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的萍水相逢的奇遇、新鲜与怡然，一种远处而来的戴着墨镜的旁观者悠闲．．．．．．
布洛亚德在《身处别处》一文中曾提到一个说法，他说，旅游就像外遇一样给人以诱惑。而另一位西方作家则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离心倾向”，一旦有了旅游的癖好，我们就像情人想同居一样，想方设法去实现旅游的愿望。他们所说的旅游当然不是我所写的这一种”旅游”。
那一种单独的或者与相爱者（起码是相投相契者）结伴而行的旅游，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感受了。天壤相异。
我期待着那样一次旅行，在那种欲晴欲雨的天气。
（附言：不小心弄出这样一篇文章来，绝无冷嘲热讽多年来盛情邀请过我的同志们的款待之意，若胆敢如此”回报”，也实在太狼心狗肺不厚道了！我发誓，我绝对只是想说”上帝在厕所里”这件事，毫无其他旁敲和侧击。）
“个人化”与我自己
“个人化”与我自己
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四处打电话找我，出版社的友人自然是不会告诉他我的私人电话的。为了制止他继续打电话到处找，也为了自己的好奇之心－－二十多年前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人，今天会有什么事找我呢－－我按照他留下来的电话号码找到了他。
他说，他只是看到报纸上说，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叫做《私人生活》的小说”，就买来读了。他想纠正我书里的一些记忆上的错误－－我小时候坐在第三排而不是第一排，书里叙述的故事也完全是我记忆的失误。我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一笑，罢了。我没办法从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创作跟他说起，长谈小说里的”我”与真实生活里的我，如何不是一回事。这个话题太长。
我更没必要向他讲述报纸上个别不懂得什么叫做创作的”个人化”就对之妄加评论的人。
我看到不少批判”个人化”的文章：无非是”个人隐私的大汇展”，”专注于’小我’的生存品味”，”忽视作为主流的’大我’”，”肤浅而无聊的境界
”等等。棒子抡得很圆。使我惊诧的是，抡棒者中竟有急火火的十分年轻的人和并不太老的人。
我自然已过了生气的年纪。想一想，可能有如下几个问题：
1．小说的个人化不等同于写我自己。
批判者凭主观臆断把小说里的“我”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本人，于是说：“这是隐私的大汇展”。批判者并不认识现实生活的作家本人，怎么认定这是他（她）的隐私呢？把小说里编造或想象出来的情节当成真实，显然是一个错误。以《私人生活》为例，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物，比如Ｔ老师、禾寡妇、男友尹楠，都是我本人真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的人物。再比如小说中的”我母亲”一开始就去世了，而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母亲的身体十分健康，比我的身体还好。既然小说是艺术的创作，是对经验的想象的产物，那么与作家的个人隐私有什么关系呢？我的隐私是属于我本人的，它是永远不会公之于众的，即是我死了也不会。
2．个人化不等于“小”，群体化不等于“大”。
小说中的“我”即是一个个人，一个存在。没有个人，妄谈“人民”。没有个人，所有的高调都是空的。而所谓完全代表着的”群体”的”大我”脸谱，或者过度强调普遍意义的所谓”典型性”，这个陈旧的格式其实除了千人一面、雷同复制之外，什么也没有。尊敬的章仲锷先生曾经专文谈论过小说的”小”，提到小说忌”大”，譬如大而无当，一写长篇就要反映一个所谓的全时代，造成主题雷同的匠气，小说就是要往”小”里”说”。我以为，若是非要往”大”里”提升”，那么对个体生命的探寻，不也正是挖掘人类意义的过程吗！另一位前辈作家也曾在《谁是”人民群众”》一文中呼吁：呜呼人民群众，多少好事假汝之名以行！3．缺乏个人化的文化是”贫穷的文化”。
我们都知道，拥挤的居住环境、不得已的群居状态，没有个人的物质空间，忽略个人的存在，是物质贫穷的结果。而没有个人色彩的文化、缺乏独特的个体思想的艺术，则是”贫困文化”的特征。动辄以”国家”、”人民”的幌子强行抑制个人的声音（此处仅指艺术），武断地以”主流群体”的名义覆盖个人的意识（此处仅指学术），应该说是精神的文明仍处于蒙昧不开的社会阶段的行为。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从康德、维特根斯坦到克尔凯格尔，无一例外地大谈个人的重要性，个人是人类的基本单位，精神的个人化的程度从某一侧面可以看做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英国的人类学家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在200年前的《社会人类学》里就已经谈到”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以及现代艺术的中心思想。”这个个人，决不是”老子天下第一”，而是文明社会的丰富、多元、平等和百花齐放。
