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返�22章）同样著名的故事，而且并不是比它更令人厌恶的故事。不管这是由眼睛看得几天便所给予的还是来自看不见的天使的，是由肉耳听见的还是由内心的耳朵听见的，两者的情况都是对某种义务的召唤的顺从，对来自上天之声的命令的完全服从。——但是，我还是不来说教吧。
西方的个人主义承认父与子、夫与妻各有各的利害。因而人们对他人所担负的义务就必然显著地减少。但是，就武士道而言，家族及其成员的利害是一致的——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东西，武士道把这个利害同爱情联结在一起——自然地、本能地、不可抗拒地联结起来。因此，如果我们凭自然的爱（连动物也具有的）为爱着的人去死，这算什么呢？“即使你们去爱那些爱你们自己的人，会得到什么报酬呢？收税人不是也那么做吗？”
赖山阳在他的伟大的《日本外史》中，用痛心的词句叙述了平重盛①关于父亲的叛逆行为在他内心的激烈斗争。“欲忠则不孝，欲孝则不忠。”可怜的重盛！我们看到，其后他就倾注心魂向上苍祈死，恳求从这个纯洁与正义难以并存的人世得到解脱。
① 赖山阳（1780…1832）江户后期的儒者、史学家。平重盛（1138—1179）平安末期武将。——译者
有许许多多的平重盛在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中心被撕裂。的确，不论是在莎士比亚那里，还是在《旧约圣经》里，都没有包含相当于我国国民所表现的尊敬父母的“孝”的概念的确切的译词。尽管如此，在像上面那种冲突的情况下，武士道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忠。妇女也鼓励她们的儿子，为主君而牺牲一切。武士的妻女，并不逊于寡妇温德姆②和她那有名的配偶，为了忠义她们会毅然决然，毫不踌躇地舍弃她们的儿子。
②
温德姆（Windham）英王查理一世的臣下，在查理与克伦威尔军作战时，温德姆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战死了。有人去安慰温德姆的妻子，她说道：献给国王三个儿子何足惜，如果我还有儿子的话，也要把他献给国王。
武士道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几位社会学家一样，认为由于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及其中的一分子而诞生出来的，因而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为它的合法的掌权者，去生去死。看过《克力同》的读者，大概会记得苏格拉底所叙述的、关于他的逃亡问题，国法同他争辩的议论吧。其中，他扮演国法或国家说了这样的话，“你本是在我的卵翼下诞生、抚养、而且受到教育的，而你竟敢说，你和你的祖先都不是我们的儿子和仆人吗？”③这样的话对我国国民来说，不会产生任何不正常的感觉。因为同样的话很久以前就挂在武士道的嘴上了，而其差别只不过是，国法和国家在我国则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表现罢了。忠就是从这个政治原理产生的伦理。
③ 严群译柏拉图《克力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译文作，“你既是我们所生、所养、所教，首先你能说你本身和你祖先不是我们的子息与奴才吗？”——译者
对斯宾塞先生仅仅赋予政治服从——忠——以过渡性的职能的说法，①我并非全然无知。也许是这样吧。当日之德当日足矣。②我们将安心地重复它。尤其是我们相信所谓的当日是一段很长的时期，何况我国国歌所说的“直到弹丸小石成为布满苔藓的大岩石”呢。
① 斯宾塞，《伦理学原理》，第1卷，第2部，第10章。
② 按原文的这句话，Sufficient onto the day is the virtue thereof，是从《圣经》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Sufficient onto the day is the evil thereof）脱胎而来。《圣经》的意思是“别为明天担忧吧”。——译者
与此相关，我们会想起，就连在英国人这样的民主的国民中间，正如鲍特密先生最近所说的那样：“对一个人及其后裔的人格上的忠诚感情，是他们的祖先日耳曼人对其首领所怀抱的感情，它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对他们君主血统的深厚忠诚，这表现在他们对王室的异常爱戴之中。”
斯宾塞先生预言道，政治服从将会为对良心的命令的忠诚所代替。假定他的推理得到实现——忠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尊敬的本能会永远消灭吗？我们把我们的服从由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而且对哪个主人都没有不信实之处。从掌握地上权柄的统治者的臣民，成为坐在我们内心最神圣地方的王的臣下。几年前，由一些陷入歧途的斯宾塞的弟子所挑起的极为愚蠢的争论，曾引起日本知识界的恐慌。由于他们过分热心地拥护对皇室的不可分割的忠诚，便责难基督徒发誓忠于其主，有大逆不道的倾向。他们没有诡辩家的机智，却摆出诡辩论的架式，缺乏烦琐哲学家的洗炼，却摆出烦琐的迂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侍奉二主而不亲此疏彼”，“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这样的事，他们是不知道的。苏格拉底难道不是在毫不退让地拒绝其对鬼神的忠诚作丝毫让步的同时，以同样的忠实和平静来服从地上的主人即国家的命令吗？他是生则遵从其良心，死则服务其国家。国家强大到居然对其人民要求良心的指挥权之日，那才是可悲的！
