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妇德。这种冒牌男性的女性，简直还是没有的好。
谭正壁如是说。
李达则认为：
四方门户洞开，潮流所激，汹涌澎湃，无论何种机会；只有顺应的，决不可以抵抗的。况且我们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有解放女子的必要。所以为女子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人”，赶紧由精神物质两方面，预备做自己解放的事。
当亦舒发现不可能有男子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照顾一个女子”时，她赶快地，切实地寻找现代女性的人生之路。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智慧的、矛盾的、缺陷的、鸡胁的、无奈的、无可无不可的……
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知识女性。她们不是都市的新生代，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愈是感到岁月流逝，愈是要牢牢抓住现在和当下。
她们也许未必有勇气将自己视为某种新开端，却一定会把脚跟深深地踩入“现在”的土壤。对她们来说，“现在”是一个稳固的据点，由这个位置可以自由地前后观望。
与上一辈相比，她们毕竟拥有更好的时光。“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禅”，传统的美德，无论多么为人称道，无论怎样被人们反复咏叹，最终像进化论一样，将在现代人身上消失得荡然无存。她们会用伤逝的眼光目送前华蹒跚的背影离开生活的舞台。
但是，她们又如何去跟更年轻的一代人相处呢？亦舒对如朝阳般焕发的年轻一辈尤其情有独钟，那一代的青春活力让人羡慕不已。在年轻人那里，一切都是清新的，如郊外早晨树枝上凝结的露珠，一切都是美好的，如田野上蓬蓬勃勃盛放的花朵。
面对年轻一代人更加直截了的欲望方式，她们既害怕又羡慕。
如徐佐子看马利：
对马利来说，连三十岁都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是上一代的恩怨了。她没有时间去爱也没有时间去恨，她活在自来的幸福中，不必兼顾别人的错误。
《她比烟花寂寞》
又如子君着安儿与她的小男朋友：
两个孩子在一起仿佛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他们的青春令我差煞。这是真正自由的一代。想到我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老母忽然瞎起劲地管教起子群与我来，出去与同学看场七点半总要受她盘问三小时，巴不得那个男生就此娶我为妻，了却他心中大事。对老母来说，女儿是负担，除非嫁掉，另作别论。
更让子君吃惊的是，那小破男孩还会开导她：
“看看我与小安，我们在一起这么开心，但很可能她嫁的不是我，我娶的亦非她，难道我们就为此愁眉不展？爱情来了会去，去了再来，何必伤怀。
《我的前半生》
这种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态其实已是她们觉醒的前奏，显然时时从心底透出虚弱和无奈。
好在年轻一代尚未抢人舞台的中心。在线性的时间链条上，她们牢牢地占住了“现在”，可不可以轻易地将其托付给未来呢？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自然，亦舒给她们创造了一个宽阔的舞台。
人生如戏。她们必须背好自己的台词，走好自己的台步。在与“他者”的比照下，她们也该展露出她们自身的特质了。
经济的独立，首先成为了她们能挺直腰杆的第一步。
传统的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多半是男人去外面找一份职业，而女人的职业则是留在家中。如此一来，女人便陷入了经济无法自主的困境中。即使同样外出工作，女人往往必须选择能够兼顾家务的工作，而这种工作自然很难供给她们足够的经济基础。
过去，即使是在家庭资源分享的提倡下，家庭的钱财也并非由成员平均共享。女人倾向于优先考虑丈夫和小孩的需求，把自己的需求摆在最后。当家用开销吃紧时，她们可以牺牲自己的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女人很少像男人那样有自己支配的金钱，而且觉得若把家用钱花在自己身上，就好像剥削了她们的孩子。
“太太惟一能心安理得花钱的时候，就是买家用食品与小孩衣物的时候。”这并不是一家之言，放眼世界，家庭主妇大抵如此。
亦舒却看不得她的女主角受这种委屈。她们以能干的为多。
倚赖性越重，跌倒机会越大，寄望过高，则失望越甚。
若果找到一个周到体贴的男伴，认为照顾爱护女伴是男性的责任，那太好太好；如不，大可独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去跑天下，自得其乐。
真的要求男女平等，先要舍得放弃许多女性特权。尽义务，负责任，并非易事。
《两个女人》中，施扬名和任思龙的一段情最后无疾而终，导火线也是因为经济问题。
