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时期，值得花些力气好生写写。敲谋士群系列玩，大致有两层目的：表层是过把瘾——纸上谈兵的瘾。熟悉的朋友都清楚，我对军人军事的兴趣，其实远在文人文事之上。正当壮岁，忽焉盛世已至，形势比人强，夫复何言。看来，只能满足于纸上谈兵了。深层目的则是，为日后开敲我真正想写的东西——《精神与肉身：我的1997》，先找找感觉，练练笔。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胡适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
张荫麟写道：“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
根据我的理解，两位先生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简而言之就是说，历史读物应该做到：1。可信；2。好看。
对本书的内容、视角、结构、语感和叙事策略，我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内容方面，在充分拥有史料的基础上，整理爬梳，去伪存真，甄别分析，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基本史实力求坚实可靠，尽量减少硬伤，坚决拒绝“戏说”。对《史记》和历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有借重；但在衡人论事的具体立场、观点与方法上，则一凭己好，以我为主，不迷信盲从任何前贤。
关于视角，我选取了兴汉集团的6位主要谋士，作为本书主人公和切入面。
从结构和叙事策略上，也许可以说，我执意选择了一种最不省力的写法：全文是比较特殊的长篇结构，是一个密切的整体，布局行文务必统筹兼顾，首尾照应，环环相扣，大开大阖，而又可以各自独立成篇。既集中突出重点，又适当顾及全面。写这种长篇，就像建造一栋房子，工程竣工后，细部与整体的韵味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当然，“即时快感”也很重要。如果以人物或事件一篇篇拉杂随意写出，当然省事得多，但似乎没多少意思。窃以为这样写才比较具有挑战性，比较有趣。
语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清新俊逸，流畅好看，当属基本要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则是苏东坡、曹雪芹这等天才卓绝的顶尖高手才具有的手段与本事。梁某何人，自惭而已。至于大汉开国人和事，本来就是斑斓多姿，雅俗并存，自然不宜用一种平板的调子一叙到底。我担心的倒是该俗时俗不下去，当雅处又雅不起来。偶有插浑打科信手拈来的闲笔，主要也是为了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大汉开国谋士群》不是小说，不是“历史大散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传之类。我有意把它写成了这么一个非驴非马、不三不四的东东。在表现形式上，求新求变，不拘一格，争取写出若干新意和亮点。至于究竟做得如何，尚有待于市场和时间的双重检验。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历时经年，终于顺利完成，即将付梓。在此，对与有功焉的各位亲友一并致谢。
欣慰之余，却也不无困惑。为什么写作？怎样的写作才算是真正有意义的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他举例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而加缪的话更加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过的事情。”
当然我也记得另一个西方作家的名言：“写下就是永恒。”也许，不必太在意。
所有作品，最终都是由作者和他的读者共同完成的。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半任务。另外的一半，就拜托与此书有缘的读者诸君了。
读《大汉开国谋士群》
安冬霓
在《故事新编》一书的自序结尾，鲁迅很低调地对这些小说作了一个评价：“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罢。”这话一半针对贬低其小说的人而言，一半则针对现实而说。话里有刺，既刺向了没有眼力的批评家，也刺向了结实顽固的现实社会。这样看来，如此一句话又不是那么低调，简直是很傲然。若是我把“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送给《大汉开国谋士群》（以下简称《谋士群》吧）一书的作者梁由之兄，似乎是过于吝啬。可是囊中羞涩，实在掏不出什么珍宝来“锦上添花”，就只好“借花献佛”了。至于作者纳与不纳，那是他的自由，我呢，先把花先放在这里好了。
既然阅读了人家花费心力的作品，总要有些表示，但自身五音不全连赞美的调子也调不准，那就说些实在话吧，说白了也就是读后感。
