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组织结构成了组织成员社会实践的媒介和结果，因而也是组织权力的明确特征。正如兰森等所述，“结构框架并不是抽象的图表，而是群体长期维持其权力和对组织的控制的重要工具之一：各个群体竞相对结构形成过程施加影响以使他们能在机构中发挥作用”（1980，8页）。结构形成过程的这一特征也许在组织等级制度的概念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等级制度正是这样一种概念，它通过在组织实践中的例示而成为组织结构形成的具体的，明确的一部分。等级制度的符号／概念的构成方式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即等级制度本身支配着组织实践的结构形成。由于重要的事件必定同组织中的等级制度相关——事件的重要程度同作出决策的层次成正比，所以管理层的利益总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满足。
组织中等级制度的这种符号构成方式最明显地体现在“会议”这一概念中。会议被认为是组织生活必要的广泛的特征——要作出决定或实现目标，人们就必须参与这种形式的活动。虽然这只是会议举行的表面理由，但它们却起着组织权力中最明显、最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分说明了权力的符号结构的优点，也是组织中等级制度具体化的实例。由此看来，会议之所以重要，主要并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它为构成组织结构的各成员提供了讨论各种问题的环境。会议的象征意义也就在于在组织的等级制度中握有权力的人可以用它来展示其权力，从而加强其地位。邓肯（Duncan）用社会戏剧的语言向人们展示权力的符号表现：
上级必须说服下级服从他们的管理。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像许多社会剧中表现的那样，那权威和权力的荣耀视作社会秩序的象征。作为社会秩序超验原则的“代表”的法规，它的权力和荣耀往往以戏剧化形式体现。（1968，53页）
因此会议提供了一种符号环境，组织成员能够在其中通过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向其下属展示他们的领导地位。被看做组织中的“社会秩序的先验原则”的正是这种等级制度，通过符号在会议上讨论和确定的也是这种等级制度。在此，等级制度的概念具体化了，它能确保某一种组织结构的再现。通常该结构是最适宜于维护管理阶层的利益的。
总结和结论
长期以来权力一直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但它成为组织传播及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却是最近的事。这方面的研究对权力往往采用比较传统的、功能主义的观点，强调权力在决策过程、信息传播中的作用等相关问题。当然，部分学者已开始认识到权力在本质上属于组织构建及重构其社会现实的过程的一部分。权力同组织中的旨趣结构密不可分，这种结构本身就是组织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确定了意义形成的结构。只有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才得以体现旨趣，产生并复现某一特定的组织现实。
但是，组织利益和组织实践之间仍缺少一种有效的联系。为什么有些群体有能力保护自己在组织中的既得利益，同时在组织实践层次上产生并得到更多的利益？很显然，结构形成过程的控制权掌握在拥有权力的群体中——并非人人都有相等的机会获得产生权力及相关利益所必需的资源。事实上，对资源的控制权乃是有关权力的内在的本质问题。在下一章中我将试图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填补组织利益同组织实践关系中所缺乏的联系。事实上我已提到了这个概念。在下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本身以及它对于组织文化的意义。简而言之，我将会证明，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合适的概念应同时考虑它在创造组织成员的主观性（意识）中的作用以及它在掩盖统治体系（这往往是组织权力结构的特征）中的作用。
第四章 意识形态和组织文化
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非常确切地概括了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所处的尴尬地位，他写道：“对现代认识史而言，略具讽刺意味的是‘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本身已完全被概念化了。”（1973，193页）麦克莱伦（McClellan，1986，1页）补充道：“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以理解的概念……对其定义本身（及其应用）就充满了激烈的争论。”人们似乎公认这一常用的术语充满了贬义色彩。当我们说某人信奉某种意识形态时，通常的含义是他持有一系列带有偏见的想法。当我们说某人“意识形态”观念很强时，通常的含义是此人非常情绪化，而不是进行理性的、平衡的、建设性的辩论。总而言之，一提及意识形态，人们联想到的便是源自狭隘思维体系的只有部分真实性的什么。
然而，不加区别地将“意识形态”和“信仰”作为同义语对待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并且掩盖了意识形态在人们创造社会现实时所起的积极作用的程度。本章专门从意识形态在个人意识形成中的传递作用的角度探讨意识形态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证明，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向人们提供用于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它还在各种社会行为者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真实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此外，意识形态还能掩盖或转化存在于行为者体验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的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而形成社会现实中的集体意识。正如格尔茨（1973，220页）所述，“不论意识形态是什么……它们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充满问题的社会现实的图像和集体良知形成的源泉”。
下一节我们将讨论意识形态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探索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的方法。其后的章节将直接研究必然存在于意识形态同组织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意识形态和意识
