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是伪造假币行为。因此，这些债务人变得异常脆弱。这种困境是近年来一系列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问题，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和巴西危机以及2001年的土耳其和阿根廷危机。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情况。该组织成立于二战末期，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充当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国际性最后贷款人。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曾承担过这一角色。在那十年间，国际货币基金任务繁重。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全球经济的紧急援助者却无事可做，直到金融危机来袭。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成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最后贷款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两种方式提供援助。它将传统的政策工具“备用信贷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SBA）广泛应用于14个国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匈牙利、乌克兰和巴基斯坦。和20世纪90年代为新兴市场提供的援助一样，只有当接受援助的国家实行了理论上有助于未来稳定的经济改革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为这些国家发放外汇贷款。那些已经实行过金融改革，经济更为稳定的国家（墨西哥、波兰和哥伦比亚等）采用的是非传统的流动性工具，即“灵活信用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s，FCLs）。与备用信贷安排不同，灵活信用额度是一种预防性的信用额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给予援助，但是实际上并未立即支付现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规模相当惊人。
截至2009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超过500亿美元备用信贷安排和780亿美元的灵活信用额度，这些额度远远超过了前十年的援助总额。例如，1997年韩国接受了不足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应对后来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乌克兰的经济规模远低于韩国，但是它于2008年接受了高达16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唯一的最后贷款人。美联储除了对国内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干预，还通过“互换额度”（swap lines）在全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互换额度协议下，美联储以美元交换一些其他国家的货币，这使得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可以在本国为任何美元需求者提供美元融资。例如，2009年4月墨西哥启用了美联储提供的300亿美元互换额度，资金的流入为市场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成功地帮助那些美元债务人清偿了贷款或进行贷款展期。
这些援助行动本身规模相当惊人，但是当前的经济危机具备一个奇特的、前所未有的特点，那就是与以往新兴市场国家遭受的流动性危机相比较而言，即便是最稳健、最发达的经济体面对的流动性危机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欧洲的许多金融机构负担着巨额的短期美元债务，以应对大量的投机活动。在危机高峰时期，银行间市场冻结，这些金融机构无法对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进行展期。所有人都想要美元，因此，美元迅速升值。这种情况非常具有讽刺性，美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是其货币却在2008年出现了大幅升值。
伯南克的解决方法不过是最后贷款援助的一个翻版。美联储不可以直接贷款给他国的金融机构，但是它可以为别国的中央银行提供融资，而这些中央银行接着又可以将这些资金借给本国急需美元的金融机构。作为回报，美联储从那些融入美元资金的中央银行那里获得了等额的外币。这样，大量的美元通过美联储流向了欧洲中央银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以及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的中央银行。相应地，美联储获得了等额的欧元、英镑、法郎和其他货币。截至2008年末，这些互换额度总计达到了5000亿美元，仅从2009年春天开始，总额才开始下降。
由于采用了大量的措施来恢复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危机逐步被平息下来。但是，政策制定者们发现，通过短期贷款避免直接的、戏剧性的危机是一回事，而使经济免于通货紧缩和衰退则是另外一回事。
激进的选择
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还采用了一种非常规工具即“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伯南克称之为“信贷宽松”（credit easing）政策，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则认为应该叫做“定量宽松”政策。无论怎么称呼，日本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尝试运用过这种工具的温和模式。其基本原理在于，中央银行像干预短期债务市场一样干预长期债务市场。
为什么要采用信贷宽松政策呢？至今为止采用的措施都未产生显著成效。幸好隔夜联邦基金利率有所下降，银行可以获取大量现金。而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流动性工具，使各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同样可以融入现金，最终促使以LIBOR利率为标准的短期融资成本下降。但是，尽管接受了种种的慷慨援助，银行业仍然拒绝为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企业发放期限较长的贷款。银行从美联储获得了无息贷款，但是市场利率仍然维持高位。金融机构继续持有现金，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或者，它们将资金投入安全性最高的资产——国债、公司债券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中。