4．小说艺术从某一侧面始于个人化。在历史之初，所有的艺术形式的存在都是以社会功能为目的，比如音乐的节奏在劳动时可以协调人们肌肉的力量，增加劳动的效率。雕塑或绘画的艺人也只是匠人，由命令者出意图，匠人出卖艺技。艺术史家称之为”复制”。工业革命以前的大多社会，虽然存在着不少艺术活动，但艺术史家们似乎从来不说它们是艺术。在这一点上，小说和其他的艺术是一样的。所有的艺术包括小说的创作都是由个人化的进入而成其为始，它是以是否融入了个人化的独特性来区分”复制”与”艺术”的概念。《牛津英文辞典》曾收录了1809年时艺术史家们的论述：现代创作已经变成个人的现身说法，设法说明塑造自己个性的各种影响以及影响最深的人际关系，透露自己行事的各种动机，试图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连贯的叙述，并且借着这个过程发现生命的意义。
中国的古文化源远流长，曾辉煌于世界之林。而当世界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一些人的艺术观念却仍然停留在这个早已不成其为”问题”的
问题上讨论来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个问题的存在令人羞愧。悲哀的是，这个陈旧的艺术观念仍将存在下去，也许10年、30年，也许更久。也许需要几代人来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客居者
客居者
从成都一回到P城，立刻就被这座城市表面的繁华与骨子里渗出的冷漠、功利和傲慢吞没了－－一座酷城！一座充斥冷气的城！
这个城市深深的城府曾使早年的我抑郁寡欢！许多年前，我曾在纸页上力透纸背却是无声地叫喊过，”热爱遍体伤口的城市，那里是我为一个人或一种崇高战斗过的地方，一片高贵的废墟．．．．．．”多年以后，我两手空空，怀疑的品性早已深入骨髓。我亲眼目睹这座城市高贵而宏大的躯体，一边是日以继夜的添砖加瓦，使之金碧辉煌，一边是精神的残垣日益坍塌，风雨飘摇！在这座城市，我日复一日目睹那么些悬挂微笑的脸孔背面是如何与日俱增地布满了阴狠的毒光。
而成都是感性的温馨的，水筑的城市。虽然，我作为一个离家外出的人－－一个客居者，对于常规意义的风光旅游毫无兴趣。多年来，“远方”只是作为一个诗意的境界诱惑我，在我心里，”风景”只有和心灵发生关系时才成其为”风景”。“远方”也和某种不明确的”寻找”有关，
但到底寻找什么？是自身内部的抑或外部的？也很难说清。
记得从前有个一同旅行的朋友，他说，”哪怕我们几个人只是一起呆在厕所里也好啊”－－一种只是对于探究人有兴趣的人。在成都，我大多时间都消磨在茶馆、咖啡厅以及酒店里。这里的诗人艺人们与P城的有所不同，他们（她们）不为了什么目的也可以聚到一起闲谈，吃点什么或者一起喝茶，如同一群可爱的”游手好闲者”（这里的”游手好闲者”当然不是那种在马路街角东游西荡”看热闹的人”，即本雅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提到的，前者充分保留着个性，是清醒的旁观者；而后者是完全沉浸于外部世界，没有了自己，混沌地成为人群中的一部分），这倒颇为符合了我的趣味。而这种美好的”游手好闲者”的状态在规则化的P城是绝少发生的。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大部分作家或艺人肯定是要有严格的缘由和目的才会聚到一起的，前往之前还要慎重地考虑出席者的身份及地位，以确定自己的姿态和效果。两座不尽相同的城市。
在南方这座柔软的城市，我第二次见到Ｋ，她的美貌依然散发一种沉默的易被伤害碎裂的特质，郁而黑的眼睛躲在自己严密的保护层里，使人不忍心对之释放任何一种强度。加上她似乎天生的包容感、懂事、细微之处的体贴以及适度的缄默和热情，使得她的美无以复加－－一个人要堆积多少内心的经历与世事的沧桑才可以抵达这般的冷静啊！所有的极端和偏执、所有的尖锐和冷僻以及所有的热烈和激情，都被她在绝非漫不经心的随意中审慎地低调地打磨掉了－－一种宁和的深藏不露的凉凉的敏感从骨头中渗透、升起，那决不是我司空见惯的作家艺人们由表层皮肤散发出来的浅薄的惊动的敏觉。无论你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位女性，都会被她内敛的容貌情态打动，都会不由自主地忆起蔡琴的《时间的河慢慢地流》所呈现出的那样一种苍凉而风尘的质感，回忆起”岁月”这个无奈而沉重、忧伤而冰凉的语词。Ｋ从里到外、从脚至顶都贯穿了属于她自己的城市的气韵。我－－一个客居者－－愿意仅仅以她作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甚至是全部的”风景”保留在心底。
诗人之乡的成都一行，客居的敏感使我无意间重新贴近了诗。在我久居的P城－－这座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里，本来我已学会了丢开诗和沾染诗性的生活，本来我可以活得更加轻描淡写，无动于衷，更加寂寞和冷静，把叶芝的那句”然而如今，要有可能，我会比鱼还冷、还哑、还聋”牢攥手中。但是，成都似乎以她的某种不易察觉的东西触碰或震撼了我，使我模糊地忆起了丢失已久的早年的什么，脑中便重新环绕起一些旧诗：我却不是你的一根手指，甚至不是
你口中吐出的代表痛苦的一个词
甚至
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却不是你的一颗
粮食．．．．．．
为何我们不是相依为命的兄弟
（一位友人诗）
我无法说清为什么沉浸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中。
而且此时此刻，尽管车轮底下坚硬的颠簸告诉我，我已经回到了P城－－客居者身份已经结束，但这样的情绪依然占领并萦绕着我。
无疑，我要回家－－P城就是我的家乡。
