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传奇- 第14部分

　　我们不断接触到某种特定的家庭形象——人类学家艾德蒙·李奇所说的“早餐麦片包装上的标准家庭”。在这个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主，面带微笑的妻子则负责照顾子女。我们以为这就是最正常的，天经地义的家庭形式。

　　大众传播媒介的呈现更强化了对于女人角色的观念，因为媒体中所出现的女人，通常只集中在非常狭隘的角色范围之内，而且特别强调妻子／母亲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电视广告和通俗肥皂剧中特别明显。

　　传统上，不论男孩女孩，男人或女人，都相信男人较强壮、刚强，应该负担家庭生计，而女人则顺从、温柔，应当待在家中照顾男人和小孩。即使他们本身的经验与这种想法无法吻合时，他们仍然认为事情本该如此。人们也以为这种家庭对家中的个别成员以及社会整体最为适宜。

　　但女性主义者却质疑，是否可以把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当成是自然的、普遍的形式？也怀疑这种形式必然对女人最为有利。

　　事实上，女性主义者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遵从传统的标准，私生子女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当然，传统母性的角色没有多大的改变，而且更多的非婚姻生子女可能是由他们的生母来抚养，对女人天生角色的预设塑造了女人的生活。

　　所以，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想要小孩，以便逃避无聊的工作，甚至不惜视婚姻为她们想生孩子的代价。有趣的是，同样有许多女人却发现当家庭主妇其实更无聊，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工作。

　　什么时候，女人才真正得到合理的重视和真正的解放？

　　亦舒也在质疑，不过她不是以理论的形式。而是巧妙地利用言情故事作为载体。

　　《胭脂》可视作为对家庭、对母性的一种审视。

　　《胭脂》是没有家庭观念的，婚姻并不是女性的唯一选择。

　　对于杨之俊来说，如大多数的女人一样，盼望着正常的家庭，但她却清醒地将家庭制度和她自己的家庭清楚地区别开来。前者是她追求的目标，而后者在她的经验中，却常常无法达到她对家庭生活的渴望。

　　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期待结婚，也想要婚姻，她们视婚礼为生命中的最高潮时刻。但不幸的是，婚姻生活到头来很少能像她们所期盼的那样，现实和梦想间的差距何只千里。

　　之俊的母亲还曾经有过婚礼，只不过婚纱尚未在箱子里压皱发黄，她的父亲便与母亲分开，另娶了一位广东妇女，再养了两个儿子。

　　之俊却是连婚礼也欠奉，便生下了女儿杨陶。

　　三个女人并不在一起住。

　　她们的家——倘若能称为“家”的话，似个女儿国，无限的惆怅。

　　都是为了男人。

　　男人不与她们住，但并不代表她们不受男人的困惑。

　　只是杨之俊从来没有后悔过生下陶陶。女儿是她们生活中的光辉，一直给这个“家”带来快乐欢笑。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母亲这一角色，母爱便一直享受着人们众口一辞的赞颂。他们孜孜不倦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颂扬母爱的亲切、温暖、深沉、坚强、无私与伟大。

　　的确，多少个世纪以来，无数母亲为他们的子女所作出的贡献，完全无愧于这一厚爱。

　　难怪法国文豪雨果有这以一句名言：“女人是弱者，但母亲是强者。”

　　日本的油田大作在〈校性箴言》一书中曾经写道：

　　当母爱是一种不求报偿的行为时，它是尊贵的、辉煌的；但一旦母爱与母亲的名誉欲或依赖心理交织在一起时，则不但会使母性本身受到玷污，而且必然会敏感地反映在孩子身上，那些消沉、乖僻的孩子便是其例。

　　杨之俊无异是个好母亲，她给予陶陶那么大的发展空间，让陶陶一辈子都会对生活感恩。

　　但除了女儿，之浚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爱情是她无法回避的“劫”，不管她曾经怀着多少温暖的希望。它使人成为奴隶，不明不白的，她曾经爱过的人变着法子地折磨她。

　　陶陶的父亲，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十八年前一走了之，留下杨之俊，艰难地生下了陶陶。

　　十八年后，他却要认回陶陶，因为他在婚后发现已不能再生育。

　　把个杨之俊气得七荤八素。

　　叶家父子更是混账。

　　叶世球刚刚使之俊重新对爱情有了渴望，却又转头去追杨陶了。

　　叶成秋一直是之俊母亲的“护花使者”，从上海到香港，两人都为不能成眷属而伤怀。可最后，他求婚的对象却是杨之俊。

　　这世界简直乱了套了。

　　所以亦舒说，都是为着男人，过去的男人，此刻的男人，你若不控制他们，就会被他们控制。

　　《胭脂》作为言情小说，几乎没有一般畅销书的特点：腐施的爱情，离奇的家庭恩仇，大喜大悲的结局。它更多的只是一点点的感情历程——三个女人的流年。

　　确实，生活常常很不景气，然而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但幸亏，还有能把握到的明天。

