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希伯来人创造了他们的上帝和基督教。令人奇异的是，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竟以一种特殊的宗教形式重复了柏拉图主义：上帝是理念的人格化，理念世界的具象化便是天国。生命的渴求，在这里被异化为中世纪神学的恐怖的禁锢。
经过漫漫数百年黑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钟声响了。哲学解放拉开了它的序幕。一批被称作“巨人”的人，于是在教堂的壁画中袒呈被压抑已久的原始欲望，在圣经的脚注里记录地心说的谬误……思想的发展步履维艰。直到18世纪，随着法国启蒙哲学的兴起，随着培根的“新工具”以及系列科学的发现，神学的迷雾才得以渐渐廓清。不久，理性主义者变得踌躇满志起来。他们自以为掌握了通往真理的手段，把所有的经验事实上升为普遍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将哲学一步步导向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便都是这一主干上的极其枯燥的枝杈。在理性权威下面，个性和心灵遭到漠视，人们再度被领回到柏拉图和经院哲学那里去。结果，兜了一个怪圈。
黑格尔酷似柏拉图，有人称他的哲学为“理性的神秘主义”。但是，在理性方面，他显然比柏拉图走得更远。德国古典哲学柱石峥嵘，他就在那上面建造自己的庞大的体系宫殿，雄心勃勃地试图把人类历史以及自然宇宙全部纳入其中。他的辩证法是有名的，实际上是理性的变戏法，目的在于维护现实的全部合理性。体系哲学的致命之处在于：任何真理，都仍旧无须穿透私人的存在而为自己所感知；真理是先验的，外在的，可垄断的。
历经千百年积聚形成，而由黑格尔发展到巅峰状态的其固无比的正统哲学观念，竟被一个体质孱弱的忧郁的丹麦人打破了！
3 根本性转折
克尔凯郭尔自称为“主体性的思想家”。是他最先把存在（Existence）一词，作为基本的哲学概念提了出来。他没有以冠冕堂皇的人类的名义，而是孤身一人，向黑格尔，众多的职业哲学家，向整个傲慢的形而上学传统挑战，称那些研究世界本源或者人的本质之类的哲学为“无用的哲学”。奥古斯丁的那种处于感觉水平的不安宁状态，被他分解为厌烦、绝望、焦虑等情绪，并且确定为不同的哲学范畴，分别描画出各个独特的存在对象。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重视激情的个人经验，重视“孤独个体”。他的所有著作，都在于说明：“一个人要寻找的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个人的真理。”为了揭示这一真理，叔本华首次赋予人的意志以纯粹的哲学形式，并极力加以强调。另一个德国人，从叔本华那里接过“意志”的概念，摒弃其中的悲观主义，而注入积极的人生内容。这个人就是尼采。
作为文化斗士，尼采显然要比克尔凯郭尔勇猛得多。他宣布“上帝死了”，攻击从上帝的意志和神学目的论引出其存在理由的先验道德，断言理性的最大原罪就是压制生命本能，提出“重新估量一切价值”的口号，从而把价值观转而建立在传统有神论以外的人性基础之上。他创造“强力意志”的概念，从内部策动既具有强制力量，又富于开放性质的情感生命，指向超越自身的所在。所谓“超人”，其意义正在于此。
此后德国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法国的萨特、加缪等，也都以各自的探索，丰富了克尔凯郭尔一尼采的存在哲学。其中，萨特是最突出的。“存在先于本质”，是他的著名命题。他自称是行动主义者，他的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选择的自由，即“自己造就自己的存在”。他把人不断投出自己，超越自己，而又始终处于超越的中心这样一种存在主义称为人道主义，并主张以此补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提出“人学辩证法”，认为人除了以斗争反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之外，还必须反对把自己变成他者的活动。即使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左倾”的时候，他也未曾放弃他的哲学的个体性内容。他说：“人不是别的，人只是他自己使自己成为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至此，哲学观念出现了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哲学思考的重心，自黑格尔之后，明显地从宇宙本体论、认识论向人学偏移。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在这里重叠为同一种命运。20世纪曙光初露，没有哪一个时代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像我们所处的时代这般强烈，这般急剧高涨！
4 存在主义：主体——当下——行动
20世纪初，当寥若辰星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在西方天幕上闪耀着孤光，青年鲁迅便目为“新神思宗”，为之鼓舞不已，积极加以绍介。
这些哲学家在思想上拒绝任何学派，在行动上拒绝任何宗派，完完全全是独立的个人，唯靠存在的热忱寻求自己内在的道路。在他们身上，也许有着无法索解的矛盾和紊乱，如以理性的方式反对理性，在否定本质的同时又保留了本质等等，而在彼此之间，意见也可以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存在的首要地位。即使有着对逻辑概念的天生嗜好，只要当他把哲学思索投向生命个体，仍当随即引起智性的激动。
