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觉得舒服了吗?没有,没有。
青年时,我也想过出世,当和尚。现在想,即使有人封我为这里的住持,我也坚决不干。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伴侣。①
这一夜没有睡好。清早起来,在溪流里洗罢脸,提上从文联带来的暖瓶,到门口饭店吃了饭,又到茶馆买一瓶开水提回来。
西湖到底名不虚传,而坐落在湖边上的灵隐寺,又是这样宏伟富丽、奇绝一方。夜晚,它虽然令孙犁感到可怖,但在白天,它又向这位北方来客展示出全部的魅力,“我在北方,是没有见过的。”他说。
在这“门外湖光十里碧,坐中山色四围青”的神仙般的环境里,他过了整整三天,凡是西湖的名胜,差不多都去过了。
在小市上,他给自己买了一个象牙烟嘴,在岳坟给孩子们买了两对竹节制的小水桶,就又取道上海,返回天津。此行大约有半月光景,谁也没有料到,回来以后不久,他的病情反而大大加重了。
在红十字医院
前面说过,1956年的秋天,他病得像撒了气的皮球,亲友们都在考虑他的后事了。
在天津的医院看了几个月,管文教的王亢之,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中药西药也吃了不少,但终不见效。
第二年春天,他被送进新建的北京红十字医院。这里设备很好,庭院也宽敞。
他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陈设讲究,光线充足,四周静得很。吃饭由护士端来,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一边不断地称赞着铜蒸锅里的菜,劝他多吃些。饭菜确实很好,可惜他那时吃不下。
每天晚上,医院叫他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被带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姑娘,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旋转得天使也似的。孙犁每晚睡下后,床头柜上的蓝色灯光映在粉墙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他只能靠烈性的安眠药入睡,护士照顾他服药后,还站在床边替他按摩,听着他呼吸均匀了才轻轻离去。其实,他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很尽心,还叫他去做体疗:病人围成一圈,拿着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走一阵就完事。他觉得好笑,心想,如果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也许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但是,在这里,他的病情毕竟得到了缓解: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①在这期间,医院总务处长董廷璧,给了他许多具体的帮助。他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帮忙,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是他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为孙犁会诊。丁玲那时的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作家,田间的爱人)带了信来看他,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看看。李大夫,即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的儿子,后来终于来到病房。看来他主要是进行心理治疗的,他给孙犁讲解神经系统怎样容易患病、应该如何医治,还有第一信号、第二信号等等。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这时人会想到,他就是直观教具,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正在他身上起着作用。
他给孙犁讲了两三次,然后叫他吃一种药,据说是兴奋神经的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但不是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服用的那种类固醇。孙犁吃过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李大夫给孙犁看病这件事,丁玲也记得很清楚,她在1980年10月30日致孙犁的信②里是这样说的:记得是1957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吧。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总之,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关心,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了。
现在,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他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他先回到天津。当他从家里动身时,母亲——她已经八十多岁——站在廊子里送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不料这竟是他同母亲的永诀。他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照顾他。老同志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①出了城,汽车行驶在狭窄不平的公路上。已经是7月份,两旁都是高粱地,天气干燥闷热,一路很少行人车辆。他正枯坐无主,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拉着一具棺木,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他皱起了眉,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好,这景象,使他一路心绪不佳,直到抵达小汤山,他的敏感而脆弱的脑膜上,还散乱地飞舞着这不快的印象。
疗养生活纪略之一
小汤山在北京西北方向,属昌平县,以温泉闻名,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从湖旁的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清末民初阔人家的别墅,解放后,盖成一座相当大的疗养院。他能来这里疗养,是李之琏给办的,李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并管事。
疗养院的一排两层楼房,头起是两处高级房间,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孙犁居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他至今认为是一生中难得的幸遇。因为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①
在小汤山,呼吸着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风,这风掠过湖面,变成一种湿润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他还学会了钓鱼和划船。钓鱼技术虽然不高,也有过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的记录。至于划船,他自度不只技术不高,姿态也不好看。但在这里划船不会有任何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①
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
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②
他和老同志已经很熟了,对方赶过大车,傍晚他们坐在小山上,老同志给他讲了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他们还到附近野地里去玩,那里有许多据称是公主坟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回来,他有时看《聊斋志异》。疗养院的医生知道后,对那位老同志提出要求:“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孙犁不以为然:“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到了11月,天气渐渐冷了,清晨黄昏,湖面上升腾着蒸气似的白雾,水草也渐渐褪去那翠绿的生命的色彩。在红十字医院时,他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却有高音喇叭,在湖边散步,能听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他听到了丁玲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他决定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的那天晚上,李之琏坐了小车来看他。李虽然没有谈什么时事,但孙犁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到“右派”案件中去了。
