地依靠它的同时引起并包容作为组织实践基础的价值体系的能力。尽管故事可能叙述的内容显然是重要的，但它的建构方式对组织成员社会化的作用更重要的多。例如，下面的故事具有一个典型的叙述结构，这使得它在许多组织情境中进行讲述都很合适：
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早上签到。人人都一样。甚至查尔斯也要签到。1969年，在雷夫龙公司从第五大街666号搬入通用汽车公司大厦期间的某一天，查尔斯信步走进办公室开始翻阅签到簿。新来的接待员说：“对不起，先生，您不可以这样做。”查尔斯说：“不，我可以。”“不，先生”，她说，
“我这儿有严格规定，任何人不能碰这份签到簿，您得把它放回去。”这一情形僵持了一会儿，这位接待员始终保持彬彬有礼，一如雷夫龙公司所有接待员一样。最终，查尔斯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而她答道：“不，先生，我不知道。”“那好，今天下午去拿你最后一次工资时，让他们告诉你吧。”（Martin等，1983，441页）
这个故事遵循了一个沿用已久的公式，其中包含来自公司等级制度截然不同的两端的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在这一例子中，下层雇员涉世不深，丝毫没有意识到她与之对话的人的地位。叙述的动力源于它创造的关于故事结局的期望：老板将做出何种反应？秘书会受到惩戒、被解雇还是因忠于职守而得到褒奖？无论结局如何，故事都以强有力的方式向听者宣讲，提供有关得体的和不得体的组织实践的强烈意识，故事是重要的和意味深长的，这体现在组织成员把它确定为对典型的组织实践的例示。对于已社会化了的组织成员，它对“事情该怎样办”提供了肯定的答复；对于新成员，它起到了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的作用。
这样的故事是否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其实无关紧要：雷夫森与一个“初出茅庐”的秘书之间的冲突也许会像描述的那样，但即使故事是假的，这对其自身的推论力量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推论力部分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故事能够同时引出重要的主题和问题，尽管他们自身排斥效度测试的做法（Witten，1986）。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可以说每个推论行动所包含的真理声言并不会在叙述中轻易得到改变。正如斯劳特在上面指出的，故事讲述者和故事本身依靠建立在讲者和听者之间的联系而形成了某种权威和合法性。故事的讲述要求不信任态度的终止；它要求作为听者我们被拉入其中并变得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都投入其中，正如我们看电影或读小说时发生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情境中，我们并不把自身远离出去以反映故事的真实性，而是使我们投入到故事的叙述结构和发展中去。我们最有可能对故事作出的评价是关于故事的叙述质量及其内在的连贯性。正如威腾（Witten，1986）所进一步指出的，故事叙述的规则与一般对话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存在话轮转换，因此几乎没有机会在声言与反声言之间进行正常的辩论。当有人讲述一个故事时，我们不大可能对某些具体方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即使我们发现这一切是假的。我们赋予故事讲述者作家的地位，这使他们被免除了通常的强调对话真实性的严格要求。用戈夫曼（Goffman，1959）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讲述者和听者分别从事“防御的”和“保护的”行为。换言之，说者和听者都致力于维护讲述者所设计的自我表达的形式。把一个讲演者的自我表现方式揭露为虚假的（例如，暗示所讲述的故事不真实）就会引起所有参与相互作用者的尴尬。因此，我们假定故事是真实的，不仅因为我们不相信讲故事者会对我们撒谎，而是因为这正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要做的。毕竟，就叙述的性质而言，我们很有可能对其他人讲同样的故事，带有我们个人的色彩，而且我们期望在自己讲述故事时得到他人的保护，就像我们给予他人保护一样。
因此，尝试把组织叙述看做组织实践的反映——作为散布组织信息的方式——这样就过于简化了叙述与组织现实间的关系。组织的故事及其所描述的组织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能用纯粹的表述性术语作出归纳。叙述的作用不在于模仿、映射组织的行为，而在本质上是具转义性质的：
转义是所有现实的话语所极力躲避的阴影。但这一躲避是无用的；因为转义是所有话语构成客体的过程，它假装对客体作的只是现实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总之，话语是一种典型的中介事业。这样，它既具解释性，又具预先解释性；它既是与解释本身的性质有关的，又是与作为它对自己进行详尽阐述的明显场合的主题是有关的。（White，1978，
2－4页）
因此，组织成员并不直接经历组织现实，而是通过推论实践，尤其是叙述性的话语的表达来作为中介实现的。费希尔（Fisher，1984，1985）甚至提出，叙述不仅仅是话语的一种模式，它甚至提供了一种使传播过程概念化的范例；实际上，人类可以被看做是“叙述人”（homo
narrans）。人们的互相交往主要通过对事件和经历的叙述，无论叙述发生在组织、家庭或同龄小组的环境中。人们共享的意义大部分是通过叙述得以产生和再现的。
至于组织叙述，我主要关注的是对组织中讲述的故事在意识形态上对维护和再现现有统治关系的作用的方式进行审视。上面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