意识，或者说主观性的产生，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重点。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构建和重建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识形态研究乃是考察社会结构中的统治权的中心课题。因为它被认为是统治结构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方式。评判统治结构的方法之一便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考察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因为统治结构有赖于对人的意识的支配而存在。
大体说来，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独立的（但并非毫无关联的）理论范式：激进的人文主义和激进的结构主义（Burrell和Man，1979）。激进人文主义的研究重点在于对意识的支配；它所关心的是评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结构使个人同其生存条件异化的方式。从这一角度看，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现实的符号结构起作用。而语言就像“牢房”一样地铸造个人意识。而激进结构主义则直接把研究重点放在产生和再现统治结构的实际物质条件上。对意识的支配问题仍有争议，但这是以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为背景的。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再现作为统治结构根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在这一范式中路易斯·阿尔都塞的著作（1970，1971）最具影响力。
在研究意识形态和意识的关系时，我所采取的方式吸收了以上两种范式的长处。一方面，我关注权力和统治符号的形成过程；在这方面，我认为意识形态、意识和传播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实际物质活动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之中。语言本身就具有物质性——它是调节社会行为者之间彼此交流的方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我们都在一种可触及的机构结构中发挥作用——我们坐的是椅子，通过杂货店的走道上下楼，遵守交通信号的指挥。在这一程度上，我们在行为及意识在结构上是受到限制的。
大体说来，“意识形态”这个词在使用时主要有三种含义：描述性的、贬义的和褒义的（Geuss，1981）。用它进行描述时，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不对现实作误导性的描述，而只是反映社会群体通过它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了解到的客观现实。因此每个群体都有用于指导其成员在现实世界中思考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处理时认为它曲解了社会行为者同现实世界的关系，令人产生错觉，从而掩盖了统治体系所产生的矛盾。而把意识形态作为褒义词对待时认为它是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的“驱动力”。在此，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对群体有益而无害。
虽然关于意识形态的上述三种含义有着共同的主题，但最能引起人们对有关意识支配问题关注的却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贬义用法。在这一框架内，统治结构是通过意义过程的意识形态结构产生和再现的。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维护和支持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压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使居支配地位的意义的形成具体化了，使其成为自然的、合理的事物的秩序——就像事物本来那样——这样社会结构就不再被认为是人为建立的。
从组织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在组织意义结构的合法化和再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通过使那些有利于权力集团的意义结构合法化，意识形态对统治结构起着保障作用。因此，虽然多数文化理论满足于描述现存的组织中的意义形成，但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理论却关注如何体现为什么某些意义形成过程能以牺牲其他意义形成过程为代价取得自身的发展。所以文化不仅涉及意义形成，还涉及意义的变形——意识形态将矛盾和不平等融入社会体系的框架之中。同时，这些不平等和矛盾又被意识形态所掩盖或中和。正如拉里安所述：
通过掩饰矛盾，意识形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们可以证明现有的秩序是自然而然的，而且符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意识形态之所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创造了这些意识形态——有时也许如此，有时未必如此——而是因为掩饰矛盾本身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1979，61页）
抛开拉里安过时的用词“阶级利益”不谈（我倾向于使用“局部利益”），他确实指出了意识形态的两个主要功能，掩饰社会矛盾和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本节的其余部分将更详尽地讨论意识形态的这两项功能及这一术语的概念参数。具体而言，我将通过研究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学家如路易斯·阿尔都塞、戈兰·瑟尔伯恩（Goran
Therborn）、安东尼·吉登斯和斯图尔特·霍尔的学说来分析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这样做决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对这一概念进行透彻的分析，而只是为今后对权力的符号结构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
◆路易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国家
