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的储蓄资金来为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和其他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国家正属于后者：它们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资本来保持账户平衡。这反过来又引起通货膨胀，并且导致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扩大。
当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其他国家即便没有这么糟糕，也好不到哪里去。与传统观念相反，这些国家的房地产行业陷入萧条并不是直接由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危机可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那并不是问题的根源：
即便不是所有出现房地产市场过热局面的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危机，至少大部分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已，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大范围的经济萧条正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如果说美国处在房地产泡沫的阴影下，那么其他国家也无法幸免。以杠杆比率和风险敞口为例，尽管美国的金融机构不计后果，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也难辞其咎。
例如，截至2008年6月，欧洲银行的杠杆比率创出历史新高，声名卓著的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杠杆率为33倍，而荷兰国际集团（ING）的杠杆率达到了49倍。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也负债累累，杠杆率高达53倍，同时巴克莱银行（Barclay）的杠杆率高达61倍，创了历史新高。比较而言，在劫难逃的雷曼兄弟杠杆率为31倍，相对适中，而美国银行的杠杆率仅为11倍。
欧洲许多银行热衷于参与融资、抵押贷款证券化和其他类型的贷款。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时，欧洲银行持有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CDO。当这些证券陷入困境了，许多欧洲银行发现自己的潜在损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截至2009年末，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将资产减值准备提高到5500亿欧元，远高于以往的预测值。
这些资产并非全部来源于美国，许多欧洲银行也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将抵押贷款进行分类重整，这些抵押贷款大部分来自于英国、西班牙和荷兰。仅2007年，就有4967亿美元的欧洲贷款成为资产支持证券、抵押支持证券和CDO的标的资产。与美国相比，欧洲证券的市场虽然规模较小，但是标准十分宽松。更糟的是，银行证券化的大量贷款和证券大都以管道工具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的形式存在。当危机来袭，这些银行不得不和美国一样，将这些资产重新计入资产负债表。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结构性投资工具
结构性投资工具（SIV）是银行支持的一种投资业务，主要销售商业票据等短期债券，购买次贷债券等长期债券。其利润所得主要来自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之间的利差。
所谓结构性；就是投资工具和管道的结构有所增加。通常是指通过某种约定，在客户普通存款的基础上加入一定的衍生产品结构，将理财收益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参数挂钩，例如汇率、利率、债券、商品、信用指数、一篮子股票、基金、指数等市场价格参数等。从而使投资者在结构性理财产品到期保本的同时，有机会获得比传统存款更高的收益率。与定期存款类似，该类产品也分别有短、中、长期的投资期限。而相比普通的定期存款及目前市场上的其它理财产品，结构性投资产品具有低风险且相对较高收益、免申购费率以及与国际市场投资接轨的显著优点。
最后，许多欧洲银行对欧洲新兴经济体发放了高风险的贷款，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有拉脱维亚、匈牙利、乌克兰和保加利亚。当危机来袭，这些新兴经济体中有许多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它们无法清偿贷款。瞬间，欧洲银行（特别是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典和德国的银行）发现自己的贷款投资组合出现了巨额亏损。正如一位丹麦分析师在2009年初评论的那样，“市场表明新兴经济国家是欧洲次级贷款集中的地区，现在人人都想夺路而逃。”这与美国的次贷危机根源是相同的：出现了过多的高风险贷款。因此，许多欧洲的金融机构比美国的金融机构更早地陷入了困境。
2007年夏天，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成为首批无力偿付对冲基金的银行之一。德国工业银行（IKB）同时发生了危机，它是结构性投资工具的受害者。不久之后，另外一家德国银行萨克森州立银行（Sachsen LB）也垮掉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冰岛的整个银行体系最终土崩瓦解。英国的大多数银行都是以国有化收场。爱尔兰、西班牙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最终都出现了相似的问题。2009年12月，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最终迫使深陷高风险房地产开发的迪拜国有企业“迪拜世界”（Dubai World）向阿布扎比（Abu Dhabi）寻求紧急援助。
经济危机自始至终是沿着常规路径发展的。许多经济体（特别是西欧国家）无法避免陷入危机，因为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弱点：房地产泡沫、过度依赖廉价资金和杠杆以及热衷于高风险资产和金融创新。
