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方式：两瓶强力安眠药。先吃7片，待神志濒临丧失的时候，急速吞下两瓶。向右侧身曲腿而卧，左手呈自然状垂至胸前，右臂内侧弯枕于头下。
2．地点：在贴近母亲墓地的宁静无人的海边，躺在有阳光的雪白或灿黄的沙滩上；或者是一条蜿蜒海边、浪声轻摇的林阴小路之上。但不要距海水太近，免得被浪潮卷走而让鲨鱼撕碎； 同时也不要离海水太远，要能聆听到安详舒展、浪歌轻吟的慰藉之声的幽僻之所。
3．时间：在生命还没有走向衰老的9月的一个黄昏，太阳渐渐西沉了，天色黯淡下来，世界很快将被黑暗吞没。这个时候，善良的人们都回到温暖的房间里，谁也不会发现一个女人在幕天席地的海边静静地安睡过去，永不醒来．．．．．．
4．遗言：不给任何一个人留下只言片字或照片。话已说尽，路已走绝。
5．遗产：销毁所有信件、日记、照片、作品手稿、录音带、私人信物，
等等。其余，全部留给一位单身无依的、具有杰出天才和奉献精神的守寡人。决不把遗产当做最后的功名献给××机构。只把它献给像我一样追求和忠诚于生命之爱，但由于她无家庭无子女，政府就不分给她房子的人。
6．死因：我死于自己的秘密．．．．．．7．碑文：原谅我只能躺在这里用冰凉的身体接受你的拥抱．．．．．．
设想总是美妙的、浪漫的，真正的死亡肯定不是如此这般诗情画意。但设想总有它自身的道理：我们肉体虽然已经死去，它如同一摊烂泥无权要求什么，但是，那死去的人的尊严和感情没有死，依然渴望人们尊重他的愿望。
直到如今，在我身体不适、精神颓废乃至于绝望的时候，当空洞如同雾霭弥漫在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当普遍的冷漠像房间一样把人们的内心隔绝开来的时候，我依然常常想到”死亡”这个黑色的字眼，想到无论何时只要一想就会感到心疼而无望的张爱玲的结局．．．．．．我无法使自己摆脱”死亡”的阴影。尽管第二天或第三天阳光灿烂起来，远处红色的绿色的窗户纷纷开启，像嘴唇一样绽出微笑，我依旧会坐到书桌前来平静地继续工作．．．．．．但我知道，”它”依旧掩埋在清晨我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光洁的脸孔后边，深隐在我的努力随和待人处世的笑容的尽头．．．．．．
按照一般的观念，人们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逃避和责难，认为精神有问题的人才会自杀。在古典的宗教里，甚至有的视自杀为罪恶。我不这么看，我不否认，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存在着由于个人的狭隘或精神失常者的自杀现象，他们对活下去的恐惧超过了死的恐惧，非常可怜。但是，的确有另外的一种自杀，一种视自己的信仰、追求高于自己的生命的勇敢者。有勇气向这个不完美的甚至有时候肮脏的世界大声喊”不”，我以为是充满责任感的人，而为此自杀，正是最大的一声”不”的叫喊和对人生的极端的质疑。我所敬仰的几位艺术家、思想者的自杀就是这样的自杀。
再有，即使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的而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人类是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中惟一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和结束生存的类种，我们是有权利享受人类这一特殊”优惠”的，并不是人人都想活到掉光了牙齿，思维和浑身的”零件”犹如长了锈一般难以转动的那一天。比如，茨威格的安详的自杀，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结束方式。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不自杀的选择，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更为顽强的精神支撑，那是对自杀的一种超越。米兰·昆德拉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言论，他说，一个他所爱的死者对于他永远不会死，他甚至不能说他曾经爱过，他拒绝用过去时态，他说他爱（现在时态）。
