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画的尺寸，这幅以生与死、善与恶、和平与战争为主题的巨作，从内容到手法都是震撼人心的。整幅作品以白、黑、灰为基调弥漫着悲壮的气氛。作品中上方是一个装了灯泡、受了人工调配的太阳，太阳下面是一匹引颈哀鸣的马，一只长矛穿进了它的背部。马的身下倒着一位被撕成碎片的男人，他手上还紧紧握着一柄折断了的剑。图中的四位妇女，她们尖叫着，哀号着，有的正从着火的楼上逃跑，有的正抱着死去的婴孩仰天哭喊，有的无望地伸展着手臂……画的左上方，有一头立着犄角、冷漠无情的牛。后来，巴勃罗曾解释说：“画面中发出嘶烈哀鸣的马，是西班牙人民的象征，牛代表了人民所毕加索传４８受到的种种苦难，以及这些苦难所造成的暴烈恐怖气氛，反映了法西斯的暴行。”
巴勃罗的爱情生活和艺术风格是多姿多彩，变幻莫测的。但在他一生中，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更改的，那就是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他说：“西班牙的斗争是争取消灭反人民、反自由的反动统治。作为艺术家，我的一生不外乎是为了艺术的长存和反动统治的消亡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从我最近所有的艺术品中，我都明白无误表明我痛恨那个使西班牙陷入苦海和毁灭中去的军事集团。”
《格尔尼卡》于年底在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展馆内展开，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评论家说：“《格尔尼卡》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信息。它的狂暴和焦躁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使我目瞪口呆，使我感到木然。“还有一位评论家说：“在充满古代悲剧色彩的黑白两色长方形内，巴勃罗向我们宣告了时代的悲哀；我们所爱的东西即将消逝，它需要得到艺术家的深刻再现，向它致以最后的告别。”
《格尔尼卡》的力量是巨大的，巴黎博览会闭幕后，它开始了巡回展览。
在创作《格尔尼卡》期间，玛丽德瑞丝在他的生活中已被驱赶到了边缘地带。取而代之的是朵拉马尔。朵拉马尔比巴勃罗更关心政治，她帮助他集毕加索传１中表现祖国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使他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同他一起讨论他所使用的象征，甚至亲自动笔。《格尔尼卡》不仅是巴勃罗天才的产物，而且也是他与他的悲剧缪斯朵拉马尔的产物。正如皮埃尔戴斯所说：“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格尔尼卡》应归功于朵拉马尔。
夏天，巴勃罗带朵拉马尔去穆更度假，这次故地重游，使朵拉马尔感到惬意。巴勃罗乘着那辆伊斯潘牌汽车常去的地方之一是尼斯，马蒂斯从１９１６年以来一直住在那里。他无法不贬低马蒂斯，可又无法不想念马蒂斯。忍不住常去尼斯拜访他。巴勃罗仿佛已经知道，无论承认与否，马蒂斯已经进入了一个秘密的和谐世界，而自己却不得其所。马蒂斯所追求的是”平衡的艺术、纯与静的艺术”，而巴勃罗的艺术风格是受苦受难，他们两人的艺术相差甚远，因此，马蒂斯就更加吸引巴勃罗。
９月，巴勃罗回到巴黎，着手于他的名作《哭泣的女人》的创作之中。这幅画画的是朵拉马尔扭曲的面孔，对于情人的痛苦面孔作如此的变形，巴勃罗的解释很简单：“多年以来，我赋予她一种饱受折磨的形象，不是由于色情狂，我从中丝毫没得到乐趣，而只是听从于我所感受的一种幻想。”他说：“我不曾爱过朵拉马尔，我之所以喜欢她，就仿佛她是个毕加索传５０男人似的。”的确，朵拉马尔身上有着某些现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东西，为焦虑、困惑与不安所苦恼。但巴勃罗集中大胆地表现她全部个性中最为痛苦的部分。１０月２６日，在巴勃罗生日的第二天，完成了名作《哭泣的女人》，并以２５０英镑出售。