这反映了经济危机中的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由于存在共同的弱点，不同地区几乎在同一时间陷入了类似的经济危机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观察员将金融危机称为“传染病”或其他疾病，但未意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疾病最容易在那些虚弱、缺乏免疫力的人之间迅速传播。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欧洲许多经济体存在和美国相同的缺陷。那么，当美国一打喷嚏，这些国家就感冒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得了流感，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病入膏肓。以印度为例，虽然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其经济仍迅速地恢复了活力。在经济危机孕育的数年时间里，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保守的印度中央银行家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拒绝降低金融体系的监管标准，要求银行计提大量准备金。当其他国家推行自由市场政策时，印度对其金融体系实行着严格的监管。结果，它相对较少的受到了源自美国的经济危机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其他新兴经济国家并未走和印度一样的道路，其中许多国家经历的是从繁荣走向衰退的传统轨迹，特别是那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同样地，这些国家的命运并非完全是由它们内部的弱点造成的，相反，发达经济和欠发达经济紧密交织，相互产生了负面影响。
新兴经济体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通常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在经济景气时期，这种依赖性对双方都有利。但当出现反转，这种依赖性就如同自杀契约。在1825年的经济危机中，英国投资者纷纷涌入刚刚独立的墨西哥和其他几个刚刚脱离西班牙控制的拉美国家。在独立的第一年，大约有1。5亿英镑资金流入这一地区，其中大部分狂热地投向金银矿藏的开采。随着投资者的涌入，这些新国家的经济开始繁荣，当投资者哄抬了其采矿行业股票和债券的市场价格后，伦敦的投机商们也从中获利不菲。不幸的是，许多冒险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或者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投资者纷纷抛售秘鲁、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家的股票，并撤回资金。这些拉美国家最终无力清偿债务，1826年，秘鲁债务违约，导致伦敦陷入所谓的“大规模恐慌”。随之，其他国家很快也纷纷仿效。
在19世纪，新兴市场中最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正是美国。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入美国，抢购州政府债券、运河和铁路证券以及大量的其他资产。资金的大量涌入推动美国经济高涨，进一步引起欧洲投资泡沫的形成。最终，这些繁荣的局面多数都崩溃了，于是海外投资者着急地抛售了 “危险的”美国资产。
每一次危机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处于大西洋两岸的国家，经济都从繁荣走向了衰退。在美国，许多受惠于充裕的海外资本的银行和企业倒闭，欧洲的银行和企业也遭受到重创。在1837年的经济恐慌过后，海外投资者集体撤出。美国有数以百计的银行倒闭，四分之一的州政府无力清偿债务，与此同时伦敦也陷入了恐慌之中。1857年，出现了类似的集体撤资事件。之后一位评论家有些夸张地称：“几乎所有的海外投资者对于美国的未来都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以至于海外投资者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地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国证券。”1873年，历史再次重演，随着铁路泡沫的破灭，欧洲投资者再次纷纷撤出美国市场。
其他新兴市场的情况也很类似。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遭受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冲击：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1998…1999年的俄罗斯、巴西、厄瓜多尔、巴基斯坦和乌克兰，2001年的土耳其和阿根廷。这些国家的资本先是蜂拥而至，一旦风吹草动，便集体撤出，结果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外汇危机，大量的银行和企业倒闭，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及时干预下，才避免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在当前的危机中，尽管新兴市场受冲击的程度较弱，但也不能幸免。和以前的新兴经济体一样，欧洲新兴国家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点：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有时，这些赤字是由房地产行业的繁荣、消费性开支的大幅上升以及私人储蓄的下降共同引起的。有时，它们是由财政赤字甚至是企业融资导致的。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国家都曾大量地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和银行那里借款：在2002年和2006年间，海外借款增长了60％。更加糟糕的是，大部分负债是以外币计价，当本币在经济危机期间开始贬值时，问题就变得愈发严重了。
尽管有许多国家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俄罗斯等等，但是波罗的海各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以及匈牙利和乌克兰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当那些易冲动的投资者逃离了“危险的市场”（新兴经济国家），转而寻求更为安全的避难场所时，这些国家资本大量流出。结果虽然很残酷，却是在人们的意料之内。匈牙利、冰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拉脱维亚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紧急援助。波罗的海三国的失业率均出现了大幅上升，银行业也陷入了危机。截至2009年春天，失业率达到了两位数。拉脱维亚可能是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它经历了暴乱、政府倒台和信用评级的下调。