　　读它就好像看到三个女子：老的落在了荒凉的土地上，一辈子弱不禁风，怨天尤人；中年的堪堪的将要掉下去，却又凭着自己的毅力硬是打出了一个局面；年轻的碰上了好时候，前程灿烂如锦。

　　女人的一生，不再像千百年来所习惯了的那样，需要家庭才能生存了。

　　而维系母女两代的，除了命运冥冥中的安排，还有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渴望。这样，无论是之俊和母亲，还是之俊与女儿，母女的反差都是很大的。

　　作为母亲，之俊和她的母亲似乎已勘破了天机，对生活未尝不悲观；但作为女儿，之俊和陶陶都用辛苦，勤奋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竭力想甩掉母亲辈强加的阴影。

　　因此最终，她们都生活得不错，各适其所。

　　把沧桑刻在脸上，那是老一辈人乐此不疲的。而今天，谁还会这么非常意义典型地生活呢？这一代的女人，只会像杨之俊那样：

　　“我愉快的伸出手，挡住阳光，向前走。”

　　反而是男人依旧没有进步，作恶多端。

　　《胭脂》在铺排三代女子的生活流水账的同时，专注地探讨婚姻，解剖男人。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经常迫于经济需要而结婚，因为她们无法赚取足够维生的薪水，只有透过婚姻，她们才可能过着像样的生活。单身女人被视为需要男人的保护，这也正是强迫她们结婚的额外压力。

　　反观男人则不同，他们往往会在婚姻中得到了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就如杨之俊的父亲。

　　他从杨之俊母亲身边跳到了另一个女人身边，以为会有更好的发展，当然是自身权威的无限度扩张，因为那个女人更弱。而他总想保持那个样子，永恒的圣约翰大学一年级新生。天塌下来，时代变了，地上铁路早通了车，快餐店里挤满吃汉堡包的人，他仍然是老样子：头发蜡得晶光锃亮，西装笔挺，用名贵手帕，皮鞋擦得纤尘不染，夏天规定要吃冷面、药芹拌豆干丝、醉鸡。

　　但饶是如此，他也过得不开心，纯是自私的缘故。

　　相对于杨之俊母亲来说，她父亲承载着更大的感情负荷。

　　母亲的一生很容易说得清楚，且又慢慢地看透红尘的冷漠、刻薄，反而心境安详，顺其自然地过。但父亲，却不是一句就说得清楚的，他像个长不大的人，做事从不考虑后果，因为他干什么结果都不会太好的，压根就不想从头做起，更不知道怎样去生活。

　　他害苦母亲，但他不是一个小虾恶意的人。他同样沉沦在人海中，连自己都无力自拔，哪能空出手来救援他人？而偏偏，他又曾有过两个家庭，生下了几个子女。做为父亲，于是就更显得自私，更不负责了。

　　《胭脂》好像在控诉婚姻本身。对家庭的逃避几乎成为亦舒小说的主题。

　　作品中的家庭显示主要是在父亲的另一头家上。叶成秋父子有家，但没有写到他们具体的家庭生活，只是偶然提到他们家里有一个患了绝症的女人。那是不算的。

　　而父亲的那一个家，在贫穷、一筹莫展的外表下，掩藏着很戏剧化的情节。父亲是典型的浪荡子，继母是典型的贱妻，两个儿子懵懵懂懂不晓得世事。反而是前妻的女儿“我”去充当其中的润滑剂。

　　渲染着这个“惟一”的家庭具典型意义，不外乎想渲染婚姻生活的“可怕”吧。

　　作品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父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发蜡香气扑鼻，有点刺人，身上穿着国语片中富贵人家男主角最喜欢的织棉短晨褛，脚上穿皮拖鞋。不止一次，我心中存疑“这些道具从什么地方买来？他们一家像是上演肥皂剧，不停的冲突，不停的埋怨。

　　谁也不爱结交落魄的人，不止苦水多，心也多，一下子怪人瞧不起他，一下子怪人疏远他，弄得亲友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父亲便是个最佳例子。

　　叶成秋却是另一个例子。

　　他是个斗士。在上海，他不过是个念夜校的苦学生，什么也轮不到，之俊的外婆就是因为这样，才坚决反对之俊母亲嫁给他。

　　但香港不一样，父亲这种人的失意沦落，造就的是他的成功。在父亲把带下来的金子炒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也就是他发财的时候。时势造就人，也摧毁人。

　　他还是个情种，一直爱之俊母亲。几十年来，都是那么忠心不二地包涵她、原谅她，老觉得对方可爱、长不大、稚气，什么都是可怜的，总是舍不得。

　　所以之俊一直在为母亲庆幸，叶成秋一直在她身边。

　　杨之俊也很仰慕这个人，公开地，毫不忌讳地说过一千次，若果要她组织家庭，配偶必须像叶成秋。因为这个男人是一个奇迹，任何考验都难不到他，长袖善舞，热诚周到，面面俱圆，几乎男人所有的优点他一应皆全，再加上丰富的知识，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又懂得生活情趣，这不是女人的偶像是什么？