７月，巴勃罗与朵拉马尔再次前往穆更。这时，希特勒在准备完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佛朗哥正意欲使共和派西班牙屈服，这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但是，只有政治的紧张局势与巴勃罗个人的生活波澜碰巧同时发生时，政治才会对他发生重大影响。这次来穆更，他和朵拉马尔刚到不久，玛丽德瑞丝带着女儿玛丽亚也奔往穆更，一直干扰巴勃罗生活的奥尔迦也随后而至。巴勃罗处于了难以忍受的内心紧张状态。８月２１日，创作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画中，圣母玛丽亚吞饮着儿子身上的鲜血，反映了巴勃罗在生活中对女性的感受——侵扰与磨难。
１９３９年新年刚过，巴勃罗的母亲唐娜玛丽亚逝世。消息传到巴黎，巴勃罗很悲伤但没去哀悼。他说：“自己所爱的人死了，不愿再重新提起伤心事。“两个星期后，巴塞罗那失陷。巴勃罗内心的壁垒更加厚了，他写了一首诗《无边无际的虚空之中心》，觉得自己正在被拖入诗中那幽暗毁灭的深渊。３月２８日，马德里陷落，西班牙内战宣告结束。
毕加索传５１
第四章 进入政界
此时，巴勃罗挂名担任了魁克基金会的受委托人、西班牙知识分子委员会委员等职，以他的声望支持失败的共和党人。一位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党人马连诺米该尔以政治秘书的角色进入了巴勃罗的生活，协调各方面向巴勃罗提出了要他支持的要求。魁克夫妇不断从美国寄钱给巴勃罗，通过他转给为西班牙难民开设在土鲁斯的医院。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天空。８月２３日，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战争已不可避免。全世界的每个国家，每个党派，甚至每个人都在极力适应这一现实，英国和法国开始进行动员，旅游者们逃之夭夭。巴勃罗也重返巴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世界各地仍在举行他的画展。特别是１１月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要举办他４０周年创作回顾展，作为宣传的一部分。巴勃罗用了一天的时间，在大奥古斯丁路、里普斯路和弗洛拉咖啡店让布拉赛拍摄《生活》杂志所要用的照片。巴勃罗得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经济紧缺，就捐出３０万法郎，并用另外２０万法郎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资助毕加索传５２开办了两个儿童救济中心。为此，他卖掉了自己一些本想保留的东西。
德国的闪电战争征服了比利时，并越过了”无法逾越”的马其诺防线，侵入法国。如今德军已兵临巴黎城下，继续呆在城里显然是冒险之举，巴勃罗决定乘火车回鲁瓦扬。
回到鲁瓦扬，他得知房子已被德军征用。他为他的画和雕塑作品的命运忧心忡忡。趁德国人都出去演习的机会，带了玛丽德瑞丝动身前往特朗布雷，抢救出一部分油画和雕塑。此后，每逢德国人去演习，他们就急忙赶回去，从盗贼那里“偷回”一些东西。让巴勃罗感到无比愤怒的是一尊中世纪基督蜡像被德国军当作蜡烛烧掉了。
战争造成的愚昧、黑暗、仇恨和愤怒出现在巴勃罗的画布上。《梳发的裸女朵拉》是德军占领鲁瓦扬后巴勃罗最野蛮、最富于报复性的作品之一，战争继续改变着他的生活景象。６月１２日，卡恩韦勒逃出巴黎，巴黎沦陷了。巴勃罗透过窗户目睹了沾满泥污的坦克、汽车、大炮及戴着钢盔的德国兵开进城来。他一边看一边骂：“多么愚蠢！多么荒唐！”
