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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引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念，对当时“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大流行学派的“要旨”逐一作了评述。他全面比较分析了六家学说的优劣短长，都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个人的思想倾向则极其鲜明。
六家之中，司马谈重点比照了儒、道两家。在他看来，儒家的长处只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而已，但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且儒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结果必然是“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佯褒实贬的意味是明显而浓厚的。
六家之中，司马谈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融汇了诸家之长而无其短。至于效果，“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儒家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恰成对照。
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道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庄道家，而是指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道家与名家、法家等融合后形成的新流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国“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著名法家申不害之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则“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以史学宗师的卓绝眼力，一针见血地看出了道、法两家迥然不同的外貌下内在本质的一致性。王国维刻意讥评太史公不该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实属智者千虑一失的皮相之见，并无道理。
当代学者金春峰进而指出，黄老刑名（法）是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黄老思想，正如帛书（《黄帝四经》）所表明的，本身就是一种法家思想。它对政治、人生、社会、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情谊；不祈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然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惟有法律、法令、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统治者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黄老或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因此，“汉承秦制”，不只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施政大纲，也包括秦代奉行的法家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偏至，但透过表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值得重视。
其实鲁迅早就说过：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黄老一派学者拉大旗作虎皮，抬出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以抬高本派地位，故称“黄老学派”。其主流思想，则被称为“黄老学说”。
黄帝又称轩辕氏，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帝王。他原是古代部落首领，与同母异父兄弟炎帝不睦，长期争战不息。其中以与炎帝后裔蚩尤在涿鹿一战，尤为惨烈。蚩尤请风伯、雨师相助，黄帝有应龙、天女魃等帮手，战况几度反复。其间蚩尤作大雾，黄帝靠玄女教导战法，又令风后作指南车辨别方向，终于战胜蚩尤，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黄帝被华夏各族首领一致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
据说，黄帝不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举凡文字、音律、医学、算术、冕旒、衣裳、釜甑、舟车等，都为他和臣下所创制。黄帝还钻燧取火，教民熟食；又蒸谷为饭，穿阱猎禽。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蚕丝，诸臣也多有创造发明。后世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这是一个被高度神圣化、符号化、象征化了的传说中的史前英雄人物。《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将他作为垂拱而治的榜样。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和孔子同时而稍早，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又称老聃。与博尔赫斯类似，老子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西游至周都洛阳，曾向他问礼。老子开导孔子说：“一个优秀的商人，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仿佛是一无所有；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品质超群，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迟钝愚蠢。你务必去掉骄矜之气和贪欲之心，那些对你没什么好处。我所能告诉你的，仅此而已。”
自己干坐清水衙门的冷板凳，多年没有升迁，仕途渺茫；又看到周室每况愈下，日渐衰落，大环境也不甚美妙，老子心灰意冷，决定抽身退步溜之乎也。出关的时候，恰巧碰到了一向敬仰他的守关头目尹喜。尹喜苦苦请求说：“先生就要归隐了，以后难得一见。你平时不肯动笔，这次无论如何，有劳你勉强为我写一本书吧。”同时吩咐手下好酒好肉侍候。老子实在推辞不过，只得恭敬不如从命，暂作勾留写下一本书来，内容以谈“道”、“德”为主，共约5000言，计八十一章，分为上、下两篇。这就是道家的开山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老子写好书后立马走人，从此宛如在人间蒸发，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
老子提出“道”的观念，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否定天的最高权威。主张“不行而知”，反对追求知识。对儒、墨两派的道德观不以为然，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不追求道德。强调“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吾有三宝，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敢为天下先”，提倡柔软虚静，减少私欲，慈悲节俭，知足不争。老子心目中理想政治是无为而治，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一书包含朴素的辩证法因素，提出“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对立面互相转化。《老子》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重要的具有原创性的几本经典著作之一，对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都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黄老学说为何独领风骚于汉初？张荫麟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痛快淋漓的论述：