武士道并不要求我们的良心成为主君的奴隶。托马斯•；莫布雷的下述诗句，充份地代表了我们的言论：
可畏的君主呵，我献身您的脚下，
我的生命唯君命是从，我的耻辱则不然，
抛弃生命是我的义务，即便死去，
不得把在墓前永生的我的芳名，
提供给阴暗的不名誉去用。
对于那些为了主君的反复无常的意志，或者妄念邪想而牺牲自己良心的人，武士道给予的评价则很低。像这样的人，被鄙视为“佞臣”，即以阴险的阿谀来讨好的奸徒，或“宠臣”，即以卑躬屈节的随声附和来窃取主君宠爱的嬖臣。这两种臣子，和伊阿古①所说的完全一致。——一种是“自身的脖子上套着绳索，同主人畜圈里的驴子一样，满不在乎地虚度一生，老实的低三下四的愚人”，另一种是“表面上装出忠心耿耿的姿态，做出业绩，而内心深处却一味为自己打算的人”。当臣子同君主意见有分歧时，他所采取的忠义之道，就要像臣事李尔王的肯特②那样，用尽各种手段来匡正君主的错误。当未被接受时，就让主君随意处置自己。这时，武士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溅自己的血来表明谏言的忠诚，以此作为对主君的明智和良心的最后申诉。
① 伊阿古（Iago）：莎士比亚《奥瑟罗》中的人物。伊阿古说：“有一班奴才，他们卑躬屈节，唯命是从，甘心套着那锁链，出卖自己的一生，活像他主人的驴子，……”“另外有种人，他们表面上装得忠心耿耿，骨子里却是处处替自己打算；……”
（方平译《奥琴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译者
②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人物。
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则放在名誉上面。因此，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训练就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训练
在武士的教育方面，首先应遵守的一点在于品质的建立，并不重视思维、知识、辩论等的智力才能。如前所述，美学的修养在武士的教育上占有重要作用。它是有教养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但在武士的训练上，与其说它是本质的，毋宁说是附属品。智力的卓越当然是贵重的。但是用来表现智力的所谓“知”这个词，主要意味着睿智，而对知识只给以极为附属的地位。支撑着武士道整个骨架的三个鼎足被称为智、仁、勇。武士本质上是行动的人。学问是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外的。他只是在与武士的职责有关的限度内来利用它。宗教和神学则委之于僧侣，武士只是在有助于培养勇气的限度内才参预其事。正像一位英国诗人所吟咏的那样，武士相信“拯救人的并非信条，而使信条正当化的是人。”哲学和文学构成他的智育的主要部分。但是，在学习这些方面，他所追求的并非客观真理——文学主要是作为消遣的娱乐来学习的，哲学则是为了阐明军事的或政治的问题，否则就是作为有助于实际建立品质来学习的。
根据上面所说的，可见武士道教育中教授的课程主要是由击剑、箭术、柔术或柔道，马术、矛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以及历史等组成，就不足为奇。在这些课程中，对柔道和书法或许有必要作几句说明。所以重视善于书法，恐怕是因为我国的文字具有绘画的性质，因而具有艺术价值的缘故，再者，笔迹被认为是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的东西。柔术，如果给它下一个简单定义的话，大概可以说是把解剖学知识应用于攻击和防御的目的。在不依赖于肌肉的力量这一点上，它是不同于角力的。再者，它不同于其他攻击方法，并不使用任何武器。其特点在于抓住或打击敌人身体某个部位，使他麻痹，以至不能抵抗。其目的不在于杀死敌人，而是使他暂时不能活动。
在军事教育上期待会有的，而在武士道的教授课程中却看不到的，毋宁说引人注目的课程是数学。但这是由于封建时代的战争并不是以科学的精确性来进行的事实，部分的容易得到说明。不仅如此，武士的整个教育都不适于培养数字的观念。
