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开会情况的不少生动资料。孙犁当时坐在靠近会场前方一角的记者席上，他常常注视着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聂荣臻司令员。那时，会上正在讨论统一累进税税则，他看见聂司令员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农村的参议员们的发言，有时回过身去，和一个留有白胡子的老人商量着，研究着；他看见他有时陷入沉思，有时又爽朗地笑起来。“我从他的举动上、精神上，想起许多事。在我的印象里，聂司令员和中国一些可歌颂的名将的风度，凝结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是无比重视的。”
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演《日出》，他正好坐在聂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员的后边，这使他对他们作了一次近距离的报道：“肖好像对上海的生活不很熟悉，聂时而向他解释几句。他感动地说：‘看完这个戏，可以得到多少知识啊。’肖常到展览室去浏览我们文学部的展览品，你的《平原上》②也在那里陈列，还有别人的几个长篇。肖很为这些作品不能印出惋惜，他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去读，你知道他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情况变得紧急起来。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对边区进行“蚕食”。敌机从会场附近的山顶上轧轧飞过，“聂每天还是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每一个参议员的发言，考虑着每一条决议。”在一个深夜，从五台山的雪峰上赶来一团子弟兵，分驻在会场周围，执行保卫大会的任务。
十几天的采访生活，给他留下了宝贵的纪念。一半是为了慰勉远方的战友，一半是为了记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他好像走入了一个新天地，他的内心不断激发着热情和向往。
他告诉那位正在游击区工作的不便公开姓名的战友——同志，我们几年来，为双十纲领在边区的彻底实现尽了不少努力。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再看见双十纲领在过去几年间的成就的光彩，和今后将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一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
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秋天，就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了。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李常青，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孙犁自从1939年到山地以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孙犁也很关心。孙犁觉得，这次调动可能是他的提议。
对这次调动，孙犁也比较满意。抗战期间，他所教的学生多半是短训性质，只有这一次，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感情也比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得到过这些男女学生们的关怀和帮助。
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因孙犁性格较为内向和孤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户人家住下，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漱，时值晚秋，金风习习，河水已经很凉了。
正在这时，有一位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往返用了六天时间去询问的这个消息，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长子夭折。这孩子叫孙普，年仅十二岁，因战乱缺医少药，死于盲肠炎。从此，我们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个笔名：纪普。
孙犁经受住了这次打击，但是，他远在冀中的年轻的妻子，是否也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痛悼之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担心。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败；再加下了几场大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觉，妻子也哄着新生的普儿进入梦乡。忽然，房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惊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呼唤丈夫——险些把他砸在屋里。
事后，孙犁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怜惜地说。孙犁自然不怀疑妻子对他的恩爱，但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爱超出了夫妻之爱。
现在，长子已经永远离去，她能够经受住这一打击吗？他翘首东望战云密布的冀中平原，在滹沱河畔那间已经翻修过的老屋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悲恸欲绝的尖利的哭声。这时，他虽然已是三十岁的男子汉，也凄然心碎了。
天更凉了，村边的小河结了一层薄冰，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军对边区开始了新的周期性的“扫荡”。
华北联大的师生们领到那被称作“阜平蓝”的粗布棉衣后，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岭县境转移。没有等到丧子的伤痛稍加平复，孙犁就参加了新的反“扫荡”行动。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停了下来。孙犁的头发蓄得很长了，一个同伴借来老乡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发起烧来，脖颈以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许多水痘，火烧似的，又疼又痒。是剪刀不净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确诊。他认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个学生，叫王鑫郎，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转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相互见面问候时，别人简直不敢认他了。孙犁以为，他幼年种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这是后话。
领队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员，见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他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康医生只有二十多岁，医术虽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挨饿的时候，因为他在经办粮草方面，很有办法。在孙犁的记忆里，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顾，这还是头一次，虽然这样做，也是战争中分散人员、化整为零、以利行军的权宜之计。