　　之俊对爱情还保留着一丝渴望，恐怕是从叶成秋与母亲几十年的稳固的关系那里来的。

　　然而还未到结局，这美丽的梦幻也如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叶成秋的病妻死了以后，恢复了自由身的他竟然不是向他的初恋情人——杨之俊的母亲求婚。

　　他的求婚对象居然是“我”——杨之俊。

　　不外乎是“我”比母亲年轻。

　　他想退休，享几年清福，当然是挑比较年轻的女伴比较合算。

　　呜呼，又一个自私的男人。

　　还有一个，叶世球，他身边的女伴也越换越年轻，甚而是只有十八岁的杨陶。

　　难怪杨之俊愤膺填胸。“一股前所未有的失落的恐惧侵袭我心。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真的不能相信人，你最看好的人便要了你的命。”“没有人会来救你，之浚，你所有的，不过是你自己。”

　　你教她如何再相信男人，爱情，与婚姻？

　　她只有豁达，把所有的寄托放在一盒胭脂上。

　　《胭脂》最让人有好感的，是它所表现出的宽容。

　　生活常常不尽人意，如果还那么促狭，从中作梗，那真是没法过日子啦。宽容无疑为良药一剂，起码人们还有互相谅解的时候。

　　没有了盟约，却还有宽容，母亲掩饰得很好。

　　她已学会了以老朋友的身份去关心叶成秋，并且很维护他，告诉女儿，一个男人，对女人最大的尊敬，便是向她求婚。

　　心里不是不委屈的，但她很识大体。

　　她们那一代的女人，做到这一点很容易，老一代女人通达得多。

　　一对情人，苦恋三十多年，有机会结合，结局却如此离奇：情人看上的却是自己的女儿。你叫她还有什么话说？

　　宽容是唯一的最好的应付了。

　　亦舒笔下的女人很少没有慧根的。

　　之俊也做得很好，她还夹在两代人的恩怨之间呢，没有宽容，哪来还算正常的心态，过还算健康而独立的生活？

　　父母亲的恋情之成为昨日黄花，他们也是在命运的磕磕碰碰中捱过来的。尤其是父亲，他老年的锐厉、刻薄、病苦，不也应怪罪几十年来每况愈下的生活吗？如果不采取宽容态度，那将像滚雪球一样，给后代背上沉重的负担。

　　因此之俊说：他是我父亲，无论怎么样，他还是我父亲。她支持他们一家共度难关。

　　她自己和陶陶父亲的恩怨也解决得很好。她的。动中没有记仇，没有愤恨，没有怨言，她甚至还把这一段情债说给了女儿听，鼓励女儿自己去面对她的亲生父亲。

　　最难得的是她对陶陶的态度。

　　杨陶是她生活中的宝石，在没有男人、爱情、家庭的环境中，陶陶是她生命中最明亮的光华。

　　她们相爱至深。

　　但一旦女儿长了，翅膀硬了要单飞，她会得接受事实。

　　甚至在陶陶已不能回头，并不打算做一个平凡幸福的普通女人，抱定主意投奔名气海，无论在感情及事业上，都要求充满刺激时，她也不认为女儿选择错误。因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需要付出代价。

　　而她自己，她会得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如她对母亲说的：

　　“我的归宿，便是健康与才干。你还不明白？

　　妈妈，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

　　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宽容，使得艰难的人生小道成为和平之路，幸福就隐藏在那并不刻意的超出知觉的痛苦之中。

　　
　　






亦舒传奇……如戏人生






如戏人生

　　人生根本好比一场戏，台词念得不对，不知进退，就没有资格站在台上，何用叹五更怨不遇。

　　　　　　　　　　　　　　　　　　　　　　　　　亦舒《西岸阳光充沛》

　　女人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确定的问题，这就更使这个问题显得魅力无穷。

　　人生又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看得透、说得尽的谜，这就更使这个问题显得奥秘万千。

　　有趣的是，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女人与人生永远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众所周知的这一点却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被许多与此相关的东西淹没了，取代了，假借了。

　　人们注意到爱情和死，称之为永恒的文学主题，许多作家在这两大主题上呕心沥血，写出许多不朽名作。

　　他们精细地刻画在死亡的恐惧或者爱情的颠狂中，尔虞我诈的男女勾当中的男人和女人。从而淘洗出一个基本的文学倾向，或者称之为社会学范畴：男性中心——女性只是亚当的一根肋骨，而创造亚当的上帝是男性。

　　多少个世纪的中外文学，包括女性作家们创作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作品，都自觉木自觉地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思想的左右。她们的文学创作，大抵是在男性中心社会压迫下不幸生活的写照。她们对于自身不幸的认识，并未超越具体的现象，穿刺男女不平等的核心问题。

　　沉重的男性压迫，强化了她们泄怨的文学情绪，或者反过来诌媚男性，后果堪虞——

　　只是以改装男子求功业为起点，而功业成就后，不能不仍旧雌伏，顺从她的丈夫，助她丈夫娶得三妻四妾，以不妒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