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他坦承道：“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国民性批判可以成为“殖民话语”，反国民性批判亦可以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
从“解殖民”到“自内解殖民”，到“后殖民”，如何踏步于民族主义道路是一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从来未曾被完全殖民，不论蒙受了多少国耻，在总体上，它一直保持着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完整性。——这是我们的爱国者谈论“国是”，包括“国民性”或“国民性批判”问题时所应特别留意的。
实际上，殖民话语根本不具备批判性，只存在歧视和压迫。而批判和自我批判则是自觉的、理性的，是社会公正原则的一种践履，也是对自身潜在力量的一种确认，因此说，它是走向再生的根据和先导。
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包括国民性批判——最终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不可能直接施之于社会改革，因为它无法在国家组织与各种社会势力中进行实际的联系和有效的沟通。实际上，重大的社会实践，主要靠政治精英及“基础阶级”去推动；如果，知识分子所准备的一切，在实际政治中往往被搁置，甚至有可能随时遭到否弃。
二〇〇九
1月，传记《漂泊者萧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所编萧红文集注释本《萧红十年集》（上、下）同时出版。
发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内战》，评述上世纪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在法国社会及知识界的影响。
发表《九十年文学一瞥》、《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等，就中国文学的发展及现状问题，表示了不同于北大教授陈晓明等人的意见。
介绍德国画家基弗，作《基弗：后极权时代的废墟》，在《随笔》、《作家》等多家刊物发表。本书节选引子部分。
基弗：后极权时代的废墟（节选）
安塞姆·基弗（1945— ），德国著名画家，新表现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后移居法国。
基弗被称为第三帝国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画坛诗人。他一直专注于表现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文化命运及纳粹主义的遗产。他说：“我带着联系我们意识和经历的象征进行创作，这象征将同时引发我们对自身的不断的省思。”历史、神话、宗教、文学题材都是他的视觉对象，其中，大屠杀的记忆是反复表现的主题。作品富于历史感、悲剧感，带有沉思的性质。结构宏大，形式新异，令人震悚。
引子：废墟
1
当历史依然酣睡，画家开始醒来。
2
如果去博物馆，经过画廊，徜徉于展览大厅，定然看见众多在亚麻布、石头和青铜中诞生的男女：王公、贵族、牧师、修女、小店主、浪荡子、娼妓、厨妇、舞者、浴女……神秘的肉体，光裸的肉体……王冠、长袍、礼服、曳地的裙子、镶边的花衬衫；鬈发、唇、颈脖、胸脯、乳房、臀、腿和膝，以及浑圆的脚踝……绽放着，滚动着，满溢着……明艳，茂密，健硕，盛大……然而你觉得，这一切是真实的存在吗？
他们生活的时代，唯是米开朗基罗的时代，提香和伦勃朗的时代，塞尚和高更的时代，奥斯威辛之后，再没有完整的人。这些为生命所充盈的肉身，已经化作轻烟和灰烬。幸存者也是灰烬的一部分。曾经庇荫的家宅、庭园、纷披的花枝，在岁月的那端，不复有温馨的气息缭绕。黑信封，空椅子，残破的风琴和书架；血污了台阶，泪水无声地侵蚀着月光、阳台、铁栏杆，有谁向窗口凝望？即使教堂一样站在原地，拱顶的战栗无人察觉；一样的唱诗，一样的祈祷，如何可能恢复往昔的庄严与圣洁？坚定的砖石是虚假的，游移的车辆是虚假的，咕咕叫的鸽子是虚假的，翅膀是虚假的……上帝呢？上帝是不是那个悲悯的上帝？……
奥斯威辛之后，世界改变了。
没有人。没有人的创造物。也没有自在之物。
只有废墟。
废墟。废墟。废墟。
3
废墟不是时间的冲积物，不是自然灾变的残骸，它由国家——一头凶险的巨兽——咬噬而成，是极权主义制度本来的形相。开始就是废墟，今天不过是往日的延续或扩大而已。
一个民族，历经浩劫而不见废墟是可疑的。
看！看这里——
后极权主义的废墟之上，有太多的奴役和屠戮的痕迹。领袖死了，志愿行刑者死了，褐色和黑色的军人不见了踪迹，而罪证，仍然保留了下来。在死神降临之前，他们来不及销毁这些证物，——为什么要销毁？杀人本来便是一种荣耀，正如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所说，“只有我们部队才能够面对成百上千的排列的尸体，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书写过的光荣的一天”。于是，我们看见了一座座架满铁丝网的岗楼、营房、木架床、火墙，突如其来的铁轨；看见了毒气室、焚尸炉、木车、铁锹，做苦役的各种工具；看见了黄色六角星，墙上的手印、画、图案，未写完的信、日记和诗篇；还有，刻在砖墙和木板上的一个又一个名字，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在绝望中呼唤自己，还是呼唤同样陷于绝望的同类？