那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就是繁峙县境内的蒿儿梁。这个村子兀立在高山顶上，看起来还没有驻过队伍。初来这里，战争风声正紧，加以他们几个人服装整齐、男女混杂、没有武器，又没带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筹粮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孙犁听说后，亲自到干部那里去了一次。他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包着一个软皮套。这手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初到路西时一个团长送他的那支银白色的小手枪。他一枪也没有放过，只是系在腰上充样子，这回却帮了点儿忙——他们弄到了一些莜麦面。不过，很快他们就和村干部们熟悉起来，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孙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过了两个年——阳历年和阴历年。他至今记得他住过的那间西房：每天清早，阳光射在身旁的窗纸上，使病中的他感到欣慰和温暖，也感到重新升起的光明和希望。只是医疗条件不好：只有剪刀、镊子和红药水；医生和护士，也仅仅受过几个月的训练，谈不上什么医术。每天，护士在饭锅里煮煮剪刀、镊子，把化脓的水痘清理清理，在伤处擦上些红药水。这种疗法的后果是，一个个铜钱大的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伤疤，也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回忆。在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天，他在一封答复繁峙县县志编委会的信①里说：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化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他的小说《蒿儿梁》①，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描写的村子里的主要人物——妇救会主任和她的忠实、憨厚的丈夫，就是以郭四和他的妻子为模特儿写成的。孙犁的另一篇小说《看护》②，也是写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的主角，换成了护士刘兰。
反“扫荡”结束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于黄昏时间来到山脚下。眼前是小桥人家，河面上铺盖着雪，孙犁以为是久违了的平地，兴奋地往前一跳，一下子滑出一丈多远，脑受震荡，晕了过去。康医生和刘护士连忙把他抬进成果庵的热炕上，才苏醒过来。
幸亏伤得不重，晚饭吃了一些僧人做的莜麦粥，当晚便与僧人同床而寐，第二天还参观了五台山上的许多寺庙。这些寺庙，错落有致地掩映在郁郁苍苍的重峦叠嶂之间，十分古雅、壮观。
1944年初春，他们返回学院驻地，当即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去延安。
孙犁传……第五章 千里共婵娟
第五章 千里共婵娟
西去延安有故人
出发了，没有来得及向家里的亲人们道一声别，甚至于也没有来得及写一封信——烽火连天，写了也无法送到，况且还有危险。
春天来了，需要去领单衣，换下棉装，以便长途行军。孙犁去晚了，所有男衣已经发完，只剩下带大襟的女衣，他只好领下来。单衣是用土靛染的，色彩虽不能持久，却非常鲜艳，山地老乡称之为“月白”。色彩还可入乡随俗，那女衣的样式，颇使他这个高身材的男人感到难堪，在宿舍换衣服时，他犹豫了：这穿出去像话吗？
正在无可奈何，两个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女学生进来了：她们带着剪刀针线，立即把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缝成一个翻领，然后把对襟部位缝好，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钻头衬衫。她们看着我穿在身上，然后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赞美她们的手艺，还是嘲笑我的形象。①这次去延安，结队而行的，是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六七位同事和几十名同学，由总支书记吕梁带队。吕梁沉默寡言，但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孙犁和他在延安分手后，再没有见过他，但一直怀念着他。
当日在枣树林集合出发，队伍里忽然多出一个新媳妇。原来这是数学教员常智的媳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刚从冀中平原赶来。她年轻貌美，又是从敌占区过来，穿着也很鲜艳，她的到来，不免给这些即将远行的人，添上了各种各样的心事。但大家共同的心情是，都觉得惋惜：住在山区农家的柴草棚子里，炕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留宿这花朵般的女客？恐怕她还没吃晚饭，又没有开水，热情的师生们，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才过了一夜，她就卸去粉妆，也换上新发的土靛染成的粗布衣裳，站在女学生们的队伍里了，只是脸上还带着平原富裕人家的女儿所常有的那种白嫩、丰腴的肤色。她同常智青春作伴，比翼双飞，该是幸事；但在当时，大家的担心却多于羡慕。
这支穿着鲜艳服装的“土八路”，走在通向革命圣地的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虽然劳苦，却不寂寞，常常可以听到队伍里的歌声。山地群众看惯了穿这种衣服的工作人员，也不觉得奇怪。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最初几天，越走离家越远，孙犁产生了《风云初记》中在抗战学院教书的张教官那样的心情：“他好像每逢前进一步，就感到一次身后的拉力，克服这一点，是需要坚强的意志的。”①家乡终于远远地落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了。
拉力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思念。说也奇怪，这种情况，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是要本能地摆脱那种拉力或是思乡的痛苦吗？
经过盂县时，正在下乡的田间，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他，为他送行。清晨，山地的草木上还有霜雪；田间显然在那里等了很久，浓黑的鬓发上，也染有一点儿白霜。他傍着队伍行进了一段路，说了很简短的话，便和孙犁握手告别。
田间也离得远了，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但在孙犁携带的行李中，还有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田间过去随军工作时，得来的战利品。大衣很考究：皮领，雨布面料，上身是丝绵，下身是羊皮，袖子是长毛绒。羊皮上还有敌人的血迹——看着这血迹，他也可能想过这位战友的著名诗篇——《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
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原来坚壁在房东家里，孙犁想到延安天气冷，去找妻子为他缝制的那件狗皮袄，没找到，就把田间的带走了。这也可以说是“战时共产主义”的风尚，同志们的衣物，常常是不分你我的。
在这样的长途跋涉中，他们走几天就休息一天，并由打前站的卖去一些土布，买肉改善伙食。有一天，大约是在山西省境内的忻县一带，遭了一次无妄之灾。
这里离敌人据点很近，这天中午，他们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他们进入一家宅院，放下背包，便升火做饭。饭很简单：一锅小米干饭，一锅煮菜汤。人们吃完饭，便围住煮菜汤的锅洗自己的饭碗，然后都到院子里去休息。孙犁有个习惯，逢事不争先，宁肯靠后。等别人洗完了，他才上去洗，这时锅里的水已经很浅、也很脏了。他埋下头去，正在洗碗，忽然“嗡”的一声，锅直飞起来，烟尘立时弥漫全屋。
院子里的人都惊呆了。
孙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搪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师生都围了上来。事后大家告诉他，当时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在清洗时才知道，原来那不是肉，也不是血，不过是一片菜叶和污水，是人们的紧张制造了那可怕的形象。
在洗脸的时候，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起来。他刚受了惊，正没好气，并认定村里有坏人，预先埋了手榴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后果还堪设想吗？
这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几年以后，孙犁却在自己的小说《山地回忆》①中构思出了这样的场面：在一个反“扫荡”的冬天（敌人“扫荡”总是在冬天），他到村边河里洗脸，同在下游洗菜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吵了起来，原因是女孩子嫌弄脏了她的菜。“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狂风吹着他的愤怒，飞向处在下风头的女孩子。女孩子也恼了，利嘴不饶人：“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你怎么骂人？”矛盾显然激化了，这位“八路军”站起来，转过身去。当他看清女孩子穿得很单薄，洗的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他立时心平气和下来，赔礼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女孩子却冷冷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八路军”倒笑了：“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