阿尔都塞（1970，1971）关于意识形态的著述是过去20年中理论界争议最大、但应用最广泛的理论分析之一（Coward和Ellis，1977；Silverman和Torode，1980）。阿尔都塞提出的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它试图摆脱意识形态最终能还原到个人的心理创造这一观点。因此，阿尔都塞认为被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只是虚假意识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把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来自于物质现实本身，而不是社会行为者（或主体，即阿尔都塞对个体的称呼）。说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有双重含义：它存在于组成社会结构的机构和实践之中，而且它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主体；即意识形态使个人对他们生存的世界产生了意识（Althusser，1971）。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超结构的一部分存在于物质实践之中，它的作用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尽管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和政治超结构具有“最终决定权”，后者却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而且能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这就使意识形态扮演了“再现生产关系”的作用（1971，127页）。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社会的超结构由国家镇压机器（警察、军队、监狱等）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教育体系、家庭、大众传媒、宗教信仰等）组成，两者都能起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条件的作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国家镇压机器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当政治统治集团认为社会体系的结构受到威胁时才会诉诸于它。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具则不同，它能培养并不断产生一批一批俯首听命的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作为生产力。如大众传媒、宗教等机构常就政府政策问题与社会行为者提出质疑惑对话，所以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被“中和”了。意识形态工具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作用，围绕现有的经济体系的再现组织主体的社会实践。阿尔都塞举例说，在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大众传媒始终把社会行为者视为消费者，集中报道人们生活中对需求的满足和即刻获得的满足感。这种过程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为物质的两点依据是彼此密切关联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工具的具体操作而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工具又能为社会行为者创造一个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对个人而言，意识形态以想象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现实：
所有的意识形态，由于想象中必定存在歪曲事实的情况，代表的并不是现有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关系），而是想象中的个人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关系。因此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并不是制约个人生存的真实关系的体系，而是想象中的个人和他们生活中的真实关系之间的关系。（1971，164－165页）
意识形态并不是虚假的意识，因为主体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条件来自于存在的客观条件（生产方式），而不是来自个人。因此，只要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发生在意识形态工具的范围之内，主观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意识形态构成的。“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具体的个人构成主体的功能（这就是功能的定义）……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通过对主体的分类对具体个人能否作为具体的主体提出赞成或质询”（1971，171－173页）。由此推断，若不存在意识形态以外的主观性，那么社会行为者必须永远生活在想象中的真实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使由意识形态构成的意识认识到存在的实际条件。
阿尔都塞的这一推理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否认了实践的存在，即把社会行为者从受压制的社会经济条件中解放出来的有理论根据的社会行为。阿尔都塞试图通过把科学置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科学的作用在于克服意识形态对意识的支配作用；意识形态是“潜科学”的思维模式。科学思想来自于同它的意识形态的“史前史”在“认识论上的决裂”。换言之，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构筑社会世界的知识的崭新方法——这一方法摆脱了意识形态强加于意识的束缚。因此“科学的劳动”是指“通过批判以前的意识形态理论所制定的意识形态‘事实’来制定自己的符合科学的事实”（1970，184页）。所以说科学是存在的客观条件得以建立的手段，它为实际（praxis）提供依据。
虽然这似乎解决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关系的概念问题，但它却提出了另一个难题：他将科学同意识形态等量齐观，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认识采取了实证主义的观点。他把存在的“真实”条件同“想象”的条件区别对待的做法显然是对这一观点的支持。他断定科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