他还举了一个我十分熟悉并为之感动过的福克纳一篇小说的例子，一个女人因流产死去了，她的男人这时仍然被囚禁在监狱里，他被判了10年徒刑。有人送给他一粒白色的毒药，但是他经过痛苦的精神挣扎和决断，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惟一能延续他所爱的女人的办法，就是记住她回忆她，让她在他的生命中永不消失。这样，他必须首先得活下去．．．．．．”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也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将都不复存在。他想，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表演悲剧
表演悲剧
昨晚上空空等朋友三个小时，他未来。僵坐在沙发里，神不守舍心不在焉地胡乱翻着杂志。等到十一点，便不再等了，一个电话打过去，他那边支支吾吾说来了客人，我说有事可以来个电话，这样轻易地失约不好。我说完就挂断了。
脱衣更鞋，然后进卫生间彻底冲浴一番，似乎那整整三个小时的冗长的等待，沉落了一身的灰土，需要干干净净地淋尽。我知道，那灰尘的感觉缘自内心里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烦躁。从卫生间出来，清爽了许多，径直把电话关上，不想再给他以解释的机会。关上电话心里又不安起来，就又打开，电话刚刚打开就炸响起来，于是又迟疑着不想接通，就又把电话接到录音留言上。结果，电话铃轰鸣不断。
不想与人说话。
出版社刚刚发了一套三岛由纪夫系列，夜里便翻开他的那一本传记，阅读起来。十年前，我曾经读过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当时是与川端康成的书交替而读的，书桌上还同时并放着几本其他不相干的书。这次不知是心境的缘故，还是十
年来内心越来越沉于平和，读他的传记，我发现我越发不甚喜欢三岛了。这个人的张扬膨胀、自我中心、刚烈易碎，远不足以引起我的敬意。1970年自杀的三岛由纪夫已是45岁的成年男子了，可他依然在心理年龄上停留在如此躁动的青春期，比较起那种深邃冷静、平和达观、雍容幽默、智足远虑、不动声色的人生境界差得远矣。仅说他的切腹自杀，无论出于他天皇观的政治殉身，还是《叶隐》义理的以死相赌的殉教，还是他”夭折美学”的文学殉死，乃至从精神病理学上他的变异的性心理压抑而至的殉情，都具有十足的”残酷美”的表演色彩，都是过度的自我膨胀而直至崩溃毁灭的结果。日本这个民族的特征把他的个性推到了极致。死前连他自己都说，六年前他写了《忧国》，现在又完成了《丰饶之海》，没想到今天自己要实际表演了，真想不出自己再过三小时死的样子。
自杀，并不是我不喜欢他的缘由，他的大男子主义也仅仅构成在我的女性性别上对他的敬而远之。我所以不喜欢他，关键在于他的表演性、展示性。
三岛由纪夫是经过四年的周密考虑、细致计划，才动手切腹自杀的。三岛首先在媒体界大肆渲染，做足了舆论准备，然后又对所有的行死步骤做了八次逐一的详细的操作演习。死前几个月还举行了辞世宴。经过反复策划的行动，逐一如期实施。1970年11月25日这一天，他早早起床，没有与妻儿做特殊的告别，也没有作为一个丈夫的男人所应有的对妻子、孩子的依舍和放弃责任的自疚，只是精心洗浴修饰自己一番，穿上日本传统的兜裆裤以及盾会制服，带上短刀匕首，留下请编辑来取的遗稿，然后就分别给记者打电话，并嘱咐他们带上照相机，以便让新闻界亲眼目睹他最后一次的戏剧性表演，刊登出去昭示于众。然后按时来到自卫队总督中心大楼，一伙人开始行动，捆绑总督，并强行召集总督自卫队听其煽动性的讲演。最后，按程序宽衣解带，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在地毯上正襟危坐下来。先割破手指，在事先预备好的日本纸上写下一个”武”字，抛笔后，便把短刀捅进自己的左侧下腹，再次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便请求他的伙伴对他进行补刀，砍下他的头颅，他的伙伴对他补了三刀，三岛才身首两处，结束了生命。
