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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柏克，这名字近来被学界鼓吹得很响亮了。哈耶克——英式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是将他与休谟、斯密并列为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其实，柏克除了对等级制、士绅精英的统治传统十分尊重，这个对巴士底狱被毁感到遗憾的学者，在他心目中的自由只能是贵族的自由。对于他1790年出版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有“自由主义之父”之称的贡斯当指出：“该书的荒谬之处比该书的字数还多。”英国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认为，柏克的主张中有某些东西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他说：“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对于法国大革命，直到1791年6月，他还有过很明确的表态：“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谬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针对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终生献身于革命和民主宣传的潘恩随即作出反应，写过一个著名的后来称作《人权论》的小册子，公开与之论战。他辩护说，法国革命“蓄意要摧毁的对象是原则而不是人”。人民的行动被攻击为“暴行”者，他认为，“他们是从统治他们的政府那里学来的，而把他们司空见惯的刑罚作为报复”。“政府企图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最下层阶级的人，从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最坏的影响。他们清楚地感到自己是要针对的目标，因而他们也倒过来自己动手干这些教给他们的恐怖事儿。”他认为柏克蓄意将事实加以“戏剧性的夸大”，指出：“这些暴行并非革命的原则所致，而是出于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的坏思想，这种思想正是革命要加以改造的。”在回答柏克对大革命的攻击时，他这样评析柏克的立场：“柏克先生为什么要恼怒呢？啊！原来柏克先生用意并不在法国的国民，而在法国的宫廷；每一个唯恐遭到同样命运的欧洲宫廷都在同声哀悼。他既不是以一个法国人也不是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而是以各国闻名而无人为友的那样一个阿谀奉承的家伙的身份，即廷臣的身份，来写作的……所有宫廷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对一个宫廷或廷臣而言，没有比法国革命更可怕的了。”
法国大革命作为一次政治革命，成了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五四的灵魂。所以，五四的激进主义，在当时就引起国内的保守分子和外国观察家的恐慌。杜威曾经指出，他们大多数在看待中国问题时，“都怀着一种认为它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不愿意改革的先入之见”。所谓“先入之见”，也就是施瓦支所说的目的论。他也曾很明确地指出过：“目的论曾一再歪曲五四的历史。人们在追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一再说它把1919年的中国‘引’到了别的事件上：1949年的解放，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四五’运动……使用这种‘由……导致……的方法描述历史的人中，既有学者，也有专门从事政治的人。”90年代利用“目的论”批判五四，否定五四的知识分子平民性质及其革命意义，可以说是80年来所有颠覆五四的言论和事件的一次集中的倒影。这些学者一方面批判卢梭及其同时代人的理性主义；一方面使用犬儒式的理性主义——通过所谓“学理”进行“后验主义”的理性建构——而根本不予考虑历史发展情势的必然性、急迫性，以及人类个体生存价值的合理性。这种超乎实际的民主和自由需求之上的关于“主义”优劣的文化类比是典型的学者的把戏，其荒谬之处，首先在于脱离具体的民族历史环境，脱离唯有他们可以给出唯一的评判标准的当代人的生存。
傅瑞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指出：由于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对于一种可能的、被人们希望和相信的，但是还没有内容的未来而言，法国大革命就不再是一个模型，而是演变成为一个有1917年10月这个日期记载的现实事件之母。于是，对于这样两次革命的说法，也就发生了互相混杂和影响。因此两百年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便成了一切起源的记叙，一种关于同一性的叙说。
五四在中国有着同样的命运。
由于五四过早夭折，它的实质性意义无法得到彰显，而它那种赋予革命形貌的外在的东西，便与“文化大革命”等现实中的破坏性事件在一些学者那里混淆起来，成了民族的祸害之母。
知识分子与精神
五四的一代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一代做了些什么？
而此刻，我们站在哪里看待这一切？
如果我们把五四的一代看作是一群可恶的离经叛道分子，复仇主义者，青年暴徒，梦游症患者，白痴，自大狂，西洋文化丐帮，口号制造商，纵火犯，教唆专家；如果我们让他们放下手中的堂吉诃德长矛，改执盾牌；让他们从星散的各地集中到指挥刀下，所有的动作，都服从于同一支号角；甚至让他们没入更浩大的群队里，犹如海洋有水，却不见河流和涓滴，没有独立的奔流；如果不承认知识分子的主体价值，把激进主义除掉，那么五四将成为空白。如果我们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狂飙式风格，认同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五四就是一个年轻的建筑群。然而那么多矗立的群体，今天也只余一片瓦砾场了。
