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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①因为剧本主角系女性，他们在村子里访问了抗战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叫曹真，四十多岁，仍是30年代打扮：白夏布短衫，用卡子扰起的一束长发，垂在背后。抗战时，她才十八九岁，在芦荡的救护船上，多次用嘴喂养伤员。她的相貌，眼前看来也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结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不料这年冬季，丈夫被捕，就在冰封的淀上，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
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亲人的尸首，还是做抗日工作。解放后，她已是中年，才和本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孙犁谈完了往事，又谈到了当前。她说，胜利后村里的宗派斗争很厉害，前些年，连她在内，有二十六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他们的党籍。她知道孙犁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年老干部都是处境困难。但她还是愿意和他谈谈，因为他也是一名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孙犁看着他面前的这位女战士，双鬓已经变白。他当然也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总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前世经历的，又好像是昨夜的一个梦。这些年来，他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而这种现实、这种生活，又是那样刻骨铭心，怎么也和昨天的现实对不起来。
曹真的一席话震动了他昨天的梦，但他毕竟不能回到昨天去了：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
……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①就是这样，白洋淀之行唤起了他的记忆，但是不能唤回已逝的、属于过去的那一缕“诗魂”了。“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②
难忘的一九七六
人，虽然宣布“解放”了，但1976年10月以前的那段日子，仍然是难熬的。“书衣文录”透露了他的不少内心苦闷，今略举如下：
1974年4月25日下午记：“二十五年，三津浮沉，几如一梦……”
1974年5月8日灯下记：“感伤身世，不能自已。”“思前想后，心胸堵塞，甚不舒也。”
1974年7月4日灯下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1974年8月27日下午记：“院中青少年，并不读书，无事可做，打闹喧嚣，终日不息。退处室内，亦不能看书做事。日日听这种声音，看这些形状，此即所谓天津风貌也。”院中，指位于和平区多伦道的二百一十六号大院，他全家1951年迁居于此，运动中被逐，“解放”后迁回。
1975年1月24日晚记：“昨日大雪，今晨小散来约午饭……一小时始至梁家。所陪客皆1938年所识，抚今思昔，不胜感慨。”梁，指梁斌。
1975年3月记：“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
1975年4月27日晚记：“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
1975年5月16日记：“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食面。年六十三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遣情怀。”
1975年5月31日记：“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
1975年10月6日夜记：“……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
1975年11月13日记：“大风寒甚，心躁如焚……”“从热爱现实到热爱文物，即旅行于阴阳界上，即行将入墓之徵……”这是他在一本题名《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的书皮上写的。
1975年12月11日记：“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
1975年12月19日灯下记：“余既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
1975年12月25日灯下记：“……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
1976年2月7日记：“……余之无聊赖，日深一日，四顾茫茫，即西天亦不愿去。困守一室，不啻划地为牢。裁纸装书，亦无异梦中所为。”①……
这些“书衣文录”，断断续续地画下了一颗高尚、善良的心灵在特殊年代里留下的轨迹。
这同时也是一颗纯洁、灵敏的心灵，它像一面感光度极好的镜子，映出了某些历史事件在人的心灵上的投影。没有勇气，没有正直、善感的气质，不会有下面的记录。那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最初几天。
1976年1月9日记：“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1976年1月11日灯下记：“世界舆论：亚洲一盏明灯熄灭了。谓周之逝。强忍热泪听广播。
“南通社称：中国无周，不可想象，然已成铁的事实。“另一外人断言：无人能够代替他。
“另一外人评述：失去他，世界就和有他时不一样了。“共同社题：北京市民静静地克制悲痛的心情，排队购买讣告。”
同日灯下又记（这一条是记在《范文正公尺牍》的书皮上）：“范、司马为宋名相，读其书札，可略窥其相业，然与周比，均砂砾耳。
“南政治报谓：周所历时代，为最暴风雨的、变幻无穷的，半个多世纪。”
同日灯下又记：
“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及于国外，此周也。”1976年1月13日记：“今晚至邻居看电视：向总理遗体告别。
“余多年不看电影，今晚所见，老一代发皆霜白，不胜悲戚……”
不消说，在一个十分严峻的年代里，记下了这些事件，也就是记下了他的政治态度、政治认识。
1976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门坎儿”：在这以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以后，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这一年可记述的事情太多，连老天爷也不甘寂寞，它以自己令人恐怖的、不可驾驭的巨大力量，参加了干预历史的行列，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余威所及，京、津为之震颤。