这些国家遵循的是新兴经济国家传统的发展路径：随着海外资本的流入，经济呈现繁荣景象。但投资者撤离后，经济随即崩溃。但是，有些新兴国家也有所不同——它们的经常账户处于盈余之中。中国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而巴西和中东、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小国家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大多数经常处于账户盈余状态的国家通常会出现货币升值压力。但是，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数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会积极地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本币的低估。这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国家依赖于贸易出口，其货币价值越低，它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越强。这种干预政策有助于贸易出口，但是这同时意味着本国的美元和其他外汇资金的不断累积，并将最终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特别是在股票市场，廉价资金和低利率水平引发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2007年末，中国和印度的股票市盈率最高达到了40～50倍，毫无疑问出现了泡沫。这些国家在美国陷入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因此它们变得格外脆弱，在遭受外来冲击时非常容易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国家自身脆弱性的形成与美国的过剩并无关联。最终，它们陷入经济衰退，这与美国的经济危机也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相反，经济衰退的诱因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前的数年里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它们最终成为经济危机的受害者，然而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自己造成的。
共同灭亡
2008年初，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尽管所有的历史数据和同期数据都显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恐慌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大多数美国以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依然无动于衷。许多政策制定者仍然坚信可以不受影响，担心的只是经济过热，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一些新兴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提高了利率水平，试图收紧银根。发达国家的银行家们也如法炮制，2008年，欧洲中央银行提高了基准利率，这一方向完全错误的措施，注定会遭遇失败。
更糟糕的是，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拒绝采取积极的刺激政策。最有条件可以实行经济刺激计划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最初几乎未采取任何行动，而最需要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缺乏资金来落实这一政策。这些“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国家已经出现了巨额赤字，公共债务大大超过其经济规模，没有多少刺激经济的余地。
这些错误的决定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应对逐步蔓延的经济危机时准备不足。经济危机让他们感到吃惊，由于他们错误的判断，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萧条之中。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无论经济紧缩的规模还是深度，都可以与1929年…1931年（大萧条开始之年）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
那年冬天这些与美国不太相干的国家遭受的损失实际上比美国还要严重。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以6％的年率收缩，而其他国家的形势则更为严峻。本来应该与美国互不相关的国家，遭受危机冲击的程度更深。人们最初认为日本不会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在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以12。7％的年率收缩；韩国的经济下滑甚至达到了13。2％。中国想方设法避免陷入彻底的经济衰退，即便如此，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下降到它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大多数其他国家可没有那么幸运，在随后各国的相互指责中，许多市场观察员将注意力集中在雷曼兄弟的倒闭上。即便是现在，仍然有人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是此次危机的催化剂。
这种或许会令人感觉安慰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成立。截至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美国的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了10个月的时间，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差不多。全球信用恐慌已经如火如荼地蔓延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全球股票市场几乎也下跌了如此长的时间。美国的经济危机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一年半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它沿着不同的渠道向其他国家蔓延：金融体系、贸易联系、商品和货币。
美国的经济危机并非偶然地波及到其他国家。多年来，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已经出现了房地产和股票泡沫、信用泡沫、杠杆过度、风险过度和消费过度。即便是那些更为谨慎的国家（中国和大部分亚洲国家）也过度地依靠出口来推动自身的持续发展。这些国家经济同样是脆弱的，只不过方式不同：它们持续的经济繁荣取决于地球另一端的泡沫，而这些泡沫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就已经破灭了。
雷曼兄弟这家知名投行的倒闭只是让政策制定者们关注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次大萧条正步步近逼。2008年末，这些政策制定者审视了这次经济危机，终于幡然醒悟。他们开始用尽手段应对经济危机。有些采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