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反，存在主义者把哲学的所有问题引向个人：个人选择，个人承担，它无须在经验之外乞求什么作为支柱的东西。如果为了维护传统惯例而以牺牲生命经验的任何部分作为代价，在他们看来，都应在抛弃之列。他们认为，哲学是生命的宣言，灵魂的自白。个人生命的强度与灵魂的深度，决定着哲学的根本性价值。
“存在主义者”作为一个名词，完全可以弃置不用或变换别的说法，但是，我们却无法改变这个瞩目的事实：他们以属于自己的生命和哲学，不约而同地汇成了现代历史潮流中的一个具有冲决力量的精神运动。今天，这个运动的核心内容，已为人类文明所广泛吸收，并且将血脉般地活在不断走向完善的人类自身之中！
鲁迅正是在这一世界性的现代思潮中创立他的哲学的。
人学：哲学与文学的通观
1 存在哲学的必然形态
现代哲学气质的改变，需要有新的表达方式。蒂利希曾经指出，对人的存在的表达方式是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灾难。的确，这是一种考验。存在与体系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它无法通过思想进行论证。新的方式应当成为存在者的外显，然而，这种方式或形式在哪里呢？
文学成了存在哲学的必然形态。
2 现象学与个人性
在这里，文学可以扩大为一种广义的理解：它是非逻辑、非体系的，以充满诗意和象征的语言结构，成为哲学释义学的东西。所以说存在哲学家，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是诗人哲学家，或是隐喻的思想家。
有谁可以说清楚：《奥义书》和《圣经》是哲学还是文学？奥勒留的《沉思录》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算不算文学？汉诗《古诗十九首》和但丁的《神曲》算不算哲学呢？哲学和文学所以难解难分，盖源于缠绕二者的共同主题：人的存在。胡塞尔说，本质即现象。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本质无疑是虚幻之物，尘世中的生活现象才是惟一的真实。文学描写是现象学的。许多作家强调回忆是文学的起因，都因为其中有着纷纭的意象，也即现象的显示。而人作为主体，生命自身的神秘与热情的涌动，又成了抒情文学的源泉。无论哲学或文学，都同样以个人的介入为基础；在个人的主观性上面，彼此达成了一种默契。
尼采对强力意志的核心的阐释是从“艺术家现象”开始的。他认为，艺术创造是强力意志真正可见的最了然的形式。这样，艺术就并非如黑格尔所称，只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是生存本身。尼采说，“艺术家比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家更正确”，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比较其他艺术，语言艺术的优越性在于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所以也就自然成为哲学表达的基本形式。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哲理小说盛行一时，不是没有原因的。自孟德斯鸠以《波斯人信札》打开了小说与哲学的通道，接着，伏尔泰写《老实人》，狄德罗写《拉摩的侄儿》，卢梭写《爱弥儿》、《忏悔录》，都竞相把小说作为工具，宣传自己的哲学。我们说文学是哲学释义学的，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它的创始性；可是，除了卢梭，他们都带有哲学家的可笑的理性的自负，文学与哲学对于他们始终是二元的。波伏瓦说：“如果描述本质属于狭义的哲学，那么惟有小说，才能把处于完整的、独特的、短暂的现实之中的存在的原始涌现表现出来。”这种把文学同“存在”直接等同起来的一体化观点，惟有到了存在主义的一代，才有出现和被接受的可能。
3 哲学的文学
克尔凯郭尔十分重视文学虚构。他的著作，不是以虚构的方式描述个人的往事，就是在虚构的处境中作着焦灼不安的内心独白。《或此或彼》的头一部分，曾被公认为浪漫主义的一部杰作；在《恐惧与战栗》那里，他亲自加了一个副题：“一首辩证法的抒情诗。”他是爱诗的，他的作品，充满着唯诗人才有的激情。桑德斯认为，叔本华具有一种新鲜生动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在任何国度的哲学著述中都极其少见，在德国则根本不可能。这里说的，就是文学风格。罗素说，叔本华的感召力向来很少在专门哲学家那里，而是在文艺家那里。他本人说得很明白：只有艺术才能获得真正的哲学。对于艺术，尼采更是无比狂热。他试图建立“艺术形而上学”，以艺术反抗真理。他的大部分著作，堪称卓越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全由不时中断的、跳跃的格言警句连缀而成；他以万物呈示给他的最敏捷又最单纯的表现法，呈现着自己的热烈而冷峭的诗意风格。海德格尔为语言所困惑，最终仍然走向诗。“创作诗与运思一样，以同一的方式面对同一的问题。”他说，诗和思，都是“在存在的田野中犁沟”。被称作“萨特时代的三名士”——萨特、加缪、波伏瓦，都是左手写人所共称的哲学著作，右手写小说和戏剧的。然而，他们的哲学著作，跟纯粹的思辨哲学并不相同。它们根于对生活的各种体验和情感，许多哲学术语，如“墙”、“洞”、“粘滞的东西”等，都是自创的形象；虽或也有晦涩的时候，但是决不去咀嚼传统哲学的剩饭残渣。萨特表白说，写作是他的存在方式。其实，对所有存在主义者来说，不也同样如此吗？
