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知识人存在一天，内战不会停止。
被称为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之父的兹纳涅茨基在其名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试图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他将有关的角色分为四大类型：技术专家、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这样的划分未必是准确的，事实上，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也仍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分类方案；但是，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人参与的特定角色系统所作的发生学及功能的阐述，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角色转移问题。角色是一个动态系统，在执行过程中，角色成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可以是单个角色，也可以是多重角色，还可以变色龙般地变换角色。对于角色执行者而言，根据其主观意向，可以有多种方式去执行角色；或者，只对角色成分诸如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等其中一种感兴趣，而使其余的从属于它。由此，在知识人中就有了“守夜者”，有了“异类”，有了如法国评论家班达所称的“背叛”问题。
知识阶级
五四时期称“知识阶级”（源于日语），后来在政治家的著作中变做了“知识阶层”，阶层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意在强调其依附性。再后来，连“阶层”也搁了起来，单说“分子”，很明显属于游离的社会角色。这样，著名的皮与毛的譬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其实，作为一个外来名词，就语义学的意义上说，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词（intelligentsia）。
多少波澜险恶，唯在几个方块字的摆布之间。
从知识人到知识分子，中间多出一个精神过渡的层次。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虽然可以导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或中世纪的教士，但是，如果脱离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的观念的影响，要产生根本性的蜕变是不可能的。
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
“知识阶级”作为一个名词，据考证，最早源于俄国，大约1860年间已经出现，甚至还可上溯至18世纪。而作为现代意义的词，在法国，则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法国政治家、激进派领袖、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 Georges）于1898年1月14日在《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发表《知识分子宣言》时首次使用。可见，从诞生之日起，“知识阶级”已是遍身烈焰，放射出社会正义的光辉。
俄国知识分子是特异的一群。
所谓特异，是因为他们把知识分子精神发挥得特别充分。领队者之一的赫尔岑，赞许他的兄弟兼具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美质，他们肩负着把他们的“北方货币”投入人类思想宝库的伟大使命，是“很少生活于往日的人们”，是“统一科学和生活、言论和行动的代表人物”。英国俄裔思想家伯林称他们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的存在，将对世界知识者的良心构成永久性的冲击。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以色列学者康菲诺列举了五项特征：一、关怀社会；二、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义务感；五、深信事物的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此间，贯穿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罗斯土地的燃烧般的情感。乌斯宾斯基把提升起来的涵盖这一切的精神称作“土地——人民性”，其实这就是俄罗斯精神。索洛维约夫们的“新精神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斗争哲学，也都是紧贴着那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地飞翔的。
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
有机性与无根性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其中主要是两种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
社会集团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一般而言，他们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出现而活跃在由新阶级所力图彰显的新型社会中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忠实于新阶级和新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则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是自治的，独立的，无须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但不论有机或是无根，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
葛兰西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如何通过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实施知识分子职能，成了问题的关键。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其有机性，是由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来体现的。
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中南美，以及中国、印度、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比较性描述，是《狱中札记》中饶有意味的部分。
意大利及法国知识分子的国际性或世界性，显然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这是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经验之上的现象。英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为当权的工业集团所吸收。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缝合方式，其中包括德国。但是，作为德国工业家的传统知识分子，却保留着特权以及强烈的独立意识，原因是死而不僵的容克地主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以及稳定的组织干部，所以有利于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俄国知识分子中一些精英分子移居国外，吸收了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却未曾丧失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他们回国之后，不是营造狭小的文化学术圈子，而是强迫人民觉醒。这些精英人物与引进的德国人之间的差别，正在于其本质上的民族——大众性。葛兰西指出，这种特性不可能为俄国人民的消极的惰性所吸收，因为它本身就是俄国对其历史惰性的有力的反弹。中国的留学知识分子，相反容易为国民的惰性所吸收，仅此可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退潮的一个注脚。不同于美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匮乏，在古文明国家中，这类的知识分子呈大量积淀状态。葛兰西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字书写是将知识分子同大众分开的表现。在印度和中国，宗教领域也构成了分割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鸿沟。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以和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撤克逊移民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移居美国，除了道德力量和意志力之外，还随身带去了某种程度的文明。欧洲历史的某个阶段，一旦经由他们移植到美洲的处女地上，其本质的力量便毫无窒碍地发挥出来，速度是旧大陆所无法比拟的。关于旧大陆，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障碍，不愿消失的旧制度的遗迹；正是它们阻碍了快速的进步，以保存和均衡对待每一种首创精神，而且极力通过时空来冲淡它。类似的障碍和遗迹，在古文明国家中，更是随处可见。
普遍型与特殊型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与特殊的两个类型。