在德国人眼里，巴勃罗是一个“堕落的”艺术家，是佛朗哥的敌人。因此，他们经常来巴勃罗这儿搜查。有一回，德国人清查银行保险箱，当清点巴勃罗在银毕加索传５３行的藏画时，巴勃罗故意带两个德国兵在不同的房间到处转悠，不时地抽出一幅画出来，搞得德国兵晕头转向。一些画明明没查过，巴勃罗却说：“我们刚才不是看过了吗？”可怜的德国兵对这些五颜六色的绘画根本分不清哪张是哪张。最后，德国兵问：“这些画一共值多少钱？”“８０００法郎。”巴勃罗轻描淡写地说，德国人居然相信了。事后，巴勃罗说：“法国人总以为没人敢冒杀头的危险去欺骗他们呢。”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来搜查的。有一些纳粹官员和评论家是想来结识一下巴勃罗。每当这些人来，巴勃罗总是把印有《格尔尼卡》的明信片塞到他们手中说：“拿着吧，这是纪念品、纪念品！”有一次，德国大使阿贝兹也来了，他看着《格尔尼卡》的照片问：“这就是你的杰作？”“不是，”巴勃罗回答说：“是你们的杰作。”
玛丽德瑞丝和玛丽亚搬回到巴黎。每周星期四和星期六，巴勃罗就去看望她们。对玛丽德瑞丝来说，巴勃罗的来访就是她整个的生活，她活着就是为了他的来访。其实，巴勃罗每次来到这里，大部分时间是为女儿画像，而不是和玛丽德瑞丝在一起。但玛丽德瑞丝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幻境里，在那里只有她和他的情人，连女儿的位置都没有。她总是把一间空房锁起来，告诉玛丽亚：“爸爸在里面工作，毕加索传５４千万别去打扰他。”
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４日，巴勃罗完成了一个剧本——《被捉住尾巴的欲望》的首卷画。这是他的自画像：一幅鸟瞰图，画中一位老者，秃顶，戴一副眼镜，观众可以看到他在写什么。这个剧本巴勃罗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剧中没有同情、也没有希望。巴勃罗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也都是这种格调，他的内心一片冰冷。冰冷，成了他的创作的核心，这体现在画布上对朵拉马尔无休止的变形中，在朦胧的静物画中，尤其体现在雕塑作品《死神头像》之中。
这一年，雕塑几乎成了巴勃罗的主要活动。他除了雕塑一些女人头像外，还用小孩玩具车的残体做成了一只大鸟，但稍一凝视，就发现鸟嘴就是儿童车的前轮叉子。这类把戏中，最巧夺天工、妙趣横生的是一件名为“牛头”的雕塑作品。巴勃罗把一个旧自行车的车座和车把拆下来一拼凑，居然创造了一个简洁而生动的牛头。巴勃罗在完成这件雕塑之后满心欢喜地说：“谁一看它就知道是个牛头。”当然，巴勃罗也创作主题严肃的雕塑。
１９４２年，法国抵抗力量在聚集力量。希特勒入侵苏联后，法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充实。早先反对共产党干涉艺术创作和个人自由的埃鲁阿也把意见放在一边，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武装和抵抗力毕加索传１量的艰苦战斗中去了。他和巴勃罗圈子内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国家的自由，并不介意站到无情专制的斯大林一边。当法西斯带来的战争恐怖达到顶点的时候，巴勃罗创作了与实物一般大小的雕塑《抱着山羊的男人》。事先，他曾为此创作了许多草图，但真正雕塑只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作品中，留着胡子的裸体男人表情极为紧张，不规则的表皮下肌肉绷得很紧，双手死死抱着山羊。山羊在拼命地挣扎，显得非常痛苦，但是不愿被驯服。制作过程中，雕塑曾由于头重脚轻而摇晃得厉害，后来山羊干脆从男人怀里“摔”了出来。巴勃罗将其修改后，翻成了石膏像，放在他的画室里。战争结束后，朋友们涌进他的画室，而迎接客人的就是这尊透着不屈精神的雕塑。这是后话。
巴勃罗开始在家里呆着，越来越不大去咖啡馆了。纳粹的巡逻队，飘扬在公共建筑物上的Ｎ 字旗帜，朋友的失踪，玛丽德瑞丝与朵拉马尔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沦陷的可恶迹象都令他深恶痛绝，使他无心再去日耳曼大街。多亏伊内丝来了，她把大奥古斯丁路画室收拾得比以前更像个家了。巴勃罗的衣服使他越来越像个豪放不堪的皮西米亚人——肥大的裤子，破衣兜用别针连在一起，上衣翻领上用鞋带挂着怀表，几乎全秃的头顶上一只巴斯克帽。这和他在社交界时期的高顶礼帽和红色印度腰带一样，是他的行头。不毕加索传５６过，他现在不是花花公子，而是人群中的男子汉。