中国是历史大国，史传传统对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近年来，历史热又一波高过一波，专家讲，大众讲，庙堂讲，村野讲，可谓热闹。光有热闹是不够的，讲还要讲得好才行。怎么叫做讲得好呢？大约就是既要能讲得热闹故事，也能说出清醒道理吧。可有一宗，这清醒道理绝非“计谋权智”、“人情法术”之类。掉个书袋子，人谓良史要具备“才、学、识”三条，章学诚却不以为然，他叹道：“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对了，就是这个“心术”，这个“史德”！
抑或说，“谋士群”的故事哪能离了计谋权术？这话也对。但是《谋士群》却有更重要的东西。显然，一个个来讲谋士如何出奇制胜的故事一定也很有趣，但那不是梁由之要做的事。就说全书的架构吧，以六个谋士分为六章，每一章由一个人来带起一系列故事，延伸到帝国开创之前和建立之后方方面面诸多政治军事领域，开合自如，整部书是篇完整的大文章，而不是小故事的连缀。而以遭际云诡波谲的千古良相萧何起首，以风度沉稳深懂治国良策而深谙黄老的陆贾结尾，这样的结构本来就富含深意。都说以古鉴今，任何良史都有为今世作史的深心，即使是历史随笔也都不免讽喻的意味，而这也正是重新讲述历史的重要原因。读《谋士群》，自然能够嗅到这种讽喻的气息，若要感受，当然最好的法子就是“去读它”。
“心术”正、有“史德”自然是正途，但“才学识”仍是少不了的。《谋士群》里讲到张良，就颇有惊人之语。博浪沙、鸿门宴那些都是耳熟能详了，还能说些什么呢？“运筹帷幄”一节讲到张良劝说刘邦不要采纳郦食其“分封六国削弱楚军”的计策。这里就见出了张良眼光之不凡、作者见识之卓荦。为何不能分封？梁由之说：
吕思勉指出：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陈涉一呼，旧邦悉复；戏下之会，益以新封；几谓带砺山河，可传苗裔。然不可行者，终于不可行也。五年扰攘，所建侯王，几无不殒命亡国，耗矣。
所论自然极是。强大如项羽，高明如韩信，都见不及此，到死都没能明白这个带根本性的道理。刘邦其实也是似懂非懂，他的问题出在另一方面，“于是有汉初之封建”。这个且待后文再说。不过，窃以为吕先生应该补充一句才算得上公允确切：“独有张子房已知其不可行也”。
封建已不可行，这样的历史秘密竟然被张良窥破！梁由之的发见，可谓独具只眼！
作者似乎颇为青睐张良，还专门为他配了两首诗。于时代风云激荡的背景下，忽然笔触变柔，“莫须有”地描绘了一场五味俱全的的河边咏叹和一场清空深邈的雪夜吟诗。这荡开一笔自然不是卖弄文藻（因为那诗并非作者所写，呵呵），看似突兀的闲笔，读来却是人生况味的甘苦难陈。
若说批评文字一定要挑毛病的话，想起苦水先生论辛稼轩《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他极口夸赞“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为的是那“念天地之悠悠”的心胸，不过，他可惜该词结尾“忒煞作态”：“若说责备贤者，苦水词说并非《春秋》，若说小德出入，正好放过。”辛词最后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看来，大英雄有时也难免在“儿女”上有所“格调出入”。以此来看，《谋士群》中涉及女性，特别是陈平一节，用词稍显“轻”了。但这不过是一孔之见，再说了，“小德出入，正好放过”，唯其豪迈，不拘小节吧。
说起来，我这门外汉读《谋士群》实在是看热闹，门道还要行家来看，而我不光啰嗦了半天，还挑了毛病，念及此，也就赶紧打住不说了。要让我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总结观感的话，那么就是：好看，有识见，推荐！
汉代的谋士唱什么歌
沈胜衣
学界有种意见，认为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转型的完成期（如吕思勉之说）；而我更感到，秦汉还是中国传统人格的定型期。那个时代是真正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解剖其间的突出人物，大至对看清中国历史与文化，小至对研究某一类型的国人特性，都很有帮助。比如谋士，前有战国时合纵联横的著名策士如苏秦、张仪，后有辅助造就一朝一国的蜀汉诸葛亮等等，可谓奇才叠出；但使谋士定格为一个特殊群体、形成了该群体文化的主要元素、令谋士与体制联系得更紧密、揭示了后起的同行在历史中的命运、确定了他们发展生灭的轨迹规律的，正是汉初一群著名谋士。因此，梁由之写《大汉开国谋士群》，重点记录和研究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何、陆贾等人的功过事迹，正如他自表的：“是一项很有意义、也颇具兴味的工作”。
不过，梁由之并不志在写成人物传记，而是有独特的体例：以六位谋士为主线，展示汉代开国年间的风云历史，包括各路帝王将相雄豪异士，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也包括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等。这就使本书具有了一个高度、一番视野。
我尤其欣赏他通过写人，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态中一些规律。前面引述的“政治转型完成期”，与我杜撰的“传统人格定型期”之间其实是相通的，传统人格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梁由之慧眼识此，写出了一众“政治人”和“人政治”，颇有警世之效。