在奥斯威辛博物馆，陈列着那么多的照片和物件——其实，早在我们欢呼着向领袖行舞手礼的时候起，一切都给准备好了！
纽伦堡。作为一个标志性地点，党在这里崛起，也在这里覆灭。国际法庭竖起高高的绞刑架，12个——为最后的12个头领敲响丧钟。没有墓地，没有骨坛，没有地方可以成为纳粹主义的圣殿。大幕沉沉。然而，正剧的结局，却无法改变悲剧的全部剧情。600万犹太人死于虐杀，数千万欧洲人死于战争——此后，献上鲜花或点燃蜡烛，于逝去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只要血来不及清洗，
只要记忆仍在，
只要秘密还蜷缩在档案室里，
只要公义还怯于说出，
世界就是废墟。
废墟是你，废墟是我，废墟是幸存下来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这废墟存留于我们体内，且绵亘成片，覆盖所有的心灵。麻痹，冷漠，空虚，阴郁，焦虑，终日悚悚危惧。我们失去了爱、善良、诚实、正直和尊严，失去了自由的梦想，失去了良知、信仰和勇敢。我们学会眯着眼睛看人，互相猜疑和仇视，甚至不信任自己。虚无主义的荒凉。
——世界如何救赎？
4
众多画家已然丧失思的能力。在他们眼里，唯是世界的表象，镜面及其反光；而基弗，看到的是现实的全息影像，黏连着记忆的重叠的阴影。他们是游戏者，沉醉于迷幻的光色之中；而基弗，眼前飘舞的是死亡的意象，他总是看到：今日重复昨日，死者跟踪生者。每一个日子，都被他们当作解放日来庆祝；而基弗，一个悲观的人文主义者，始终自囚于文明的废墟之中。他确信，新生的道路发端于此，然而那前景又堵塞着重叠的黑暗，直到世纪尽头……
只要世间存在着黑暗，他就是黑暗。
只要世间存在着死亡，他就是死亡。
他看得见同行所看不见的废墟，亡灵，不祥之物。他是一个通灵人。在我们的时代里，真正的画家一定是一个通灵人。
所以，基弗必须离开。
他不得不寻找。
在德国，他工作于废弃的校舍和厂房。在法国，换了巴札克的养蚕场，一样的废弃已久。没有人。到处是岩石、沙砾、灰泥，他就像一只寄居蟹一样地游来游去，从自己到自己。
在巴札克，基弗建造铅石混制的塔楼，挖掘洞穴，修筑长达数里的隧道连接白天和黑夜，一如历史，宏大而幽深。画家无秩序地放置铅制的床，以及船，令人骇异，想象千万年前周遭一片汪洋，而今水落石出——谁人在其上安寝？他用身体绘画，画幅、摄影图片、钢丝、铁板，各式材料散落地板，堵塞了道路。混乱。荒寂。即使培植了绿色的生命：薰衣草，百里香，桑树，藤萝，也无所谓春天。地面上，一群群向日葵也非梵高的向日葵，从来不作疯狂的舞蹈，却因太阳的黯淡而纷纷垂首……
自我流放于大地边缘，居于钟的心脏，反刍记忆中的黑色物质，倾听空穴的风声……
在基弗这里，废墟并非是历史的实存。
作为艺术形象，他无意于再现现实世界中具象的轮廓，而需要一个多形体的复合的形象，一个象征，一个巨型的图像空间。当废墟在画家的观察、记忆和想象中显现出来以后，他用沙粒、稻草、铁丝、黏土、灰，用画面、文字、照片、原材料和再生材料，用诸如腐蚀、磨损、断裂、拼贴、叠印、装置、遮蔽等繁复的手段来建造它。基弗以最可震骇的形式挑战人们的视觉，震颤的痛感使它变得含混、模糊、充满歧义；可是，当一旦显影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之上时，它是那么清晰。
庞大的废墟！整体的废墟！日日夜夜的废墟！当幸存者及其子孙承载幸福之舟沿忘川顺流而下时，基弗独留岸上。他背叛了时间的法则。
回顾：阅读与写作
没有功利的目的，为读书而读书，如同毫无顾忌的写作一样，应当算是一种幸福。然而无论前者或后者，我都无法做到。少时读书，为求知欲所驱使，动机比较单纯；加上阅读不求甚解，偶有所得，着实有过欣然忘食的时候。等到年岁渐长，阅历增加，内心为问题所苦而意欲倾泄，情形便不同了。只要不是写诗，而是试图使用较为精确的逻辑语言去描述、探索、判断所经见的世界，往往陷入困境，有时甚至感到绝望。在这一意义上说，写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事物的相关性，可以使问题层层推进以至于无限，而我又不是那类“通人”，以有限的知识和贫乏的语汇如何可能应付？只要写作长文，往往事先把所需要的书捡出来堆到一起，每日翻阅数册或数十册，直至书堆消失然后动笔，这叫“临渴掘井”，深度可想而知。若是学问家，决不会窘迫如此的。
在阅读和写作中，即使产生些许的快乐，也被几乎从未间断的紧张而沉重的惩罚性劳动所吞噬了。
阅读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被打成“牛鬼蛇神”，恐怖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蹈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左右，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吧？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
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来势汹汹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