福柯说：“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不再是名人…法学家，而是专家…学者。”福柯认为，特殊型知识分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象征性的人物是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他将普遍型知识分子与特殊型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福柯赞扬他在离开专业领域以后，在美国科学事务中担任了“类似政委的角色”。
福柯指出，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来，即：“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他用达尔文取代左拉，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点的代表；还特别指出，生物学和物理学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特殊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产生的领域。他认为，技术…科学结构延伸到经济和战略范畴，必然赋予这一新角色以实际重要性。
的确，像生物学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所内涵的科学哲学，与人类社会改造的进程关系密切，或者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具备思想，其潜在价值，唯有凭借人文精神去进行发掘，而不可能自动地作革命化的延伸。二战期间，原子弹的爆炸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惨剧，由此引发的科学价值的危机，至今仍然使人们惊恐不安。
或许适得其反。作为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往过滤了社会成分，包括心理学根源而使自身单纯化；而作为作家，或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专业融进更多的社会成分，而且始终伴随着情感和生命的冲动，是一个复合体。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的专业是由来安全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专业却容易构成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说的“危险的思想”。在纳粹德国和苏联，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无疑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不驯服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受的迫害是空前的。“文革”横扫一切，比较言之，自然科学家至少在名义上受到权力的保护。自然，极少数戏子和戏子样的文人也是受到了保护的，因为要歌颂太平。
一言以蔽之，科学无法取代精神。
新阶级
社会学家曼罕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藉，因此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贝尔认为，知识分子早已成为独立阶级而与其他阶级争夺社会控制权，技术知识分子的迅速壮大，将最终导致知识阶级的统治。古尔德纳随之提出“新阶级”的概念。他认为，随着人类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行将代替货币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着，知识分子也必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由于新阶级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本身具有某种批判性，故而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成为“普遍阶级”。
很可能这是知识阶级的一厢情愿，就像戏曲中的穷秀才梦见中状元一样。问题不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使新型的技术官僚代替了老官僚，而统治依然如故。如何废除由推陈出新的权力形式所保护起来的本质性的奴役，是问题的全部。
萨义德否定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可以放弃通过个人行为以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目标；认为即使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那样一再声称与前现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大叙事”不再流行，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仍然不会改变。
代表性
萨义德承认，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代表性的人物”。
他说：“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萨义德未免太夸大、太乐观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作为一种人类普遍观念的化身而出现。他所说的代表性，唯是价值观念中的代表，意向中的代表，而不是事实的代表。好在他在关于代表性的言说中，同时强调了个人，活生生的人，包括那独有的怪异，暴戾的人生风格和社会表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单纯的只是一个人。
唯有个人能够思考，正如曼海姆所说，“不存在任何诸如群众头脑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知识分子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知识分子同什么相关？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面对这类提问，坚定地回答说：“我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在强调知识分子为自己负责时，他回顾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指出风暴过后，人们都说从此再没有人上街为他人代言云云，于是反诘道：“怎样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他能够为他人代言？这才是真正尖锐的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谈论什么为他人立言之类，政治阶级也是这样。他说：“知识分子从他所属的文化中有所得，并为这种文化立言是必然的。但是，这一事实相对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他的言说，只能是其客观情境的转述而已。如果说有知识分子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说了些更多的东西，说了些其他东西，说了些不同的东西。在言说的过程中，他们必然同自己的社会利益甚至自身所属的阶级相关。”但他接着强调说：“当知识分子完全沦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级的代言人时，他就彻底完了。”
萨义德曾经引用小说家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戴德勒斯的话，表明知识分子的个人性：
“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自我防卫。”
在黑暗的中世纪，当垄断了言论、出版、教育，以及对世界的解释权之后，垄断型思想便告形成。这是非常可怕的。唯有在统一的教会瓦解以后，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组织，不再是一个特权阶级或等级的成员，思想的经院方式才会有所改变。正如曼海姆说的：“直到教士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后，现时代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真正开始。曾经被人为地维持的、几乎毫无异议地被人们接受的世界观崩溃之日，正是它的制造者的社会垄断地位瓦解之时。”
2
精神，思想及其他
俄国哲学家习惯于把精神从灵魂和肉体这一属于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分开，而视之为超自然的独特的世界。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它不同于灵魂的是，它可以与生命以及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分开，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它能够把自身对环境的反应上升为对象，并且为自己所把握，连经验及感觉也不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甚至，它可以把自己从自身中抛离出来。而灵魂是仅就肉体相对而言的，是经验世界的镜像，是人的主观方面的东西。
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可是，生命个体的精神质性差异极大；正如光照对季候的影响一样，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可以因此呈现为不同的景观。
精神是自由的。
精神本身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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