任思龙的经济环境比施扬名好得多。施扬名打算离婚，但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坏人，他要负起分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又想凭自己的能力和任思龙组织二人世界，当然就捉襟见肘。
任思龙不见得会陷他一块捱苦。
由贫困到奢华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由奢华回复普通，见谁开心过了？
话不投机，任思龙会说一声“拜拜”，回她石澳海滩豪华舒服的别墅。
她不会接受施扬名的说辞了：“可是我只配住大厦中的小单位，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思龙，你如果爱我，你不会反悔。有什么事，请你与我辩白，请你不要一走了之，表演得那么潇洒。”
可是，当初他喜欢她，岂不是因为她比旁人都潇洒？
恋爱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恋爱终于牵扯到生活的实际一面，各自的面目便原形毕露。
谁都能领略到阳光后的阴影，或是黑云后的金边，叹人生无常，怎么办呢？有什么好说。
香港女性或许是中国女性中最独立的一群，香港有出女强人的较佳环境。她们大展风华，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都有着一种前驱性的意义。
然而，女性那种共同的命运，香港女性同样要承担。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一书中曾分析道：
男人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
这种“爱”无疑害苦了天下女性。
所以，又有一个伍尔英以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为题，写下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
她设想得多么美妙，偏偏就有一个亦舒，全力赞成她的这种妙想。
因为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亦舒笔下很少出现香港另一女作家陈宝珍所描绘的那种境况：受困于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
亦舒的女主人公经济尚可，即便像子君等出走的女性，一间房子也不成问题，了不得就是从华宅搬到公寓。史涓生一次就补贴了她三十万。
这亦是亦费的厚道之处，有时候她就喜欢自欺欺人，因为这样日子会好过点。中国不是有一成语，叫天从人愿吗？
但事实呢？事实当然没有幻想那么美丽。
只不过亦舒不管那么多罢了。所有的言情小说都会有这么一个毛病：将爱情神化而将环境虚化。
亦舒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女性的精神独立上。
从来就看不起以女性本身条件去迎合男性的那一类人。
为什么要去理会男人喜欢什么？她说我就是我。
故意收起真性情去迎合某人某事，肯定是极之痛苦的营生，所得到的，永远是无法弥补所失去的。对一切人，都最好以真面目相示，以免回后造成美丽与不美丽的误会。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就很合她的心意。
如果说，宝钗有点矫情，黛玉显得偏侠，独湘云乐观热情，豪放开朗。
如果说，宝铁是社会美，黛玉是艺术美，那么湘云就是自然美。
“在冻云阴雾低沉，病柳愁花缭绕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更深深地呼一口气。”王昆仑这里说的，就是史湘云。
从黛玉那儿感染的抑郁，在宝被那里受到的拘谨，来到湘云面前，都一扫而光了。
这是在明霞空气中盛开的艳丽花朵。吃鹿肉划酒拳，口吐珠巩，醉卧花荫，给了我们多少的青春喜悦。
她的洒脱，她的豪放，都带有一点男性气质。每次出场总是以朗声大笑和高谈阔论露脸，主持作诗时居然规定“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多次取笑贾宝玉女性化的脂粉气，声言不怕爆竹、不怕鬼。在烙守规范的宝饮，天天吃药的黛玉面前，湘云真是个英豪阔大的“男子汉”。
她的身世也不见得比黛玉好，襁褓之中父母双亡，寄居叔叔家相当窘迫寒怆，但她却个性独立，精神自足。大观园里她笑得最多，活得也最轻松。这不是虚幻的精神自欺，也不是醉生梦死，在危机逼近前夕也许有点不协调，然而却发自真心，永远给人欢欣朗丽的生活诱惑。
亦舒写唐晶、杨之俊等人物，就是往这种性格上靠的。
唐晶容许别人诉苦，但不能超过十分钟，她对子君说：“每天只准诉苦十分钟，你不能沉湎在痛苦的海洋中，当为一种享受，朋友的耳朵忍耐力有限，请原谅。”
在阳光下，她的脸上有一层晶莹的光彩，那么愉快，那么自然，她双眼中有三分倔强，三分嘲弄，三分忧郁，还有一分挑逗。她是永不言输的，奋斗到老。
后来子君也感受到了她那种明丽，甩去了那种迷茫凄楚，可怜巴巴。
连她的前夫也惊讶，一年多之前呆在家里，那么笨，那么呆板的一个小女人，竟成了能养活自己兼心态健康愉快的“艺术家”。
无他，十几年过得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当然会限制精神的发展。就如一般婚姻幸福的妇女，给人的印象总显得幼稚。外头的风风雨雨不用她抵挡，心态自然就停留在某一阶段不再成长。