银行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国债、公司债券，尤其是长期债券，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银行以接近零的政策利率从美联储融入资金，然后投资于10年期或30年期国债，回报率为3％～4％。这样，银行可以从中获取可靠利润，并且避免了向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高风险借款人发放贷款。尽管这种策略对于缓解信用危机毫无益处，但是从自保的角度而言，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通过运用定量宽松政策，美联储可以从多方面解决上述问题。它介入金融系统，购买10年期和30年期的长期国债。这立即为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因为美联储可以通过凭空发行货币来购买这些债券。由于美联储购买了数千亿美元的债券，现金大量流入持有债券的银行。现在，银行有了足够的现金，并有动力贷出这些资金。
美联储之所以采用定量宽松政策，是希望可以产生另外一个积极的影响，即降低这些债券作为长期投资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呈反向走势，如果价格上涨，债券收益率就会下降。当政府通过购买债券来刺激债券需求，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其收益率就会下降。这意味着作为银行的一个投资方向，债券的吸引力下降。理论上说，银行由此将寻找其他的投资渠道，从而考虑向那些迫切需要资金周转的人发放贷款。
2009年3月，美联储宣布实行定量宽松政策，并购买大量其他资产。当天，美联储宣布将购买不超过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同时还宣布购买1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5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决定购买国债一样，美联储早在前一年的秋天就尝试介入这些市场。这些经济干预措施的规模和范围令人震惊，尤其是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同样，美联储宣布购买1万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he 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以支持美联储贷款、信用卡债务的证券化和汽车贷款。
通过拓宽资产持有范围，美联储试图提供各种各样的长期债券以支持市场发展。美联储所推行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计划是其帮助资产证券化市场复苏的温和尝试，但是，美联储介入房地产市场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此。它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实际是给予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喘息机会，并为更多的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系列产品提供担保。这一战略是和美联储降低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政策同步实施的。由于长期利率往往相互影响，这种干预可能导致抵押贷款利率下降，从而助推抵押贷款市场发展。同样地，它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并非只有美联储实行了定量宽松政策。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同样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它将基准利率削减到接近零的水平，这是自1694年该银行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创造了一些与美国类似的流动性工具。但是，这些举措均未能阻止债务通货紧缩的步伐；因此，2009年3月，作为其定量宽松政策计划的一部分；英格兰银行承诺购买大约1500亿英镑的国债和企业债券。两个月之后，欧洲中央银行如法炮制，承诺购买600亿欧元的一种名为“资产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的抵押债券。
上述所有的经济干预政策表明中央银行承担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中央银行尽量不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然而这一次，随着政策措施的不断升级，各国中央银行开始扮演一个新的角色：最后投资人。它们开始创造一些流动性工具，允许金融机构以问题资产交换安全性较高的国债。因此，它们实际上为那些不受欢迎的资产人为地开辟了一个市场。与此同时，当这些中央银行直接发放贷款时，它们可以接受的抵押物范围非常宽泛，从企业债券到商业房地产债券；再到商业票据等等，照单全收。这也提高了一系列资产的价值。
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采用的定量宽松政策，标志着它们在公开市场直接购买长期债券的规模达到了顶峰。结果，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在2007年，美联储持有大约9000亿美元资产，几乎全部是美国国债。但是截至2009年夏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到大约2。3万亿或2。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产是在经济危机期间累积的，部分资产相对安全，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其他资产的安全性相对较低，尤其是那些从家庭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和汽车贷款衍生出来的资产。