五四死了。五四早已整个地陷落。我们看到的是包围在外部的十字军，火光熊熊，杀声震天，原来墙垣之内早已喑哑。自由的确总是处于守势，处于危险之中。正如雅斯贝斯所说：“自由不会主动落在我们身上，也不会自动地保存；只有当它上升为意识并且为此承担责任，才能保存它。”可是，知识分子内心怯弱，他们缺乏足够的精神后援，结果五四为他们自己所扼死。
俄罗斯知识分子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族群。作为一个精神性团体，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治霸权之外的传统。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最终在分裂中形成了，他们将永远称自己为‘我们’，称国家、政府为‘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虽然也分裂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彼此间有着激烈的交锋，然而，他们都一样深爱着俄罗斯大地，一样地热爱思考。他们忘我地迷恋于社会理想，无论如何的形而上学，仍然紧连着那大地之上的广大苦难的人们的命运，而被赋予一种深沉的道德力量。同时，他们是行动者，实践家，勇于牺牲自己。“疯僧”，是世界上最富有俄罗斯特点的俗世中的圣徒形象。俄罗斯民族性，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那是一种超民族主义，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有着如此浩瀚的精神环绕着他们，哺育着他们，于是他们的灵魂变得无比强壮；而他们，也在不断创造着增加着这精神。所以，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斯大林时代，无论西伯利亚的流刑还是古拉格的苦役，无论是自由的写作还是禁止出版，他们依旧那么高傲——甚至被流放到国外如赫尔岑、蒲宁、布罗茨基……那么多的知识者，他们是那么出色，唯以特有的精神气质，迥异于周围的人们，如同打在褪色的衣服上的鲜艳的新布补丁！
这就是鲁迅——五四时代曾被称为青年叛徒的首领——多次怀着战斗的敬意说到的，为中国所没有的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精神是重要的，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赫伯特·费格尔报告说，爱因斯坦曾经对他说过：“要是没有这种内部的光辉，宇宙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在俄国哲学家看来，人不是世界可以忽略的渺小部分，恰恰相反，世界才是人的一部分，人大于人本身。别尔嘉耶夫在《自由精神哲学》中，说人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是三维的人，是“精神…灵魂…肉体的有机体”。而精神，自然居于最高的位置。对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意味着什么呢？精神就是独立、自主，是一种操守的坚持。精神有一种彻底性，它隐含着一种对外部的有原则的对抗，固守也是对抗。这种否定的积极性来源于自我，因此，它不可能惧惮任何压力。正由于知识分子是最富于精神气质的人，所以，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在谈到知识分子时，特别指出：“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适的一种姿态，这是毫无疑义的。”“处在边缘是知识分子的本真状态。”“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认为自己能够促成或创造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保守的。”所以，米尔斯在论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时，也指出说，最有可能继续进行反对现行体制斗争的社会集团是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称作“一种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变革力量”。所以，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深有研究的曼海姆，在他代表性的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很难生活在一种“与现实完全一致、没有任何或以乌托邦或以意识形态出现的超念因素的环境中”。由于精神的存在，知识分子多出了一个世界。关于这个世界，一位俄裔流亡思想家弗兰克曾经这样描写道：“不要在地上寻找自己的路标，这是一片无边的汪洋，这里进行着无意义的波浪运动和各种潮流的撞击——应当在精神的天空中寻找指路明星，并向着它前进，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许还要逆流而上。”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十分贫乏。它从古代的士阶级演化而来，而士阶级的脐带所牵系的母体——农业社会结构尚未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市场没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况下，依然是权力中心，知识分子的组织依附性继续存在。也就是说，还是“皮”和“毛”的关系。