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时代的文学》中，他把两者的关系分作三个时期进行考察：一、大革命之前，文学大抵分“哀音”和“怒吼”两种，而“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二、大革命时代没有文学。因为“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大革命时代忙而且穷，故文学只好归于沉寂。三、大革命成功以后的文学有二：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反之亦然，如果没有挽歌，革命尚未成功也是可以肯定的。他以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进行印证说：“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无论对革命还是对文学，他都抱有一种清醒的审视态度。“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如果没有大革命的环境条件，而竟有一种号称“革命文学”者高扬起来，在他看来是很可怀疑的。
如果说鲁迅这时候所侧重的是外在的社会环境，那么，在此后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时期，则侧重于革命的内化，也就是对创作主体的要求。他指出，创造社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是功不可没的，但是，问题的要害则在于“超时代”，“挂招牌”，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在题为《文艺与革命》的通讯中，他写道：“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在有名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他还这样批评当时的创造社作家：“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在这里，与其说是纯理论问题的探讨，毋宁说是对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人格的重视。从对“创造脸”、“破落户子弟”、“才子加流氓”，再到对后来的“元帅”、“英雄”、“工头”、“奴隶总管”，以及“妇姑勃谿，叔嫂斗法”之类的一以贯之的批评，都是这方面的反映。所谓“国民性”，就是国民个人人格的集中放大，大约相当于“社会人格”的概念。鲁迅对作家人格的重视，与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根本思想是有着潜在的渊源关系的。长时期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只是强调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却很少涉及作家的人格问题。鲁迅对人格问题的论列，正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学批评遗产。
总之，革命是自觉的，文学也是自觉的。鲁迅强调，革命文学应当成为革命斗争的一翼；但他同时指出，必须把充实的内容和练达的技巧结合在一起，倘使一味以文章“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
至于说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一定会首先记起他那篇十分警策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说：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罢了！哪里会有自由思想？……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其实，鲁迅所指出的文艺与政治的歧异，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冲突，是由阶级社会固有的矛盾性引起的。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他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在这里，“知识”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而“强有力”则是旧有的生产关系，专制制度，统治者权力意志的象征。“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问题提出以后，鲁迅接着把“知识阶级”分为“真的知识阶级”和“假的知识阶级”，并认为区分真伪的外部标志，仅在于能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曾两次指出俄国的“知识阶级”与中国不同，甚至怀疑当时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知识阶级”，表现了他的忧患意识。
此外，鲁迅还从历史发展的整个动态结构考察这两者的关系。他说：“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为旧势力所扑灭。”又说：“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鲁迅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正如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一样不是恒定的，可以因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革命成功以后，“革命文学”将不复存在。他在演讲中以反诘的口气肯定这个结论，说：“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候，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也即“有权力者”的思想。这一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表述过。
总之，革命，政治，文学，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鲁迅对此有关的论述，明显地打着他所处的时代的烙印。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鲁迅书信有云：“生丁斯世，言语道断”，“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庶几可以概括。国民党政府实行高度的政治文化专制，鲁迅称之为“中国式的法西斯”。在文艺方面，一面杀害左翼作家，捣毁或封闭进步书店；另一面，或则推行“帮忙文学”，“买卖空杯”，或则豢养一批“看文字不用视觉，专用嗅觉”的“官派的检查员”，大动刀斧，删改文章。鲁迅有过许多文章，专门揭露这种奉旨删改的事实。他在《花边文学》里写得很具体：
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察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
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著作家“谨慎备至”，出版家“战战兢兢”，都是势所必至的。在书信中，鲁迅曾多次叙述过自己作文那种带着枷锁跳舞的状况，怎样的“避实就虚，顾彼忌此”，“死样活气，阴阳搭戤”，以及怎样的“气闷”和“寂寞”，甚至于说“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
“椒焚桂折佳人老”，“文章如土欲何之”。鲁迅的种种“文学不中用”论，盖出于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愤激情绪，以及对文学和作家（“知识阶级”的一部分）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所作的抗争。我们阅读和研究这方面的论述，除了顾及鲁迅整个思想发展的脉络之外，对其中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也当给予足够的注意，才能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握鲁迅的文学观。