一切都是按照步骤血淋淋地进行．．．．．．接下来，是整个日本的哗然与震惊，以及规模宏大的哀悼和国葬，浩浩荡荡的人流伴随着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为之送别。如果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社会活动家，这个局面是非常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文学家，便显得不大对劲。死是一件非常个体的行为，轰轰隆隆、喧天响地，总觉得是一出悲剧戏的表演。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说，沉默比毒药更动人。在生活中，我常常有同感。
三岛的死，与我尊敬的茨威格以及令我心疼的张爱玲的安详的死（或称自杀），在人性的哲学的层面上是多么的不同，死神这个睡友每一天都在触碰他们（她们）的深层的精神和灵魂，而不仅仅是触碰他们（她们）的躯体或握住刀刃切腹的手腕，也不仅仅是触碰了某种实现自我压抑的欲望。他们（她们）始终在反省，那些忙碌的虚华浮荣、功名利禄，那些礼貌之下人类的冷漠与孤独，那些虚设的意义与价值，到底都是些什么？这才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最深邃的质疑。他们（她们）默默无声地不打扰
任何一个人地死去了，消失了，他们（她们）把死亡作为一个沉静的哲学，留在后人个体的心里，让我们继续思索，而不是留给公共的社会政治，并使其成为一个壮烈的传说。
前者是一种当”烈士”的欲望，后者是一种人类最深层的探索生命的哲学。两者完全不是一会事。但毕竟三岛是悲壮的，谁会用自己的生命去表演呢！这也是最后的表演了。
感谢朋友的失约，让我看了另外一出精彩的悲剧表演。
荒谬与交谈
荒谬与交谈
在P城这座文化大都市里，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荒谬。其中，以文人的联谊会－－即由一大群文人拥聚到一起的”聚餐交谈会”－－为一大”景观”。你简直可以不用再去”人艺”剧院，就能看到绝佳的”表演”，而且春去秋来，此”节目”经年不衰。
现代人需要交谈是无疑的。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口头交谈（特别是联谊会、××讨论会这一类交谈）我一向有很大的恐惧感和局限性，每每无语。所以我几乎拒绝一切会议的发言，以及电视台、广播电台这一种需要口头即兴表达的采访。（因为我发现，当语句从我的嘴唇中流溢出来的时候，它往往已经游离了我的部分本意，有时甚至根本就悖离了我的初衷，起码它无法涵盖我内心里复杂而敏感的全部。口头交谈的局限对于我来说在于它很难贴近我想表达的某一事物的微妙的分寸。）
我以前就曾经说过我不喜欢口头交谈，我早已厌倦（是那种早已放弃愤怒和抵抗的厌倦。愤怒和抵抗也是一种激情）貌似诚恳的”文人”
聚会，那种喧哗嘈杂、伪饰的热情，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人们思维的四周。喋喋不休，狺狺不断，仿佛”说话”是惟一的道路，惟一的食粮。有人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使之与他们的表情风采结伴而生，相辅而行，成为一种表演。而我恰恰不能够完全相信这种嗡嗡声。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那些虚悬的”真言”抑或朴素的谎言，是否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饰的光芒（并不是它自己的光），没有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绚烂的嗓音而已。若必须在虚悬的”真言”与朴实的谎言之中，倾听其一的话，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没心没肺、吹天牛地的说谎者肯定比懂得韬光养晦、把玩暗箭的说谎者可爱得多。我身陷在那堆庞大的声音里，但其实它们与我清静的内心无甚关联。聚会之后，那堆声音总是比我吃进腹中的食物更易迅速地消失、”腐烂”。若你信奉这样一种语言盛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恳谈会”，那么就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正是由于我个人的这种局限，我格外喜欢读书这一种交谈。
