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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虽然他在电影这个领域里的尝试遭受到了挫折，他对这门艺术的了解和修养，还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上所说，从进城到60年代初期，他都是在困难、误解和挫折中前进的，但他终于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说过，从事写作正如爬山，要有“处下不卑，登高不晕”的气概②。他就是这样做的。
生病和旅行
1956年3月，孙犁正紧张地写他的《铁木前传》，已经写到第十九节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中篇，一共是二十节）。这天午睡起来，他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摔倒下去，左面颊跌在书橱的把手上，碰破半寸多长一道口子，血流不止。报社同人把他送到医院，缝了五针就回来了。
从这时起，长期劳累的身体终于暴发为一场大病，而且一病就是十年。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前面做过一些介绍。他自己这样说过：“我身体素质不好，上中学时，就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后来在山里，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中午一个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树下去静静地躺着。”“但我对于这种病，一点知识也没有，也没有认真医治过。”①在标明为“芸斋小说”的《无花果》②里，说得比较具体——他说明过，这些小说其实是纪实，今一并引述如次，作为参考：“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自己不喜欢的，嫉恶如仇；对自己喜欢的，爱美若狂。这种情绪，与日俱增，冲动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事后又多悔恨……”这就难怪了，1980年春天，李季以心脏病逝世，他在悼念文章里，说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伤。患心脏病者不一定都是热情人，而热情人最怕得此病，特别是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常人跳动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自己再不注意，那是很危险的③。这原是知己之谈，现在正好用来分析他自己，虽然他得的并非心脏病。他骨子里也是一个热情人，而从事的又是文学事业（广义地说，这也是诗的事业）。1951年1月，他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的一次会上，向青年作者们说：“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我们必须激动起来，才能写好文艺作品。”④1954年8月，在一个暑期讲座上，又结合自己的情况向听讲的同学们介绍说：“……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心情是沉重的。也许写作这种工作，感到沉重的时间长，感到轻松的时间短一些吧。当然也有一边写作一边歌唱的时候。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感到很沉重的。”①身体底子原来就有些问题，加上长期积劳和如此这般的情况，哪有不生病的？说老实话，幸亏他的身体底子还有另外一些良好的素质（依我们看，主要是他的内脏和神经系统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否则，将不容乐观了。事实也如此。这年秋天，他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②最悲伤的是妻子，她常常在一边悄悄地哭，想不出丈夫为什么生病，而且一病如此？倒是老母知子，对儿媳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但这也只是“知子”而已，对于儿子的病，她也是悲观的。这时康濯由北京来天津看他，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那可怕的病情，其实是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毫无精神准备的亲友，一下子都慌乱起来了。
前面说，他是写到《铁木前传》第十九节时发病的。这一节是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这一节只有千来字，主要是傅老刚和九儿父女两人的对话，它竟数次提到了劳累、生病和休息这些事，这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他那紧张到了极度的神经系统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自然，小说情节的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它甚至于不以作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这一节的文字气氛也够凄凉的了，它不能不给作家那善感的、容易激动的心灵以刺激。