在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里，在被夏季的太阳灼热的石板路上，我一边失神地眺望窗外，一边开始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自己的心，一层一层地包裹－－为了可以继续在我自己的城市无奈地生活。
天阴着，有不大的风。我的感觉依稀还停留在南方，而我的身体已经置于P城了，显然我脑中的”镜头切换”没有完成，这造成了我和我身体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使我望着P城矛盾得一个字词也说不出，只是失神地眺望窗外。从前，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借助一个人物之口说：“我和我的身体已多年无法和平相处。”事隔多年，这种感觉不知为何恍惚重又降临而来。
但是，P城是我的家乡，我的母亲在这里永远敞开着家门等待疲倦的我回家，这个城市是我出生、成长并且未来依然久居于斯的地方，它命中注定与我割舍不断。但这里，除却我的亲人密友，我从未感觉自己真正属于过它－－我那一贯的怀旧伤古之心在这个城市里从未有所寄托。
在我的家乡P城，我同样是一个客居者！
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
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
许多年来，我一直过着密集思维的日子，仿佛做什么都必须探讨出一个究竟。时光从身边流过时，总想抓到一种”理由”才感觉对自己有个交代。十几年如一日地这般生活，的确使人身心疲惫倦怠。对自己的怀疑已经很久了，而且日甚一日－－我们一生中的美好时辰如蜉蝣一般短暂，如一个美妙的清晨那样稍纵即逝，何必要用什么”理由”来侵占甚至吞没这良辰美景呢？何必要用什么”意义”来打扰这洒满阳光的软床上的一个懒腰呢？过多地被”理由”、”意义”这些抽象的东西缠住，是否意味着抛弃了具体而真实的生活？我们是在忽然疲惫的一天，开始怀疑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的－－我们是否开错了门？走错了路？可是我们已走出了很远。像草木一样没有（刻意的）思想的生活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达观而超然的境界，从某一侧面讲这将是我未来的生活姿态。
消逝了的被怀念者
人们的”偏执”还表现在对于往昔喜爱过的人物的专心致志的怀念。但是，世界在变，貌似始终如一的自己其实也在变化－－多年以后，当与被怀念者再次相遇，我们竟悲哀地发现，所怀念的那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他（她）消失不见了，不知是他（她）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还是自己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在幽暗中长久地冥冥期待的那个人，他（她）出现的那一刻，竟成为了在我们心目中死去的一刻。
－－这个悲哀，纠缠困扰了我许多年，感怀和疑惧都无法使之释然．．．．．．
有一年，一个曾令早年的我动心地喜爱过的男友从遥远的美国回来探亲，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见见我。他电话里的声音明显变了，但隔着电话线，我看不到他的脸孔，无法准确地揣摩和捕捉他的样子和心情。在分隔多年、我们都走完了各自的婚姻之后，电话中他的声音的确虚幻又缈然。
放下话筒，我坐到一张黑色帆布椅中，在零乱不堪的一口袋旧相片里翻找出他十年前的一张照片。我端详着照片中的他
－－那是一个细长漂亮的男孩，他站立在一棵高大的褐色树干上，上身向下倾斜探出，正欲纵身跳下。穿着灯芯绒长裤的两条腿颀长地弯曲出一个漂亮的弧线，那一双东方式的绵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也许是前一天夜晚我们都没有睡足觉，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他的眼神中半是惊恐、半是逞强，脸色也有些苍白．．．．．．我沿着这张照片追溯他的模样。然后，我提醒自己，今非昔比，往事不再了。十年，足可以构成一部一个人的成长史，就连照片中他脚下的那一棵树也定然是苍老了许多年轮！
然而，当我终于在冬日的某一天的晚上，在一间微光摇曳的酒吧里见到他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精神准备还是被他的出现彻底粉碎了－－ 一个宽阔壮实、脸堂儿红光的男人，忽然从昏暗的烛光里的一把木椅上窜到酒吧门口处正在四处探寻的我面前，他向我伸着一只肥硕的大手走过来，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咖啡色的商务大提包，沉甸甸的，里边仿佛装满了全世界的合同文件和商业资料，像一个成功的推销商或春风得意的生意人。他大着嗓门洪亮地向我问好。
我一时惊住了。此时此刻，四周阑珊模糊的景物与眼前切实的人物，低回朦胧的乐音与面前嘹亮的问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吻合，不对劲，关键是，十年前的那个英俊清纯的男孩，就在这一瞬间忽然消失了。我恍惚了一秒钟，立稳脚跟，然后就跟随着他那只醒目的大皮包，坐到了先前他坐着的那张桌子前。那一晚，他的话题始终围绕着那一只赢取了人生的大皮包展开，讲述他穿梭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生存的发达和前程，讲述那个曾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