伏尔泰有一次说：“我笑，是为了不使自己成为一个疯子。”那么，我读书，是为了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成为一个睁着眼睛的瞎子。与书的交谈，你不必先花上许多时间，让”的士”司机先生带着你在街上兜来兜去绕着圈子去找那个谈伴或会晤场所（像我这样一个不识路的人，这一点尤为重要），你甚至不必踏越出你自己房间的半步。你关上房门，对无约而访的不速之客的敲门声权可当做没听见。你选择一个最为舒适的姿势，比如你可以半躺或斜靠在沙发里，双腿蜷缩侧卧，也可以把你的不穿鞋子的双脚慵懒地平伸在茶几上，使你的在公共外交场所被束缚在鞋里的疲倦的双腿，得到充分的自由与解放。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一个人的头脑，只有在他的足趾自由时，方有真正做思想的可能（大致意思如此）。你可以安闲地吸上一支香烟，手边放着一杯清明前的新绿茶。你若是想更加专注地与书交谈，你还可以把电话插到录音留言档上。你的身边无需任何一个对话者、评论员、外来客的存在，你无需应酬、无需寒暄，径直地就可以进入书中，便可以陶醉漂泊在思想的汪洋之上颠簸，大口地呼吸，用全身的毛细孔呼吸。不见任
何人，便可以达到最为充分的交谈，和一个默默的不强加于你的”人”交谈，和自己的内心交谈，而且不用出声。
如果那是一本好书，就如同遇到一位智者、美人，动人的句子在你周身的血管里跳跃，便有一种”愉快的肉体的感觉”，目光在那语词上的往返流连，犹若是冰凉的指尖从你敏感的肌肤上滑过。你越是进入那书的深层邃境，就越是靠近核心、本质与灵魂。你心跳急促，思想发出看不见的战栗和无声的吟叹．．．．．．正如同一般的激动会使人发出惊叫与呼喊，而最强烈的内心震撼却往往使人失语缄言。那么，一本深邃的好书与我的交谈，就仿佛是一场哑巴的思想语言的狂欢。
在这个世界上，惟有这种交谈，才是一种有质量有深度的交谈；惟有这种交谈，人们才能够真正触摸到心灵的轮廓。
我记得波特莱尔曾提到，身为一个美女是件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么，如果我把一本好书比喻成一个深奥的美女或者美男的话，我们能够遇到（读到）一本好书（即交谈之伴）或者写出一本好书，也应该说是一桩艰难的事情。
即使那是一本荒谬的书，但就读书这一种交谈形式而言，并不荒谬。因为你当场就可以全然不顾及它的面子，弃之如敝履，而且从此不再理睬它，它也不会因此而生你的气，更不会遭到”回敬”。
云游寻
云游寻
1．内心的光线
我一直觉得北京是个奇怪的地方，人们在这座繁华如梦又冰冷如铁的都市街景中貌合神离地擦肩而过，各怀心事却从不相约。多年之前，当我还是一个缠绵善感、满腹古典情怀的女孩时候，常常在这座无坚不摧的城市的某一高楼窗口，在人群之外独自观望这里的用政治的颜色涂成的一屋一瓦、一草一木，心里无比孤单和惆怅，年轻得没有一个朋友；多年之后，这个城市忽然又转向另一个方向，人们经常会像夜行虫子一样聚拢成群，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纸醉金迷，似乎一夜之间又都亲如兄弟姐妹、情情爱爱，其实酒醒以后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另一场梦幻，人们又被另一种谎言包围住了－－在暧昧的笑脸和眼风的背面，多是赤裸裸的两个字－－利益。友谊和真情依然是奢侈品。只不过，这时候我的”免疫力”已锻炼得差不多坚如钢铁，更是极少出门了。
所以，当徐虹（代组办人）邀请我和一行人去云南时，我在心里是颇为踌躇的。直到最后，终于一咬牙，跟着”组
织”走了。
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