比如，他写刘邦对萧何的恩宠，两人的合作无间，是后世景仰学习的样板。然此乃不多的好事，刘邦对其他谋士和功臣的事后翻脸秋后算账，便有血淋淋的一大堆；后代除了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国策的宋代，更多的也是兔死狗烹的恐怖用人术。梁由之举了朱元璋与李善长等人的例子，说：“抚今追昔，温故知新，自由民主、富有效率、符合人性的现代化制度性建设，是今天的当务之急。”此外，萧何之所以能得富贵平安，也跟他明哲保身、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萧何与韩信交深契厚，最后却迫于压力协助刘家皇朝除掉韩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梁由之就此指出：“这也充分说明，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性保障，好人也会干出相当残忍卑劣的勾当。”确是一针见血。
又如他分析刘邦钦定的开国勋臣功名榜，文官比起攻城略地的武将要较吃亏，连“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决策人物张良都仅排第六十二位。“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朝廷要员，位至三公，……对汉初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不可’，不是随便一说。打天下武夫必不可少，治理天下，还是得仰仗书生。”此外还有从陆贾的“理想国”联想到当代傅斯年的“理想国”，等等，这类为读史解惑、有所洞见又有所发挥的史识，值得赞赏和深思。而即使在细节安排上，梁由之也时古时今举例对比，常常照应着当代社会政治史实。
此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写人不止事迹，更原其心迹，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老实说，我对历史著作以小说笔法展示古人心思的写法，是存有疑虑的；但得承认，梁由之的许多揣摩很是到位。“揆情度理，刘邦当时应该并无威加海内惟我独尊的雄心，张良似乎也没有一定要扶刘灭项兴汉亡楚的壮志，他们都还只不过是见机而作、走一步看一步而已。然而，形势比人强。”到汉立之后，“张良选择他与刘邦初遇的留县作为封邑，也是不无深意的。初见时的美好记忆，可以化解许多或有的误会和戾气，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指有助以后在清洗中自我保全。）这些地方都让我颔首，觉得写出了历史的深度。
其他的，像写到秦朝有位御史，赏识和提拔过萧何，萧何升官后表现出色，让那位御史大为高兴：“他既佩服萧何的能力，也佩服自己的眼力。”鸿门宴前，刘氏阵营紧急向项伯“公关”，结果，“刘邦的美酒、好话让项伯沉迷，张良深沉而热烈的目光则让他感到一种无可闪避的责任感。他不能不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蒯彻之所以挑动韩信在齐国已准备投降的情况下仍出兵攻打，可能出于“同行之间的嫉妒心在当中作怪”，因为郦食其说服有七十多个城池的齐国降服，打破了蒯彻曾说降燕赵三十多座城池的记录，所以他要搅了郦的好事。英布曾听相面者言，他“会在遭受刑罚之后获得封王的荣耀，”后来因犯事被黥，他遂欣然受刑。再后来果然封王，衣锦还乡之际，他“摸着脸上的刑痕，内心充满狂喜和得意。”……诸如此类的心迹，虽于史无征，却是“揆情度理”的，而且活灵活现，让文章有趣好看，更点出了一些普遍的人类隐秘心理。我想，不仅全书的内容，即使这样的细节，都见出梁由之确是大手笔。
秦末汉初那段纷杂而辉煌的历史，有太多让人思考的话题。刚好，前阵子读到一个关于楚汉相争的官场调查报告，很有意思。
历来在“成王败寇”之外，还有一种人文色彩的评价标准：帝王刘邦虽成功而人格卑劣，霸王项羽虽失败而精神高贵。一般来说，只有一腔热血的青年会亲近年轻鲁莽、英雄气概的项羽，有所成就的中年人会欣赏年长成熟、老谋深算的刘邦。但是，我所看到的调查，让一些官员在刘邦志满意得的《大风歌》和项羽悲凉怨天的《垓下歌》中选择，居然官职高、年纪大的那批多选喜欢后者，官职低、年纪轻的那批多选喜欢前者。这结果大出我意料。细想之下，也许是这样：“后起之秀”们还有向刘邦学习的动力，而越是阅历丰富、越是身在高处者，才能体会到项羽那种再强也拗不过时势的心境，才能明白命运本质的悲哀。
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是卑微的。反观本书所写的杰出谋士们，拥有超一流的智慧，但他们的付出、得失和结局，也都证明着这一点。真是让人不由得为人生叹息。
刘邦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的《大风歌》，项羽有“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的《垓下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大汉谋士会唱什么歌？刚好，书中张良吟写过的新诗，乃是现成的答案——顺便说一句，此书文字庄谐并举，古今文白缤纷穿插，这种大胆的写法，有人是持不同意见的；但梁由之把那些现代诗派给张良，不但切合所写情节中的人物心绪，而且其中本出自王蒙手的一节，更可放大视之，恰好回应着我忽发奇思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洞察一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