在全部的资产中，风险性最高的是担保债务凭证和其他潜在问题资产，这些资产是在援助贝尔斯登和AIG期间获取的。2009年2月，美联储在报告中提出，这些资产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最令人费解的部分”。这种说法明显是轻描淡写。与其持有的大多数资产不同的是，美联储是通过控制三家有限责任公司（即Maiden Lane I； II； and III）来持有上述高风险资产的。上述三家有限责任公司都是由黑石公司（BlackRock Financial Management）私下进行运作的。这一非同寻常的安排引起了人们的责难和怀疑，这在美联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传统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运用共同构成了对金融体系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干预行动。在危机蔓延过程中，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家们试图运用三种政策工具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最传统的是为包括银行、经纪自营商、甚至是外国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即最后贷款援助；第二种方式较为少见，即采用特殊的政策工具购买某些特定的短期债务工具，如商业票据，或者为买入这些债务工具提供资金支持；第三种方式是美联储承担最后投资者角色，这是最为激进的一种政策工具；即美联储承诺干预长期债务（包括形形色色的资产支持证券和长期国债）市场。
尽管这些政策工具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与金融危机期间采用的措施相比，它们并没有那么激进。例如，美联储可以直接干预股票市场，购买那些不受欢迎的股票。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政策得以应用，那时香港的货币当局购买了当地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全部股份的5％。这一政策在当时饱受争议，但是它挫败了某些大型对冲基金的“双杀”计划（即同时做空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从而成功地阻止了一场外汇危机的发生。当然，政府也从其投资中获取了可观的利润。同样地，日本银行于2002年采纳了一项类似的政策，尽管其政策力度要比香港小得多。日本实行该项政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某些银行股票的价格，乃至提高这些银行本身的价值。2009年，出于同样的目的，日本再次运用了这些政策工具。
美联储没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这样做合情合理：
如果沿用以往的做法，会使得人们更加担心政府在操控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市场，由此会进一步降低其岌岌可危的信用。
正是出于同样的担心，美联储对其他的经济干预政策也设定了一定的限制。它仅接受高投资级别的资产作为贷款抵押物，当它介入特定市场时，它拒绝购买低等级的商业票据。美联储在采取行动阻止经济危机方面是有所节制的。
美联储也没有实施其他一些备受争议的极端政策工具。它更为广泛地采取了定量宽松政策，操控外汇市场以实现美元贬值。美联储甚至还采用了另外一个政策，它是由弗里德曼半开玩笑地提出来的：让政府印刷纸币，然后从直升机上洒落下去。弗里德曼从未预计到政策制定者们真的会像天女散花一样分发货币，但是他们推行的政策作用相同。例如，单纯依靠印发纸币来降低税赋。2002年，伯南克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是在危机期间并没有付诸实践。
然而，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家的确采用了一些非常少见的政策工具，试图阻止危机蔓延。不幸的是，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激进补救计划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最初，美联储向金融市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它几乎会不择任何手段地来防止金融危机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这种信号非常鼓舞人心，但是它导致了大规模的道德风险。当下一次金融危机来临之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将相信美联储会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情有可原，事实上，既然已经有先例可循，美联储曾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采用了一系列特殊的流动性工具，同时提供了最后贷款援助，那么当经济再次显露危机端倪时，企业有理由相信美联储会故伎重施。
这是个问题。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东方航空（Eastern Airlines）总裁富兰克·波尔曼（Frank Borman）所言，“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是没有地狱的基督教”。不幸的是，美联储的干预政策保护了那些因缺乏流动资金而无力清偿债务的企业，使得大多数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那些缺乏流动性或者监管者无法容忍的金融企业依然在继续运转。和那些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标志的臭名昭著的银行一样，这些企业必须破产，而且越快越好。
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放松和废止美联储在危机中期推行的各项特殊的政策工具。早在2009年1月，伯南克就充满信心地提到了美联储的“退出战略”，很明显；他相信，随着信用环境的改善，金融体系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性将逐步减弱。或许如此吧，但是，在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家们监管下实行的经济救援计划的规模是空前的。如此多的环节在运转，人们很难了解，在消除部分金融体系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性时，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是否也会受到影响。伯南克给焦虑的议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计划确实会有，但是我们身处大航海时代，经济干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伯南克开创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严格地说，其中很多政策已经不再单纯是货币供应量管理工具。相反，美联储已经介入了金融体系并给予了援助，由此可能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