被从庇护所中驱逐出来，披荆斩棘，大吃苦头，感觉很累，可是乐观地想想，如不是这样，能看清人情世故吗？就因为经历过不得意的日子，才会知道，人面可以忽黑忽白，人情会得忽冷忽热；世道好比马戏班，娱乐性丰富，热闹元比；而受伤也是一种学习，吃亏原属宝贵经验。
相信没有人会愿意自动自觉走上这条路，不过既然没有选择，不如苦中作乐，边走边欣赏风景。
渐渐志同道合者众，走路也不觉寂寞，彼此扶持，又是另一番风光。
上帝是公平的，愿意付出精力，必定得到报酬，也许不算很多，但足够生活，最主要的是精神充实。
难怪杨之俊能了无牵挂，真正开始享受生活。
工作得心应手，经济稳定自足，精神光风雳日，这样的女性已不再是一叠白纸，而是引人瞩目的一本书了。
独立的人格形象和主体地选择生活的可能性在亦舒的作品中很常见，尽管在现实中她的理想是很脆弱的。
事实依然是，知识女性在知识层次和文明程度上是升高了，可是围绕她们运行的那个大文化氛围的发展前行却是缓慢的。
但毕竟，亦舒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亦舒传奇……智慧人生
智慧人生
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
只有我才会帮助自己度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
亦舒《我的前半生》
都说，亦舒很擅长于写白领丽人。
其实，她所着意展示的，也许是一个现代社会知识女性对人性解剖的过程。只是她往往把解剖的对象放在婚姻的城堡里。
而在技巧上，她又把小说的功能在最通俗的意义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人们便经常只看到她所编造的美丽而传奇的幻景，却不太留意她所作的抗争。
《我的前半生》为她一展文学抱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当代的娜拉出走后竟然能取得如此成就，是亦舒的一厢情愿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过她的子君，确实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寄托作者审美理想最为明显的人物。
对于《伤逝》的子君来说，支持她从黑暗的现实的黑屋子中挤出来，是一种新鲜的爱。她是饱含着期待，勇敢无畏逃出家庭，和涓生组建崭新的生活的。涓生并不如她那么坚决。
“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全身有些瑟缩，只得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微微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新的生活在支撑着子君，让她以为沉溺于这爱里已足够，渐渐地向本我的状况复归，慢慢地堕入一种凝固的形态中。
她早已什么事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注的了，倘若只知道携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子君最终也没有超出旧式女子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爱情曾使她勇敢地蔑视一切，暂时地变作一个自主的人，但根本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她的生命意向。她依然不是独立的，把自己从旧式家庭与严父的塑绳圈套中挣脱出来，然后携着涓生的衣角生存。
这样她就无法不再次失落，因为她并没能摆脱女性的依附心理去建树彻底的女性独立意识。涓生失业的消息，使“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怯弱了。
怯弱的子君最后是坠入“四周是广大的虚空，还有死的寂静”中去。
子君的死，涓生自然难逃其咎。他对现状的逃避和意冷，并把这一切转移到子君那儿去，在在显示了男性的脆弱与虚伪。
郭小东对此有很理性的批判：
姑且不去深究这其中有许多来自现实的不幸潜伏，其中，我以为涓生最是残忍之处正是在骨子里渗出男人在男女关系中隐含优势的潜意识行为。他骨子里对女性的轻慢态度以一种极关切极利他极负责任的假象，实践着极不负责的虚伪。他明知子君是为着盲目的爱和他一起出走，让她归去的最好方式是委婉地撕毁这爱的宣言，而归去意味着死亡，他还是以男人的方式，残忍地令她归去。
鲁迅在《伤逝》中对于人性的解剖，是浸润着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度警惕，并以此为依托去实现这种解剖的。所以他对于君作为女性在实现独立人格之途中的挣扎，不仅仅看作是女性个体与社会的一般撕杀，其中一方所处地位之可悲的愤感。
子君和涓生一同出走，或者说涓生“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起点就有所倾斜，即涓生是在寂静和空虚时，需要且期待于君来帮助自己逃出这寂静与虚空。于君如期而至，一同度过一年的时光。
她藉着他勇敢地减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当最初的爱的焦躁日渐平淡，爱的色泽日渐斑驳，回复生活的本色时，他却无法承受这灰色的负压。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