作为现代意识，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并没有形成，因此，很难获得一种源自精神本身的独立性，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知识的商品化和制度化，并不曾阻止几千年古老传统的幽灵对我们的缠绕。五四时候，鲁迅和他的战斗伙伴有过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黑暗的“铁屋子”，自然无法产生俄罗斯的那种精神漫游者。我们不像西方那种宗教国家，我们的宗教是儒教，尤其是经过历代统治者以及汉儒和宋儒的大规模改造，它对知识分子长期的精神浸淫是致命的。于是，惯于倾听宫廷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充耳不闻，尤其是陌生于内心的人的声音。茫漠之中，没有对生命的关注，没有对生存与命运的沉思。没有精神饥渴，没有灵魂冒险，没有对真理的寻索，没有创造的欲望。当陷溺于苦难的时候，不知道拯救，只有老庄——儒教的一种补充——式的无为与逍遥。从来不期待复活，只有坚苦的忍受，我们怎样才能懂得为自己和人类忧伤？我们的眼前没有高山，没有崇仰之物；我们的胸襟没有平原，没有坦荡与辽阔；我们的内心没有河流，没有爱，没有容受力，没有自由不羁的涌动。五四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决裂——现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队伍那么弱小，然而他们以决死的意志反抗这一切；那种震撼力，80年后，依然使他们的后辈为此感到鼓舞和惊悸！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到前台，背弃传统，扮演“现代”的角色。在斗争中，他们创立了“社会高于政治”的俄国式命题。他们在精神人格上，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先辈。他们汲取人类最优秀的精神强壮自己，发展自己，开拓中国的未来之路。然而，最终还是被传统压倒了！
五四一代的出现，毕竟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只要说起他们，我们就获得了信心、勇气、骚动的力量。“坟”不是最终的。所以，鲁迅写了“野草”。那是一种强韧的生之信息。当此又一个新世纪的黎明即将升起之际，而《国际歌》“最后的斗争”的旋律愈来愈响，冰河的涌动愈来愈迅速有力，草叶的芳香在想象中变得愈来愈浓烈，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将如何可能像五四的先驱者那样，独立承担自己的使命？
——魂兮归来！
1999年3—4月，于广州
二〇〇〇
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沉钟译丛》。
与章德宁女士合编《记忆》丛刊，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与邵燕祥先生合编中国近五十年散文选集，名《旷世的忧伤》，上下册，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13万字，发表于《书屋》第3期，同年编入《自制的海图》一书，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文章从自由精神的视角切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机制、不同的发展阶段及代表性作家分别论列，并就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探讨，自定了文学批评的三准则，即：自由感、个人性和悲剧性，指出作品的成就决定于其综合分析指数。这里节选第一部分。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节选）
一根
回顾50年中国文学，如果将目力固定在某一种文体上面，不能随意移动，却要求确切地说出它的位置、性质和质量，无疑是困难的。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只要触及其中的任何部分，都会牵涉到整体。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固然无法摆脱来自精神世界的其他现象的缠绕，尤其严重的是，由于主体的物质性，它将不得不承受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事物的刺激，不同力量的阻拒、压迫和打击。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为自由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这样，是否可以做到用纯墨水写作，确实成了问题。
在谈论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往往要踅回到原点上。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其开创的意义，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在大会上，周扬特别强调“组织”问题。所谓组织，并非自由职业者群的纯行业性团体，而是由官方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统一安排和管理的。在组织内部，没有个体的独立性可言。毛泽东在战时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时，被重新确定为和平时期文艺运动的“战斗的共同纲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学在如何宣传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不失其美学意义，在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习惯地把最高领导人的著作经典化、绝对化的时候，艺术问题便不复成为自由探讨的对象。张中晓把《讲话》称为“图腾”，正是对建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