汉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期，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它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道家会在这时有这么大的势力呢？道家学说的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结果盗贼多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始皇和楚项羽就都以飘风骤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们所造成的势力都不终朝日。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为”的，而转眼间秦朝败亡；项羽就是一个“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坚执者，终于连头颅也失掉。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刘邦就是以柔弱胜项羽至刚至强。老子说：“自胜者强。”刘邦的强处就在能“自胜”。他本来是一个“酒色财气”的人，但入了咸阳之后，因群臣的劝谏，竟能“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并且对项羽低首下心。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刘邦所以成帝业的阴谋，大抵类此。他始则装聋作聩，听项羽为所欲为；继则侧击旁敲，力避和他正面冲突；终于一举把他歼灭。他始则弃关中给项羽的部将，并且于入汉中后，烧毁栈道，示无还心；继则弃关东给韩信、英布，以树项羽的死敌；而终于能席卷天下。像这样的例，这里还不能尽举。道家的学说在战国末年既已流行，始皇的焚书，并不能把简短精警的五千言从学人的记忆中毁去。他们当战事平息，痛定思痛之际，把这五千言细加回味，怎么不警觉它是一部天发的神谶。况且当时朝野上下都是锋镝余生，劳极思息；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而且是对症的药。我们若注意，当第一次欧洲大战后，于道家学说素无历史因缘而且只能从译本中得到朦胧认识的德国青年，尚且会对老子发生狂热的崇拜，一时《道德经》的译本有十余种（连解释的书共有四五十种）之多；便知汉初黄老思想之成为支配的势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大汉开国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初君臣，如高祖、惠帝、吕后，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等，都是黄老学说的信奉者，并将之直接运用于政治和社会，达成天下大治。陆贾则是儒道并尊。
一般认为，在汉初，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系统运用黄老学说指导政治的人，是谋士陆贾；第一个从实践上自觉运用黄老思想指导政治的人，则是宿将曹参。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追根究底，作为大汉开国皇帝刘季的宾师亦即所谓“帝者师”，张良其实才是黄老之术不动声色的始作俑者。其种种心术手段，相信读者诸君已经有所领教。张先生上举刘邦的诸种做法，正是他听计于张良的例证，给人的感觉，刘邦有时简直就像是一个傀儡，张良则如同在幕后扯线牵动傀儡的人。司马迁说：“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宋人杨时的说法，刚好可作其注脚：“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令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
英国学者鲁惟一指出：“在无为的思想和皇权的行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避免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这部分地是由于对人的价值和个人判断力的新的认识；类似的思想应用于对君主适当的地位和权力的看法方面。按照理想的模式，君主应在行政或决策方面力戒起个人作用；他不应有意识地打算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应该满足于安然自得，袖手旁观，让自己的臣属去治理国务。他以自己的存在和无言的沉默来治天下，就像无形的道控制着自然界的一切活动那样。”（《剑桥中国秦汉史》）
文帝、景帝和窦太后也都尊崇黄老学说。《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外戚列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术。”
窦太后则是汉初黄老学说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她和她的婆母薄太后的故事，都富于传奇色彩，饶有意趣，颇值一说。这些后文都将陆续写到。
史称“汉承秦制”，这大抵是事实。当然，时代不同了，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汉初各项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从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朝廷大权独揽。汉初则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实行的是一种混合式政体，大汉王朝由朝廷、地方郡县和各诸侯王国三大部分组成。
皇帝作为高高在上的“至尊”，是权力的核心掌握者和最终裁决者。朝廷的中央行政机构，设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司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包括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管各项具体政务。三公九卿共同构成政府首脑机构，发挥国家职能的中枢作用，负责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并向皇帝负责。
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是皇帝最重要的辅佐，是大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专设有由其自行掌控的庞大办事机构“丞相府”，总理百僚，位高权重。汉初丞相，多由位居列侯的开国重臣出任，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人，都先后担任过这一要职。首任丞相萧何协助吕后谋杀韩信后，再度加封，丞相更名为相国，以示尊崇；继任者曹参去世后，相国又恢复为丞相原名。丞相有时一人，有时则有两人，分置左右。汉制以右为尊，右丞相事权稍高于左丞相，是实际上的首相。
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荣衔而已。因为太尉没有自己独立的官署，属吏寥寥，也没有调兵的权力。出统军队，必须有皇帝颁发的符节，才能有效行使职权。汉初，太尉这一职务时置时废，大抵因事设人。周勃、灌婴等名将都当过太尉。
御史大夫官秩相当于九卿，实际权力则大得多。举凡监察文武百官，弹劾不法；管理重要档案，制诏转达；以及核算、审计等重要政务，都在其职掌范围之内。御史大夫是皇帝的近侍，协助丞相处理朝政，实际地位差不多是副相。灌婴、赵尧、周昌等汉初名臣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前文提到过的相国曹参之子曹窋，积极要求进步，很快也由中大夫升任至御史大夫。后来有两任御史大夫，景帝时的晁错和武帝时的桑弘羊，建树和名气都更大，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殊途同归，下场不妙。
太常职掌宗庙礼仪，后来也兼管博士、太学。帮助刘季取名、制订朝仪的“圣之时者”叔孙通，就是大汉首任太常。
郎中令职掌侍卫皇帝。多由亲贵子弟出任，与皇帝亲密接触的机会多多，获得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