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自我监管问题，监管部门应立即着手为所有金融结构化产品制定具体的监管准则。否则，监管将成为愚蠢的差事：一种金融产品的监管准则只不过迫使套利者在其他产品上寻找监管套利机会而已，因为金融工程师总能设计出略微不同的金融产品以规避法律约束。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过于具体的监管也可能没有意义：金融创新时刻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这一点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品行业指南手册的无情增厚加以衡量。
1989年该书的原始版本（名为《掉期金融》）只有700页，而2006年的最新版本（更名为《掉期金融衍生品文库》）已经超过了5000页。
因此，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是极为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当局可以放手不管，回到那种通过设计一些原则，并相信金融企业的交易商能够自律的旧模式。相反，监管方的重要任务应是为金融系统的关键特征设计一系列稳健而简单的规则参数。例如，对绝对杠杆率上限应有清晰的设定。同样的具体化指标也适用于对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的要求。此外，按照惯例，应是监管者而非银行家拥有对规则条款的解释权。
然而，这也引出了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何管理监管者？什么样的官方机构应该承担这项职责？这些机构之间如何协调一致？这远非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所能解决的问题。
实施与协调
在美国，承担金融体系监管责任的联邦和州一级的监管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监管机构的演变过程也同样混乱不堪、充满随意性。
我们就从州级监管机构开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50个州都成立了各自独立的州级银行和保险委员会。这些机构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在其管辖范围内对州立银行和国家银行行使不同程度的监管职权。许多州级监管机构还拥有类似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券监管机构及信用社监管机构。所有这些监管机构在经费来源、复杂程度和它们负责执行的规则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美国联邦监管当局则凌驾于这些分散的州级机构之上，有时候它们共享监管权力，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联邦机构则跨越州级部门独自行使监管职责。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数量之多令人吃惊，美国货币监理署、美联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其他的许多机构都包括在内。这些监管机构在同一范围内行使多头监管，职责重叠严重。然而，似乎这些还不够混乱，美国还拥有许多政府批准成立的民间监管机构，它们负责向政府谏言，为金融机构设立规则，甚至直接管制它们的会员机构，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FASB即是这样的民间监管机构。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个东拼西凑的结构安排是美国联邦制度的自然产物，在整体上刻意划分了州和国家的权利。同时也反映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监管思路，该思路促进了政府机构的实质性扩张，使得监管权力在多个机构之间划分。多年来，随着新的金融公司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增加，这种监管体系所固有的缺陷和无效性也与日俱增。近年来，那些旨在放松金融系统监管的各种“改革”则制造了其他一些新的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许多决策者却在为这个重叠和分层的监管体制辩护。他们认为许多不同的监管机构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从而使最优监管实践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不幸的是，金融公司并不会寻求最佳监管，它们只会寻求最少的监管，或者寻找那些对银行核心业务活动不予限制的监管。
如果银行不能选择谁来监管它们，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在现行制度下，它们确有选择，这取决于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成立公司。例如，一家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在某一特定的州级法律而非联邦法律下获取执照，这样就可以选择是否要成为美联储的会员银行。这些选择在事实上决定了它是否接受货币监理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管，而在对州级监管机构的选择上，则更不在话下。
当然，这些选择并不是随意的。比如，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改变监管的司法管辖区来承担更多的风险。这并不奇怪，银行的目标是寻求收益最大化，它们没有理由自觉服从于那些可能使它们处于竞争劣势的规则。因此就有了“竞次”比赛，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会寻找最少的监管。
近年来，监管机构自身也加剧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如果银行选择它们自己的监管者，并倾向于选择实施最少监管的部门，那么许多更严格的监管机构会发现它们的势力范围受到了侵蚀。况且一个没有监管对象的监管机构是没有理由存在的。这意味着监管者有充分的激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他们的监管领域。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竞次”比赛，这就是选择悖论或监管悖论。