真正的哲学家，哲学王国保留着他们的国籍，却找不着他们固定的居所。他们不管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否起飞，就已经风尘仆仆地落在道路之中。他们踽踽前行，漂流四方，或是眷顾低徊，来而复往。总之，脚下没有疆界——他们是自由公民。
4 文学的哲学
另有一批酷爱自由的存在者，他们从来未曾正式加入哲学王国的国籍，而国土却印遍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是古代史官或是行吟诗人的传人，不善于对周围物事作忠实冷静的记录，编造故事以娱人；也不是权门的清客或是象牙塔里的雅士的遗孤，没有卖弄文辞的恶习。文学之于他们，首先不是一种职业或身份，而是不能已于言的内在的生命欲求，犹如剧痛时的呻吟，愤怒时的嘶喊，惊喜时的赞叹，是对于某一莫名的神秘召唤的个人反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鲁迅，都是这样的存在者。他们以丰富的生命内涵和独特的个人气质，创造着他们的文学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对存在哲学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尼采承认，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强烈共鸣，源出于一种“血统本能”。这种“血统”论，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的亲缘性。
5 孤独的道路
在围绕“外圣内王”而展开的古典哲学传统中，在不是播种儒道的种子，就是移植西方体系哲学的根株这样一种完全失去原创意义的现代哲学氛围里，鲁迅孤独地走着自己的哲学道路。
在文学方面，他凭着孤绝的气质和战斗的热情，同样显示了作为伟大的异类的存在。然而，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念依然笼罩着我们；文学作为哲学外显的形式，迄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理解这一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哲学内容了。长期以来，学者一流只是摘取他的一些警句，杂感中的一些现成的结论，仰望风向标喋喋不休而已。其实，思想只是冒出水面的有限的冰峰；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没入海底的部分，以及环绕它浸润它的博大精深的那一片汪洋。
存在：绝望的反抗
1 走向“边缘”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鲁迅这里来了。
鲁迅的生命历程横跨两个世纪。他的社会——文学活动，主要在20世纪初叶；而他的哲学，在19世纪末，也即青年时代便已大体形成。
作为留学生的鲁迅，重要的事情在于吸收哲学知识和各方面的思想营养；但是，哲学中的生命本体的成分，却早经遗传，以及更早一个阶段的生活经验所奠定了。对他来说，个人经验是远比别人的材料更为重要的。其中，祖父下狱事件是一个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事件，足够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在他13岁的那年，做京官的祖父周介孚以科场行贿罪，被皇帝钦判为“斩监候”——一种缓期执行的死刑。为了逃避株连，他不得不服从家人的布置，在乡下过了一段不算很短的流亡生涯。事情所以值得重视，首先因为它牵涉到了整个制度、官场，直至最高统治者；在这里，也就不难找到他毕生向权力挑战的最初始的动机了。乡间生活的体验，使他对周围人群被分作“上等人”和“下等人”两大层次的阶级现象有所觉悟，即使后来他变换着使用了诸如“资产者”、“无产者”一类概念，对中国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以“下”为本位的道德原则，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确立的。沦为“乞食者”，他固然可以领受到穷苦的农人的同情，但同时又不能不感受到“看客”的凉薄，这样，对于下层社会，无形中造就了一种矛盾的、尴尬的心理。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是从此发展开去的一条线索。如果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困于境遇的强迫性思考，那么事件的另一种反应，则促使他返回到生存本身。祖父的生命是随时可以宣告结束的，然而却又无法确知这个可怕的时刻的到来；至于株连，那结果的悲惨，更是想象所不能及的。他过早地被抛入到了无止境的恐惧、怀疑、忧烦、焦虑等等不安的情绪之中。他培养起了对周围世界的不信任态度。生命如此的值得珍惜，可是却又如此卑贱，如此脆弱，完全地无从把握。他被逼入一条狭窄的，然而又极为深邃的巷道，逼入生命的悬念以及对它的无限的追问之中。追问是没有回应的。无从诉说。他不得不退回内心。这种“内向的凝视”，是克尔凯郭尔式的；而心的反抗，从戏曲《无常》、《女吊》等文化触媒中发见的复仇的意志，又分明闪烁着尼采式的锋芒。
鲁迅关于生命存在的最先体验，在相隔多年以后，通过幻灯事件、婚姻事件和《新生》事件的联合反射而获得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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