对于这次地震，孙犁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和人谈话时说：1976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我甚至想，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
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①两年多以后，叫《地震》的这篇小说，终于写了出来②。它说，1976年的7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每天光着上身，搬把椅子，坐在北窗之下，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轻易不去的，造反派的脾气又发作了：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好容易活着回来，住原来的房子，这也叫翻案。
正在这时，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签名化验手迹，不但没有查出，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有人想出高招，缩小包围圈：一、是有文化的人写的；二、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三、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三条的目标都很明确，是对着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来的。而报上天天登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要拆土围子等等。这样，他的家里便常常有户口警光顾。好在除了户口警，家里也没有别的客人——……忽然在28日晚上，来了客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客人一进门，就对孩子说：“这是你孙大伯，快叫！”
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县，他住城西，我住城东。1947年，我在饶阳一带工作，住在一个机关里。他是那里的炊事员，常照顾我吃饭。……
1949年进城，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进城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分配到了裁纸房，叫大铁板砸伤了腿。1962年，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他走时，我不在家。听我老伴说，他拉家带口——老婆很精明能干，四个小孩。城里没有吃的，觉得不如回家好。临走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说真的，这一包山药，在那时，也值十块钱。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的钱……他平常没有客，更少留客吃饭，今天要破例招待老崔一顿。吃饭中间，老崔问：“就一个人过吗？”
“你嫂子去世了。”他说。
“这我听说了。”老崔是个老实人，他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泪，“不是又续了一个吗？”
“是续了一个。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愿意来了。”
……
两人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儿好消息，只有唉声叹气而已。孩子走了远路，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兴趣，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时已近10时，他打发他们到对过招待所去睡，随后自己也碰上门，到后面屋里睡去了。
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当我撩开蚊帐，抓起闹表，想看一看时间，记得是三点四十分，地大震了起来。最初，我以为是刮风下雨。当我知道是地震时，我从蚊帐里钻出来，把蚊帐拉倒了。我跑到前间屋子的南墙下，钻在写字台下面。
我的房屋内部没有倒塌，屋顶上的附属建筑倒了下来，砖瓦堆堵在门窗之下。如果往外跑，一定砸死了。
这时院里已经乱作一团。我听见外面真的在下雨。我想，既然没有震死，还是把自己保护一下吧。
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上破草帽，开门出去……走下台阶，看见老崔正带着孩子找他，“没事吧？”他们互问平安。
“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老崔苦笑着，“十四年没来天津呀，天心也变了，人心也变了。我今天就买车票回去了。”他没有留他。
地震之后，由造反派带头，院子里的人们投入了争夺砖瓦木料、抢占地盘搭盖防震棚的战斗。孙犁是“特殊人物”，他既无心、也无力与别人争夺什么，只搭了上面说的那个塑料薄膜的小棚子。
这所宅院，原是吴鼎昌（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姨太太的别墅，院内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园林之美。房屋庄严、阔气，都是木结构，正门门限上镶着的那块又厚又大的黄铜，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来，糟踏得不成样子了，花木刨损，钢铁卖钱，屋瓦颓败，顶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残留院中；但地震后，因争修“临建”，它也毁于一旦。这所宅院的兴衰，在局部上呈现了“文革”的一幅缩影，给孙犁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两个多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是社会性的地震。“天心”变了，似乎是为了对前一次灾难性地震进行补偿，这一次社会性的地震，结束了“四害”横行的时代，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孙犁终于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1976年的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孙犁传……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执著现实，继续战斗
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开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