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项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其中包括设立三个新的联邦监管机构：其一是金融服务监理署，将充当超级监管者，负责协调各监管机构，消除监管漏洞，并且致力于识别那些可能对金融体系构成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其次是国家银行监管局，负责监管所有持有联邦牌照的银行；三是国家保险局，负责监管保险公司。
这个提案中的某些政策可能会在2010年获得立法批准。但令人忧虑的是，目前的提议没有解决州级和联邦监管机构混乱的根本问题，只是额外增加了监管机构或者合并了其他结构，但是最终的实际效果会很有限，目前的混乱局面也很难改观，尽管增加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非常符合金融业的利益。如果说我们能从过去的几十年经验中学到点什么，那就是金融业正是在当前这种监管架构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因此，维持现状非常符合它们的利益，这可以为之提供足够的监管漏洞以逃避有效的监管。
说到改革，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个组织成立于1997年，并在单一架构下有效地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管制度。该局负责银行、保险公司、证券、衍生工具甚至抵押贷款的监管。最终，不同部门的监管者问责于同一领导层，理论上这种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系既可以防止套利，也可以阻止金融公司随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监管方，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在美国这种分散的监管系统中存在的弊端。
美中不足的是，为了确保这种总揽全局的权力，金融服务局甚至取消了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责任。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历史上，作为最后贷款人，英格兰银行一直保留着对银行和其他“系统性重要”的金融企业的监管权力。如果中央银行要放弃这个权力以维护金融服务局的权威，那么当务之急是，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要协调行动并保持适当的信息交流。
尽管如此，相对于监管权力分散于多种竞争性机构的美国模式，英国FSA模式是上选之策。因为联邦和州政府之间分享权力的悠久传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短期内美国不太可能采取类似的安排。但是一些意义重大的合并和集中却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虽然这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防止在此次危机中推波助澜的监管套利，但却会让这种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遗憾的是，金融企业还有一条规避监管的途径。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套利方式，即所谓的司法管辖权套利，是指金融企业挑选并主动转移到较少监管和限制的司法管辖区域的套利行为。在这个金融全球化、资金流动频繁以及缺乏资本管制的时代，金融企业的司法管辖权套利也更容易成功。虽然这可能会让部分地区的监管者情不自禁地有种“拔了眼中钉”的感觉，并让那些制造此次危机的企业启程前往更加“宜人”的地方，然而这对于防止未来的灾难毫无益处。
出于这个原因，监管者有必要与其他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改革措施。然而这谈何容易，与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其他全球性问题存在的磋商机制和平台相比，金融方面的全球合作架构发展远不尽如人意。由于缺乏协调，一些领导人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全球超级监管者”，正如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所称，“作为国际性权威机构为金融市场设立交通规则的全球监管框架。”
这个想法听起来不错，但是非常不切实际。国际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可供各国监管者实施的准则是一回事，更难的是让所有监管者和立法者放弃部分或全部主权，让位于单一的全球监管者。事实上，其他更加温和的建议也没有任何进展，例如，许多建议试图把欧洲中央银行打造成一个超级监管者，并负责约束欧盟成员国的金融业，但这种主张未引起丝毫回应。到目前为止，监管欧洲银行的职责仍然掌握在各国中央银行的手中。
即使所有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同意设立一个全球超级监管机构，那也未必是个好主意。虽然美国过于分散的监管制度并不理想，但是极端的集中也存在风险。这等同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把过多的信任给予唯一的监管机构，而它却未必胜任这个艰巨任务。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执行不力，那么最一致和最全面的监管将毫无意义。换种说法，监管只有被监管者执行，才会有效。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谁来监管监管者
一句古老的拉丁语准确刻画了目前的困境：谁来监护监护人？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谁来监管监管者？”谁能保证获得权力的警察，就会心无旁骛地恪守职责呢？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首次注意到了这个难题，尽管他当时谈论的是一个社会的监护人，而不是金融业的监管者（更不可能是在当时仍远未诞生的衍生品的监管者）。柏拉图的答案耐人寻味：