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作者称为“狂言”，即一篇借题发挥的战斗檄文，而不是什么纯学术性演讲。其中，曹操就不完全是历史上的曹操，而是包含了上述“政治家”的影子；司马氏政权下的嵇康、阮籍，则作为文人的代表出现。所以，我们不能不顾及作者的动机，不要因历史的框架而忽视了现实的内容。又如《青年必读书》，主张“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貌似偏激，却是以作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透彻理解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又不能因其情绪化的语言形式而忽视内在的理性逻辑。再如《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尊法反儒”的需要，以致认为鲁迅在此是肯定秦始皇“统一思想”的功绩的，其实大谬。对这个以“焚书坑儒”著称于世的暴君，作者曾多次讽刺为“火神菩萨”、“放火的名人”等，此间通过对比、进层和烘托的各种手法，其意仍在鞭挞现代的“黄脸干儿们”。
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一直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所以时有“文学不中用”之说，乃系改造社会的激情处在政治文化专制时代的一种非常态。惟其如此，才更深刻地表现了他在心灵深处对文学的热爱，对“思想革命”的执著；那是一种信仰，一种意志，一种始终不渝的感情。
一九八六
《人间鲁迅》第一部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出版后，引言先后由《文艺报》等多家报刊转载。
《人间鲁迅》引言
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时代是大时代。大时代总要产生巨人。
鲁迅是巨人。他不是帝王，不是将军，他无须挥舞权杖。作为旧世界的逆子贰臣，唯以他的人格和思想，召引了大群年轻的奴隶。他把对于民族和人类的热爱埋得那么深沉，乃至他的目光，几乎只让人望见直逼现实的愤怒的火焰。数千年的僵尸政治、“东方文明”、专制、强暴、虚伪、保守和蒙昧，都是他攻击的目标。他教奴隶们如何反抗，如何“钻网”，如何进行韧性的战斗。他虽然注重实力的保存，却不惮牺牲自己，必要时照例地单身鏖战。在一生中，他呐喊过也彷徨过，甚至在横站着作战的晚年仍然背负着难耐的寂寞，但是从来耻于屈服和停顿。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赢得众多的“私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招致密集的刀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获得更为辉煌的战绩。他所凭借的仅仅是一支“金不换”，便在看不见的但却是无比险恶的战场里，建树了超人一等的殊勋。
在他身后，自然要出现大大小小的纪念会、石雕、铜像，以及传记。可悲哀的是：当再度被赋予形体的时候，这个始终屹立于人间的猛士，却不止一次地经过有意无意的铺垫与厚饰，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平凡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正因为他耳闻了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呼号，目睹了淋漓的鲜血和升腾的地火，深味了人间的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艰深的象形文字，才会变得那么平易，那么新鲜，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
对于这样一个毕生以文字从事搏战的人，他的形象，其实早经文字本身表达无遗了。世间的纪念物，丝毫也不能为他增添或减损些什么，无非是后人的一种感念而已。如果它所激发的，不是对真理的渴求，不是奔赴生活的勇气和变革现实的热情，而是宗教式的膜拜，那么毋宁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
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
一九八七
写作《人间鲁迅》的同时，偶尔作诗，也写散文。
《火，一个殉道者》写的是中世纪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大学教授布鲁诺，因为坚持真理，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致死。文章展开科学与愚昧、知识与权力的对峙，着力表现一种知识分子精神。
是年，政治、文化及教育领域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火，一个殉道者
火，剽悍而神秘。
世界上许多民族，早在几千年前的孩提时代，便把火当成它们崇拜的图腾。热爱可以产生崇拜，但恐怖，也未尝不可以产生崇拜的。关于火的神话和传说，总是美丽得令人伤心，而历史则始终是那么严峻。普罗米修斯，所以终年以血肉饲高加索的鹰鹫，就因为盗取了“天火”的缘故。可是，先知不知道：火，带给人类的竟会是毁灭性的打击。打击面大的，有自古以来的战争，即所谓“兵燹”；小则可以成为一种对付思想者的酷刑！
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和战士布鲁诺，就是葬身于火的。古人渺矣。至今挑灯读斯人传，触指犹能感觉纸间逼人的灼热来——火呵火呵。
中世纪，在通史的卷帙里不过占薄薄的几十页，实际上却绵亘了数百年。这期间，一切科学、哲学、艺术，都成了神学的婢女，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森凉的可怕的气氛。作为时代的象征物，宗教法庭出现了。这头专事搏噬“异端思想”的巨兽，其活动开始由地方教会进行，尔后便设立了中央集权的教皇异端裁判所。在欧洲，到处布置着眼睛、暗探和伪造者。他们的生存方式，唯靠告发那些据说是抨击教会或对教义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只要一旦成为嫌疑犯，就得接受各种酷刑，直至终身监禁或烧死。后来的宗教改革家迫害异己，一律用的是火与剑。他们努力铲除思想不同的人，手段的残酷丝毫不逊于他们的祖宗和兄弟，正统的教廷分子。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就是被新教徒的领袖加尔文亲自下令烧死的。
布鲁诺重复了塞尔维特的结局。对于他，本来是有许多可以脱逃的机会的，但都被他一一抛弃了！我不知道昆虫学家怎样解释飞蛾扑火的现象，可惊异的是，在生物界，不同的生命实体，竟至于追求同一种热烈的死亡！
布鲁诺的道路不是开始时就布满了荆棘。这个诺拉人，18岁就被授予修士的神品，以后逐步升为副助祭、助祭，直至神父的职务。不幸的是迷上了思考。自从在教义里，在传统哲学权威亚里士多德的本本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他变得躁动起来了。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吗？太阳呢？一个太阳还是千万个太阳？……从怀疑的头一天起，他就理所当然地被置于教会和世俗的对立位置上。可怕的悬崖。要不要勒紧缰绳？还是策纵前往？披着神学家的外衣，内心却是皈依真理的英雄激情者——难道这是可能的么？当他决意接过哥白尼的天体学说，去摧毁教士和庸俗哲学家制造的贫乏的天穹时，便立即成了追捕的对象。他逃跑了。
西谚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拉人前往罗马的道路并不通畅。危机四伏。他不得不做了一件新僧服披上，以期获得一种安全感。他辗转到过许多地方：日内瓦，巴黎，伦敦，布拉格，威尼斯……只要决心放弃危险的思想，他不是不可以选择某个驿站作为一生永久的居所的。由于博学，他曾不止一次被聘为教授。倘使甘于充当神学教义的一名诠释者，谁敢保证他不能成为奥古斯丁的光荣后代呢？可怕的是自我放逐。这个逃亡的修士，流浪的哲学家，不安分的自由思想者，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