原来，傅老刚和黎老东两个患难老友吵翻了，九儿和六儿那本来应该朝着爱情发展的关系，也只结出了一个苦果。这是一个冬夜，满天星斗，月亮又圆又明。但在这样晴朗的夜晚，父女俩各人心里都装着心事，或者说，他们只能用不同的方式咀嚼这只苦果，或者，他们还想到了别的，例如那久别的也许今生不能再见的东北老家……总之，这样一个晴朗、皎好的冬夜，反而给这一老一小的心境平添了许多凄凉：这两天，父亲注意到女儿很少说话，他以为她是太疲累了。他说：
“今天，有几个互助组，给我们拿来一些工钱，这些日子，我帮他们拾掇了一些零碎活儿。我不要，他们说我们出门在外，又没有园子地里的收成，只凭着手艺生活，一定要我收下。我想眼下就要过年了，你也该添些衣裳。”
“不添也可以。”女儿低着头说，“过年，我把旧衣裳拆洗拆洗就行了。爹的棉袄太破了，应该换一件。”
“我老了，更不要好看。”父亲说，“村长和我说，他们几个互助组，明年就要合并成合作社。村长愿意我们也加入，说是社里短不了铁匠活儿。我说等你回来商量商量，你帮我想想，是加入好，还是不加入好。”
“我愿意加入。”女儿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父亲兴奋地说，“……村长还说，他们也希望六儿家参加，那样，社里有铁匠也有木匠，工作方便得多。可是黎老东正迷着赶大车，不乐意参加。这些日子，我总见不到六儿，你见到他了吗？”
女儿没有说话。
“你不舒服吗？”父亲注意地问，“怎么看你吃不下？”
“不。”女儿说，“我只是有点儿累。”
她到外间去收拾锅碗。
“我和黎老东吵翻了。”父亲在里间说，“这只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只是两个老头子的问题，算不了什么。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没有放在心上。”九儿说，“今年冬天，我看着爹的身体不大结实，我希望爹多休息休息。”
“你不要惦记我。”老人笑着说，“我这病到春天就会好起来的……”
九儿给父亲铺好炕，带上屋门，到女伴们那里去。
……九儿在院里停站了一会儿，听了听，父亲在吹灯躺下以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写完了这样一节文字，他就病倒了。病中，他“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①这一节文字仅有二、三百字，但是，它是一个乐观、开朗的结尾，而且用了诗的、咏叹的句子。这时，已经是1956年的初夏了。
3月，他刚刚跌倒时，在医院里缝了几针，还能走路。同志们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外出旅行。那时他刚进城不久，并不很怕出门，且好一人独行，于是选好地方和路线，带了介绍信就上路了。
这是5月初，是坐火车，第一个目标，正是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向往的济南。下车时，是下午一、二点钟，坐了三轮去山东文联，当时任山东文联编创部部长的王希坚（通俗小说《地覆天翻记》的作者）接待了他，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
济南街面上，古老的砖瓦房和石铺街道到处可见，一派旧日省城的样子。文联临近游览区，不少小商小贩摆摊叫卖，热闹非常。文联大院有泉水、池塘荷花，人们清晨起来，就在清流旁盥洗。
王希坚了解他的脾气，给他找了一间清静房子，并说：“吃饭，愿意在食堂吃也行，愿意出去吃小馆，也方便。”因为地段近，当天他就看了珍珠泉、趵突泉、黑虎泉。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泉之首，当时水系没遭到破坏，泉水从地下岩石溶洞的罅隙中涌出，还能冒起三尺来高，真个是：“佛脚清泉，飘飘飘飘，飘下两条玉带；源头活水，冒冒冒冒，冒出一串珍珠。”
次日，文联的人陪他游了大明湖和千佛山。游大明湖时坐了彩船，可惜他正在病中，不能充分领略“舟行著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的佳趣。此外，他看了纪念曾巩的南丰祠和纪念铁铉的铁公祠，以及其他历史文物。曾巩是宋代和欧阳修、王安石等齐名的散文家，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文章从容严谨，该是孙犁所欣赏的；铁铉则是明代建文帝时的忠臣，燕王朱棣起兵时，他坚守济南，屡挫燕王，后被磔死，鲁迅在《病后杂谈》①这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说实在的，病中看这类纪念文物，也不是轻松的事。在千佛山要轻松一些，济南虽号称“泉城”，有湖山之美，那时游人却很少。千佛山在市区南面，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像逛荒山野寺一样。孙犁最喜欢这样的游览，极目骋怀，放情丘壑，可以暂时摆脱一下市嚣尘声的干扰，姑且与寺佛为伍：“笑到几时方合口？坐来无日不开怀。”
当然，他并没有超脱到如此地步，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尘世的作家。
他还想吃中学时听老师说过的济南特有的“小豆腐”，可惜没有吃到。