大约在1958年1月,报社派了小何把他送到青岛的疗养院。
他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他选择了三楼一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
在疗养院,他遇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等等:“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①某市文化局长,和孙犁见过一面,孙犁到该市游览时,曾为介绍住宿。原是精明能干的人,现在精神沉郁,烦躁不安,竟不认识孙犁了。新婚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东北人,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他并肩坐在海边上,从背后望去,该是多么幸福、愉快的一对。但他终日不说一句话,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只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大夫,有一天和气而肯定地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没有治好他的病。右派问题越来越重,他的病也日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对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孙犁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都叫来听,只是有一件:谁也不能摸那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挂着一个大惊叹号。这位教授写起文章来,也是很爱用惊叹号的。
孙犁对西洋音乐,向不留意,每天应邀听贝多芬,颇以为苦。不久,教授回北京,他才松了这口气。
比起听西洋音乐,他倒愿意选择黄鹂的鸣啭。他觉得这是一种天籁之音,对病中的他,尤感亲切。在他楼下的那片杨树林里,他发现了两只黄鹂。每天清早,当听到它们的第一声啼叫,他就轻轻拉开窗帘,从楼上观赏它们互相追逐、逗闹的姿态。随着两团金黄色的羽毛的不停抖动,那一声声鸣啭,串铃似地撕破了宁静的空气,报告着大地的苏醒。
他很愿意这两只小生命和他永远作伴。但有天早晨,他到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位病友正在举着猎枪向树上瞄准,他赶紧问:
“打什么鸟儿?”
“打黄鹂!”那位病友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他几乎扭头闭眼。这时候,他不想欣赏那位病友的枪法,但愿他打不准。他正瞄着,两个乖巧的小精灵飞走了。乘此机会,他向那位病友进言:“不要射击黄鹂,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对方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他非常感谢这位病友的高尚情谊。这位病友患的也是神经衰弱,他以为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①由此,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海岸的长堤上,一个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取悦身边的女友,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在天空回翔的海鸥。海鸥像一块黑色毡布似地摔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猎物无法取得,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忙,工人们愤怒地掉转船头而去。这件事,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的是,那两只黄鹂没有再来。从此,清早起来,楼下白杨萧萧,楼上形只影单,寂寞相对,怅然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到来,他忙着到浴场游泳,才把这事渐渐淡忘。
在青岛住着,因为不能读书作文,不会弹琴跳舞,又不喜欢下棋打扑克,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了。时间一长,收藏遂富,居然被病友目为专家,就连他低头走路,也被看做是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是近于开玩笑了。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沙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①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摆弄那些五光十色的石子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位二十年前他在抗战学院教过的女学生来到他的房间。女学生很关心老师的养病生活,看见他房间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他养海葵花。女学生也是来养病的,住二楼,很喜欢海葵花,房间里正饲养着两缸。
女学生借了铁钩水桶,带着老师到退潮后的海边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伤。回来,她把孙犁室内窗台上的鱼缸——那里泡着孙犁最得意的石子——取下来,倒出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然后,坐下来,高兴地问老师:“你喜爱这种东西吗?”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时间太长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很多,他的确不记得了。岁月已经把她推向中年。他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冬天,她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样子像外国的贵妇人,哪里去寻找当年抗战时那个单纯、热情的小姑娘的影子?
女学生喜欢去公园看猴子,有一次把孙犁拉上,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孙犁说,十七岁出来抗日,父亲在土改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想不通,因而得病。但这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孙犁实在不喜欢那些海葵花,他认为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令人讨厌,“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终于,他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学生,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虽然他知道这实在有负于女学生的一番好意①。
在夏天,前来探望病人的家属很多,疗养地变得热闹起来。孙犁的妻子也带着小儿女来了,见他病情明显好转,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孙犁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会了几招,但不敢往深处游。一天,某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他同游,渐渐把他引到深水,如果不是他发觉,退回得早,险些喝了水。在病人中间,这位工程师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率先下场独舞,招徕女伴,围观者愈众,他愈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