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超主权货币即特别提款权（SDR）与美元竞争。这种准货币，于196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创立，该货币并不能像美元和欧元一样用于流通和交换，而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一种记账单位，它的价值则由四种货币以一定的比重加权得到，其中美元的权重最大，之后依次是欧元、日元和英镑。特别提款权的持有者对“货币篮子”中的货币拥有索取权。这个工具有多种用途，其中最明显的作用是履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
“货币篮子”中各个货币所占比重每五年重新计算一次，周小川的论断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把人民币纳入其中。然而，希望参与其中并不代表着希望操纵局势。事实上，周小川极力主张创造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新国际储备货币，并使之在长期内保持稳定，从而解决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为说明这一点，他还特别引述特里芬难题作为论据。
在这项主张中，周小川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年，凯恩斯促使与会者考虑创造一种全球超主权货币，并称之为“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按照他的设想，这种货币的价值可以与约30种基本商品的价值相联系。然而美国反对这种方案，并推动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周小川认为这是一个致命错误，他声称凯恩斯的主张是富有远见的，而特别提款权恰恰可以将他的思想复活。
到目前为止，让特别提款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建议还只是一种空想。特别提款权的广泛使用需要大量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将它作为记账单位，目前在这方面并无进展。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提款权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产物。尽管如此，人们对扩大特别提款权作用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恰恰反映了中国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寻找一个更加稳定的货币取代美元，从而避免危机和崩溃的意愿。
然而，没有国际合作，这将不可能发生。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需要进行改革，以避免1944年会议所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再度发生。
全球治理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速崛起，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需要进行改革。原有的7国集团（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已经无法代表整个世界的声音了。为了解决全球不平衡，倾听其他参与者的声音是必要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几年，20国集团已经开始取代7国集团，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和沙特阿拉伯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声音也逐渐被世界所关注。
尽管成员众多，但我们很难相信G20会给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实质性变化。G7尚且很难达成一致性方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个更正式的磋商和实施机制，成员国数目超过G7两倍的G20则更难就全球治理达成共识，退一步讲，就算G20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但它依旧是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声排除在外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更具代表性，但它有自己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大多通过一个由24名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做出，而每名委员则代表着世界的不同地区。不幸的是，代表欧洲国家的委员过多，而代表亚洲和非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则过少。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的计算方式上。目前，每个国家的投票权大小取决于它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额的多寡。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和2001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集体投票权为19％，低于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三国，然而事实上，前三者的GDP规模是后三者的4倍，人口则是后三者的29倍。
迄今为止，欧洲人仍不愿放弃权力，这是十分愚蠢的。如果在未来数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想维持其信誉，那么它的席位和份额分配就需要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与投入。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高决策权上，有一种非正式的先例，即美国领导世界银行，欧洲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这同样需要改变。目前，呼吁改革这些陈旧做法的声音被置若罔闻，而这将进一步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改革，虽然它对其成员国具有影响力，但是这通常只适用于危机时期，而且也只适用于那些出现债务支付困境的小国家。类似于中国、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世界主要债权国家，它们完全可以忽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像美国这样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但可以用自己的货币借款的国家，也可以对其进行忽略。实质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欧洲和美国几乎无能为力。更糟糕的是，对于那些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一直不愿意运用其强大的号召力进行批评和阻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资源有限，却可以先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即经常账户不平衡。如前所述，新兴市场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了两大教训：
一是避免经常账户赤字；二是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预防国际流动性紧缩。
在最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些战略成效显著：由于拥有大量盈余和外汇储备，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不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也能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以维持货币稳定，并让国外投资者放心，它们有能力应对流动性危机。
虽然值得赞扬，但这种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却成本高昂。且不说这种战略助长了全球不平衡，单单将万亿美元投资于低收益债券上的真实成本也是十分高昂的。再者，如果不能好好管理，巨额的外汇储备累积将引发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为了控制泡沫，政府可以通过出售债券来吸收流动性或冲销盈余资金，但是这样做却会增加政府的债务利息支付，这又是一项不能忽略的成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它可以在危机的时候提供流动性。直到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还带有附加条件，即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是必要的改革。但是并非每个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国家都需要全面的经济改革。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那些资信较好的国家，提供了所谓的灵活信用额度，以助其渡过危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未来应该允许更多国家享受这种贷款条件，从而在第一时间把危机结束在萌芽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尤其是危机时期。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权发行了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其中一部分提供给了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国际债券，其发行规模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扩张。这些债券可以被各国中央银行购买，用以充实它们的外汇储备，而不至于造成传统货币购买所产生的潜在不稳定性，因为特别提款权把价值波动的压力分散于多种货币，而不是由单一货币承担。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附加一个条款，即任何特别提款权的接受国都必须减少其经常账户顺差，否则就缩减它们的外汇储备积累。