３月２７日，曾引导巴勃罗认真走上雕塑第一级台阶的玫里奥冈萨雷斯死了，巴勃罗震慑了，他要通过七幅关于冈萨雷斯之死的油画来拔除他对冈萨雷斯的思念。巴勃罗说：“我没画过战争，因为我不是摄影家，不去寻找题材。但无疑，我当时的画中是有战争的。”是的，他的作品中确实有战争，不过，那是他内心里的交战，是他个人同整个世界以及同统治这个世界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交战。他内心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世界大战之后。５月，巴勃罗创作了一幅高６１ ５英尺，宽９英尺的油画——《欧巴德》，又名《裸女与音乐师》。画中，一个无助的裸女躺在受刑架上，枯瘦的双臂反绑在颈后，形成一个屈服的姿势，脸上是受折磨的表情，腿被无形的绳索捆绑着，另一个女人坐在她的对面，弹着曼陀铃。这幅油画反映了他对战争的愤怒。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勃罗的世界，或者说仅仅为了学会如何在他那个世界里生活，埃鲁阿请来了一位颇有名的笔迹学家。埃鲁阿交给这位笔迹学家一封巴勃罗的信，当然没有透露写信人的身份，那位笔迹学家看了之后说：“他使用树木……没有枝干，防卫着他那常与别人发生冲突的自身。他不愿为别人而毁灭。他强烈地爱着，又杀死他所爱的事物……他感到悲哀，毕加索传５７想通过纯创造寻求出路，摆脱他的悲哀和痛苦。他反复无常，脾气暴躁，刚才还无动于衷，转眼就暴跳如雷。”埃鲁阿惊呆了：“对于认识毕加索的人来说，这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分析。”
巴勃罗曾经说过：“你要工作，就要针对什么，甚至针对你自己，这很重要。一幅好画，任何一幅画，都应该有刀刃般的锋利。”在生活中，他创造性地也应用了刀刃，正如他在艺术中一样。一次玛丽德瑞丝到大奥古斯丁来找巴勃罗，正巧，朵拉马尔也来了，玛丽德瑞丝想要试试她的权利，他对她”深挚的和日益增长的爱”（巴勃罗曾写信告诉玛丽他对她的爱日益增长）所给予她的权利。她让朵拉马尔滚出去，朵拉马尔进行了反击。这时，玛丽德瑞丝的怒气变成了勇气，她向巴勃罗要求她最想要的东西：同巴勃罗缔结永久的关系。朵拉马尔像个委屈的孩子似地哭了起来。巴勃罗看到朵拉完全处于劣势，便走到玛丽德瑞丝的面前，轻轻地搂住她的脖子，然后朝朵拉马尔发表了他庄严的声明：“朵拉马尔，你十分清楚，我唯一所爱的，就是玛丽德瑞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超现实主义女传教士，就这样，变成了巴勃罗门前的一块擦鞋垫。朵拉马尔被赶出以后，玛丽德瑞丝拼凑起来的幻境被巴勃罗打破了。他对她说：“你应该知道我的爱情的限度。”说完便转毕加索传１身而去。
巴勃罗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恶魔般的女性继续闯入他的作品。他又在画朵拉马尔。这次她被画成一个囚犯。他对马尔罗说：“对我来说，朵拉马尔总是个哭泣的女人……总是这样。女人是受苦的机器。”到后来，巴勃罗画布上的朵拉马尔便不再哭了，她连哭的发泄权利都没有了。画中，她大睁两眼，直视前方，全身被强忍不哭的努力所折磨。比哭更悲哀，更恐怖的东西在朵拉马尔的表情中。仿佛压抑悲痛的同时也窒息了生命。
巴勃罗对现代的精神空虚表现得一目了然，时而冷嘲热讽，时而狂暴猛烈，因为他有切身的体验。在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很少有人像巴勃罗一样敢于直面人生中的精神空虚，在这空虚中，剩下的只是无情与刻毒。所以，痛苦、迷惘、野性和愤怒，是他丰富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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