监护人和芸芸众生会被告知一种“高贵的谎言”或“有益的神话”，即监护人比一般人更富有道德。他们对自己的美德深信不疑，他们鄙视自私自利，相反却会谋求理想国的福利。这就是幻想的为善最乐。
这一幻想常成为人们的笑柄，但却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如果监护人或监管者不被认为拥有优势，并被认为是无能和腐败的，考虑一下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谎言，然而却是一个我们常被鼓励去相信的谎言。直到最近，仍有声音说监管者不去私营部门工作是愚蠢的做法。他们不过是一群无法与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相抗衡的傻瓜。更糟的是，他们被认为是一个障碍，是勇敢地通向金融创新新世界的阻碍。
这个谎言被由自由放任的狂热分子肆意散播，因此值得一驳。很早以前这种说辞就曾受到挑战，20世纪30年代，新组建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其他监管机构吸引了大量聪明能干且理想主义的精英加盟，如果换个时代，他们很可能会驰骋华尔街，然而在那个年代，他们最终选择了监管华尔街。绝非巧合的是，他们主导和见证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稳定，以及国家整体上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我们有理由相信故事可能重现，不过这需要改变监管工作和监管者的声誉。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这一过程可以从联邦政府招募新的监管者开始，这些人员要有权力和责任阻止另一次金融危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责任，并且这种责任本身也应反映在监管工作的重要程度以及支付给这些雇员的工资水平上。如果这是一个“高贵的谎言”，那就顺其自然吧。但是如果不改变我们对监管工作的看法，吸引合格人才进入监管岗位会变得越发困难。
监管者也应得到更好的薪酬回报。在这里，我们与柏拉图分道扬镳，毕竟你们正在阅读的是一本经济学而非哲学读物。让我们审视一下现实吧，直到最近，在整个联邦政府系统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是薪酬最差的部门之一。甚至今天，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我们很难找到一位工资超过10万美元的职位。然而薪水涨到什么水平却是有限度的，毕竟美国财长的年薪才略低于20万美元，但负责全球金融系统稳定的监管者的收入超过高盛的前台接待员应该是合理的。
许多改革者建议监管者的薪酬应与他们的绩效挂钩。换句话说，他们征收的罚款越多、关闭破产的银行越多，收入也就越高。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职权被滥用的风险很高。想象一下，如果警察的收入与他们的逮捕人数和发出的交通罚单数相关，他们会如何行事。毫无疑问，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执法，但执法是否公平与合理则是另外一回事。
最好以其他方式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联邦政府可以提供华尔街不能提供的东西：职业保障。鉴于危机后几年，失业的银行家和交易员人数众多，保障性职业的前景会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老银行家和交易员。这些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其中许多人正在领取失业补助。因此可以让他们复出，并作为普通人员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工作。
至于前交易员加盟政府部门，我们决不能为他们设置高空“旋转门”，让他们在最大的金融企业和华盛顿的监管机构之间来去自由。高盛就是因为这种做法而声名狼藉，它的几个首席执行官都曾在美国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其他管理人员也都有高层次的政府工作经历。公司主管毫不费力地从私人部门穿梭到政府部门，这创造了无数的利益冲突，因为他们往往是前雇主的同盟而非监管者。其中许多人后来又返回到私人部门，并利用他们的政府关系进行游说，从而为金融企业谋求更少的管制。
这个被称为“监管俘获”的问题，仍同以往一样令人不安。例如，2009年秋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高调宣称要为新成立的执法部聘请一位行政主管，该部门将对高盛这样的大公司保持密切关注。然而最终被选中的雇员年仅29岁，除了曾在高盛担任主管外，资历有限。
有一些办法可以解决监管俘获和循环任命问题。首先，前政府雇员尤其是高级雇员的游说活动应该受到限制。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推出的改革明令政府雇员两年内不得从事游说活动。这是一个开始，但时限应该可以延长到四年或五年，甚至更长。
金融企业的游说活动也应受到限制，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很容易理解政治家们往往会依赖金融部门中饱私囊，正如银行劫匪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所言“因为钱就在那个地方”。＇1＇他们帮助金融系统免遭干预，并且恶意减少实施监管所需要的资金。作为交换，金融公司对它们的候选人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仅2008年就高达3。11亿美元。
然而控制这种泛滥的游说活动并非易事，这需要政治意愿。如果2009年所发生的事情算是一点好的迹象的话，可以看出这种意愿还远远不够。在这一年中，许多从问题资产援助计划（TARP）中获得救援资金的金融机构，花费数千万美元对国会进行了成功的游说，以抵制为高管薪酬设限，及包括衍生品监管规则在内的各种更严厉的金融管制。它们也设法说服国会给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施压，迫使它们恢复曾被暂停的所谓的市值计价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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