武士道是非经济性的。它以贫困而自豪。它同文提狄斯①一样，“武士的道德是名誉心，与其获得利益而蒙受污名，宁可选择损失。”堂·吉诃德认为比起黄金和领地来，对他的生了锈的枪和皮包骨的马更感到自傲，而武士对这位拉曼查的言过其实的同僚却抱着由衷的同情。他对金钱这东西是鄙视的——无论是赚取它或是储存它。在他看来，这的确是不义之财。形容时代的颓废的常用语就是所谓：“文官爱钱，武官惜命。”吝惜黄金和生命，受到极大鄙视，而对其浪费则受到赞扬。谚语说：“尤其勿思金银之欲，富则害智。”因此，儿童是在完全无视经济的环境下养育起来的。谈论钱财事，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而不知道各种货币的价值却是良好教育的标志。数的知识，在集合兵力时，或者分配恩赏采邑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货币的计算则委之于下级官吏。在大多数藩国中，财政是由下级武士或僧侣来掌管。有头脑的武士都十分清楚金钱是支持战争的力量，但从未考虑把尊重金钱提高成一种德行。武士道教导节俭是事实，但并非出于经济的理由，而是出于训练克己的目的。奢侈被认为是对人的最大威胁，因而要求武士阶级过最严格的质朴生活，许多藩国都严厉执行对奢侈的禁令。
① 文提狄斯（Ventidius），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
正如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在古罗马，税吏和其他掌管财政者的地位逐渐被提高到武士阶级，国家由此承认了他们的职务以及金钱本身的重要性。这一事实与罗马人的奢侈和贪欲有着如何密切的关系，是不难想象的。在武士道则是不同的。它一贯坚持把理财之道看成是低下的东西——比起道德上的和知识上的职务来说，是低下的东西。
由于这样极力卑视金钱和金钱欲，武士道便得以长期摆脱了来自金钱的千百种弊端。这就是说明我国官吏能够长期避免腐化这一事实的充分理由。然而呜呼！在现代，拜金思想的发展却是何等迅速呵！
如果说在今天主要通过数学研究来助长的智能训练，而当时是由文学的讲解和伦理学的讨论授予的。如前所述，那时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品质的建立，因此，青少年的心就极少为抽象的问题所烦扰。仅仅靠博学多知，并不能获得众多的崇拜者。在培根列举的学问的三个效用，即快乐、装饰和能力三者之中，武士道对最后一个给予决定性的优先地位，而其实用则在于“判断和事务的处理”。公务的处理也好，克己的练习也好，都着眼于实际的目的来施行教育。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①
① 《论语·为政》。——译者
当选择品质而非知识、灵魂而非头脑来作为琢磨启发的素材时，教师的职业便带有神圣的性质。“生我者父母，使我成人者师长。”由于按照这个观念，为人师表者受到极其崇高的尊敬。能够从青少年那里唤起这种信赖和尊敬的人物，必然地应当具有卓越的人格并且兼备学识。他是亡父者的父亲，迷途者的告戒人。格言说：“父母如天地，师君如日月。”＇《实语教》＇ ②
② 《实语教》是抄录经书格言的儿童启蒙书，是江户时代寺庙私塾的课本，传系弘法大师所著。内容为：“山高故不贵，以有树为贵”等。——译者
对各种工作都付予报酬的现代制度，在武士道信奉者之间是行不通的。武士道相信有能被看作既无金钱又无价格的工作。不管是僧侣的工作还是教师的工作，灵魂的劳动是不应以金银来报偿的。并不是因为没有价值，而是因为无法评价的缘故。在这点上，武士道的非算术性的名誉本能，授予了超乎现代经济学之上的真正的教训。因为工资和薪金只能付给那种其结果是具体的、能够把握的、可以计量的工作。然而教育上所做的最好工作——即灵魂的启发（包括僧侣的工作），并非具体的、能把握的、可计量的。由于是不能计量的，所以不适于使用作为价值的外观尺度的货币。虽然惯例上允许弟子在一年中某个季节向老师赠送金钱物品，但这并不是报酬，而是献礼。因此，通常品质严正的人，以清贫而自豪，想亲手劳动又竭力要保持尊严，要乞讨而自尊心又太强的老师，事实上也很高兴去接受这些东西。他们是不屈服于艰苦的、高尚精神的严肃的化身。他们被认为是一切学问的目的的具体化，是作为锻炼中的锻炼而普遍要求于武士的克己的活生生的模范。
第十一章 克己
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我之所以说表面上的禁欲主义，是因为不相信真正的禁欲主义能够成为一国全体国民的特性的缘故，同时还因为我国国民的礼节和习惯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也许认为是冷酷无情。然而，我国国民实际上对柔情的敏感并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国国民的多情善感的确要胜过其他民族好几倍。因为抑制感情的自然发作的努力本身会产生痛苦。请试想一下少年——而且还有少女所受的，不要为了发泄感情而流泪或发出呻吟之声的教育。这样的努力，是使他们的神经迟钝了呢，还是更加敏锐了呢，这是生理学上的一个问题。
武士在面部流露出感情，被认为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喜怒不形于色”，是在评论伟大人物时所使用的话。最自然的爱情也要受到抑制。父亲抱儿子有损他的尊严；丈夫不能与妻子接吻——在私室中姑且不论，在别人面前是不能这样做的。一个青年开玩笑说：“美国人在别人面前吻他的妻子，却在私室中打她；日本人则在别人面前打他的妻子，却在私室中吻她”，这句话也许含有几分真理吧。
如果举止沉着，心情宁静的话，就不会为任何种类的激情所困扰。我想起了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的一件事。当某联队从某城出发的时候，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