这些建议对于解决全球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平衡问题是有效的。然而，这个世界要想摆脱以衰落的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仍有许多路要走。更好地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毕竟效果有限。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国际层面的合作，而这恰恰也是近几年所缺少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否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话题。如果中国和美国着眼于各自的短期利益，失衡局面将进一步恶化，不断累积的压力和冲突将使本已十分脆弱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堪重负。
事实上，我们正处于金融史上一个十分脆弱的时刻。在过去，正如我们所刚刚经历的这次金融危机，国际银行业危机往往会成为主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前奏。从历史经验看，资产泡沫的破灭会使实体经济遭受重创，随后银行业危机也蹒跚而至。重压之下，许多国家最终崩溃。如果这次危机之前就已存在的经常账户逆差继续恶化并失去控制，那么这一幕会更容易上演。如果这变成事实，那么发生在冰岛的故事也便成为了世界崩溃的先兆。
路在何方
在本书第8、9两章中，我们曾经指出许多国家需要改革它们的金融系统，加强对银行和其他企业的监管，因为正是这些银行和企业促成了这次危机。然而，正像本章所描绘的那样，仅有这些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未来几年，我们须妥善解决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否则一场国内范围的、区域范围的甚至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将难以避免。因此，每个国家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不是采取“搭便车”的态度，利用不平衡为自己谋取好处。
这些改革涉及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而目前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还离目标相差甚远。从需求层面上说，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汇储备的过度需求加剧了全球不平衡。这就需要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靠的国际最后贷款人，从而避免国际流动性危机风险。只有这样，这些国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才会消失。
在供给层面，国际储备资产的备选货币应该不再局限于美元及其他少数货币。长期来看，特别提款权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在未来几年，各国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可能持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作为它们储备资产的一部分。但在短期内，所有这些都无法直接威胁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也没有明显的竞争者能取代美元。然而，如果美国的双重巨额赤字持续下去，或者更糟，开始通过发行货币来削减赤字，那么由此引发的高通货膨胀将加速美元地位的下降，其后果也将无法想象。
即使美国不走这条路，并且本书提供的各项改革措施也能有效改善全球的不平衡局面，那么也还存在一个疑问。无论是在二十国集团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全球治理的实质性变革都是必要的和可取的。这样做将给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正式且有效的权力，经济权力中心由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也将变得更加平缓。
然而问题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会为了全球共同利益而真诚合作吗？或者它们依旧会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而破坏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吗？这是一个中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年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中美两国都不可能通过维持现状捞取好处。事实上，如果维持现状，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将蒙受损失。
结论
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政治家及政策制定者们对金融体系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之后将近80年的稳定与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问题并未从根源上被解决，但是80年已经足够长久，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
在整个2009年，高盛CEO劳埃德·布莱克费恩都在不厌其烦地驳斥那些号召对金融系统实施全面监管的呼声。在演讲和国会作证时，他恳求听众继续保持金融创新的活力，并声称“应拒绝接受那些完全是针对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的提案”。
这太滑稽了！我们刚刚经历的不是什么一百年一遇的疯狂事件。自美国建国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在有规律地经受着残酷的银行危机及其他金融灾难的侵袭。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严重的恐慌和衰退曾一次又一次地袭击我们的国家。
直到大萧条之后，美国逐渐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金融危机才渐渐远离了我们。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实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使金融机构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大幅增加，另外，美国政府还创设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以支持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美元也成为当时那个异常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危机似乎被人类永远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周边地区爆发危机的风险又开始显现，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仍然不改初衷，沉迷于对“大稳健”时代的崇拜之中。
最近的这场灾难标志着这一危险的幻想破灭的时候到了，也标志着由“美式和平”所主导的金融稳定局面的终结。在未来数年，美国的霸主地位将被不断削弱，而其他国家也无法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并承担起与其他新兴大国合作，取代美国曾经为全球经济带来的那种稳定局面的重任。因此，危机将爆发得更为频繁，破坏力也将更加惊人。这场金融危机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一遇的事件，恰恰相反，很有可能仅仅是一场盛大晚宴开始前的甜点而已。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摒弃有关无管制市场的内在稳定性、高效和安全等的论调，恭恭敬敬地将危机摆放到金融学及经济学中应有的位置。最为可悲的是，很多原本非常聪明的人却死守着这样的信念：最近的金融危机是一件不可预测、毫无征兆的事件，没有人能预测它的到来，我们也再没有机会遇到与之类似的危机，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如此。
或许，我们可以选择等待，等待一场新的金融灾难来回击这种无知的傲慢与偏见。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接受，接受一门全新的经济学：危机经济学。
悲剧和闹剧
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古老和常见。在17世纪早期，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兴起。与同时期被搬上舞台的莎士比亚戏剧一样，舞台变迁，观众轮换，但人物角色、表演顺序，甚至台词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各轮危机中都保持着高度一致。
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有一个温和的开端。如同一幕大戏，只是舞台布景更加繁杂、琐碎，而且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交错，不断为荣衰周期循环创造着条件。
爆发于2007年的这场危机也不例外。几十年来，正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本身为这次大崩溃奠定了基础：所谓的改革家们将大萧条时期制定的银行业监管法律弃之如敝屐，而剩下的法律法规又被那些华尔街公司想方设法逃避过去。这一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体系一夜之间在法律监管之外成长壮大起来。
与此同时，各家银行都推出了大规模的奖金计划，极大地鼓励了高风险、短期高杠杆的赌博式业务的发展，而这些业务大大削弱了银行的长期稳定性。这些赌博式业务的不良后果被交易员们非常高效地转移给了这些金融机构的股东及其他债权人。这些问题，作为整个“道德风险”瘟疫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危机最终爆发很久之前便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美国金融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承担了在必要的时候对金融系统进行救助的重任，“格林斯潘对策”也开始逐渐为人所熟知。
当然，舞台布景与制造一个大泡沫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泡沫的形成还需要一些导火索。在以前的金融危机中，导火索可能是某种热销商品的严重短缺、新的海外市场的开辟，或者一场技术革命使投资者相信传统的估值方法已不再适用等。新方法、新思路也可能恰恰产生于金融系统内部：比如新的投资方式，管理风险的新的方法体系等。
不幸的是，最近的这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恰恰是上述最后一种类型：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