他又赶路了，第二站是南京。是下午五、六点钟到的，还是先奔江苏文联。那时文联多与文化局合署办公，它便给文化局打电话，说来了一位客人，想找个住处。对方推托了一阵子，最后说可以去住××酒家：对于这种遭遇，我并不以为怪。我在南京没有熟人，还算是顺利地解决了食住问题。应该感谢那时同志们之间的正常的热情的关照。如果是目前，即使有熟人，恐怕也还要费劲一些。
此次旅行，我也先有一些精神准备。书上说：在家不知好宾客，出门方觉少知音，正好是对我下的评语。①
在酒家住了一夜，次日早饭后便去逛明孝陵。陵既高且陡，他还是登上去了，最引他注目的，是朱元璋的那幅画像：“躯体很高大，前额特别突出，像扣上一个小瓢似的。脸上有一连串黑痣。这种异相，史书上好像也描写过。”②辛亥革命前，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登过朱元璋的画像，并尊朱为“民族革命伟人”③；不知明孝陵里的这张像，是否与此有关？但由孙犁的描写看，他好像并不喜欢朱元璋，因为他笔下的这副“异相”一点儿也不可爱，至少，离现实中真的人太远了些。“正史”里记载的朱元璋，说他一降生就气象非凡，长853孙犁传
①
②
③鲁迅批评过这类说法：“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二心集·上海文艺之瞥》。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70
大当然也与常人有异：“……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①大约奇骨不易画出，就在前额上扣只小瓢。可见，中国史书早就参加“造神”运动了，孙犁如此注意朱元璋的画像，也是有道理的。
从孝陵下来，他去中山陵，然后向东，顺路游了灵谷寺。这一路全是枝交连理、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一阵风吹来，半空中飒飒作响，在这被高大的陵墓主宰着的圣地，不免使人产生天马行空的感觉。对于一个长年做文字工作、无事不出房门的人，这境味有益于转移他过分紧张的注意力，舒展一下他的心情。因此，孙犁对着眼前情景，发出了他平时很少说的“真使人叫绝”②的赞叹。
下午行程更远，连续游了雨花台、玄武湖、鸡鸣寺、夫子庙。没有去看莫愁湖和秦淮河，他似乎感到一点儿小小的遗憾；但是，照他的说法，这样奔袭式的游山玩水，已经使他非常疲乏。作为休息，他去逛了逛南京古旧书店，那里很安静，好书也多，且排列规则，令人有舒畅感。可惜天色已迟，不及细看，就回酒家了。后来，他从这里邮购了不少旧书，其中还有珍本。在济南时，他因为没有找到古旧书店，颇感遗憾，在南京算是得到了一点儿补偿。
第三天清晨，他就离开南京，赶赴上海。对这次南京之行，他后来有些想法：……像我这样的旅行，可以说是消耗战，还谈得上怡情养病？到了一处，也只是走马观花，连凭吊一下的心情也没有。别处犹可，像南京这个地方，且不说这是龙盘虎踞的形胜之地，就是六朝烟粉，王谢风流，潮打空城，天国悲剧，种种动人的历史传说，就没有引起我的丝毫感慨吗？
确实没有。我太累了。我觉得，有些事，读读历史就可以了，不必想得太多。……至于文人墨客，酒足饭饱，对历史事件的各种感慨，那是另一码事。
我此次出游，其表现有些像凡夫俗子的所到一处，刻名留念。中心思想，也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我一生一世，毕竟到过这些有名的地方了。①人往往容易有这些想法。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到过的地方，看过的东西，总不会那样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吧。当然，像这样的旅行，他的确是太累了。
清晨上车，两个多钟头以后他就到了上海。作协安排他住国际饭店十楼，这么一个繁华地区，对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十分不利。“尤其是一上一下的电梯，灵活得像孩子们手中的玩具，我还没有定下心来，十楼已经到了。”显然，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翌日上午，独自去逛书店，正巧赶上古籍书店开张。他选购了几种旧书，包括仰慕已久的戚蓼生序小字本《红楼梦》。
他想快些离开上海，因此，第三天中午就到了杭州。浙江省文联没有熟人，在那里吃了碗面条，便一人到了湖边。这天天气很好，游人也多，一湖如镜，确是“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但因连日劳顿，夜里又睡不好，他忽然觉得精神不支，脚下也没有准头，就随便转了转，买了些甜食吃，回到了文联。
第二天，文联通知他到灵隐寺去住。原来他们新买到一处私人别墅，做为创作之家，还没启用，孙犁正好去试试。他乘三轮来到目的地，看见这是一幢不小的楼房，仅楼下就有不少房间。四周除一座拔地而起、直插云天的飞来峰，空旷无人。寺里僧人很少，住的又远，这时天也黑了，他一度量形势，忽然恐怖起来：偌大一个灵隐寺，周围是百里湖山，寺内是林莽丘壑，不说别的，就是进来一只狼，他也受不了。他想到要关好门窗，而门窗又是那么多。关好门窗后，他躺在临时搭好的木板床上，顶着一盏昏黄的光线摇曳的灯，一面翻看一本新买的杭州旅游指南，一面发起哲人的遐想来：……什么事说是说，做是做。有时说起来很有兴味的事，实际一做，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我最怕嘈杂，喜欢安静，现在置身山林，且系名刹，全无干扰，万籁无声，就觉得舒服了吗？没有，没有。
青年时，我也想过出世，当和尚。现在想，即使有人封我为这里的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