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醋骰疃约八瓿傻淖髌酚秩绾喂钩尚碌幕ノ谋缰す叵担╥ntertextual dialectic）。如前所述，老舍十分清楚自己并不善于写战争小说，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义务写出《火葬》——即使失败已可预见。既然战争已经成为写作的“必要理由”（raison d’être），那么如果他不正面面对这个终极主题，就无法继续写作，不管他是多重要的作家。这个动作造成了一个矛盾的逻辑：老舍明知必然失败，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写作，好像通过这个失败，他才能说服自己和读者，就算是纸上文章，他的爱国英雄精神也真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小说的地点是河北一个虚构的城镇，写的是镇民对战争或恐惧或漠不关心，终于自取大祸。最后一名游击队员在城里自杀式的破坏活动使他们觉醒了。小说的高潮是一场大火，夺走了许多镇民、敌人以及游击队员的生命。这样的情节安排自然无甚新意，但我们却可以用隐喻方式解读，一窥老舍如何“写”抗战文学的问题。正如游击英雄留在镇中打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仗，老舍似乎也怀着一样（敢死的）心情，写出一部注定失败的作品。作家的老舍与小说里的英雄相辅相成；小说里面发生的与老舍在写作场景所经历的构成对应。
反讽的是，在老舍写作的敢死精神之后，一股自我放纵的冲动随之而来。虽然换了个历史环境，老舍不会选择这样的主题来冒险，但就事论事，如果他写得稍微谨慎一点，在叙事风格上还是可以应付过去的。老舍竟然一股脑地尝试他不在行的各种的可能，他擅长的技巧反而使不上力。
小说的开始本来有些看头，游击队正焦急地等待机会潜入被围的文城从事破坏工作。接着出现了两个相反的角色：一个是领导石队长，一位壮硕聪明的农民英雄；一个是副队长丁一山，一位年轻的爱国知识分子。这两位英雄在气质与阶级意识上（毫不意外的）扞格不入。问题还更复杂，丁的准岳父是镇上一名士绅，却也是个卖国贼，而石队长十年来却为国家抛家弃子。
开头既是如此，我们不免期待有什么动人的情节要发生，甚至取法流行的俄国战争小说。这类小说对抗日战争前流行的游击小说颇有影响，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特别是法捷耶夫（Aleksandr Fadeyev）的《溃败》（The Rout）因为有鲁迅的翻译与推荐，甚得中国读者之心。这部小说描写俄国革命时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队红军游击队的英勇事迹，然而重点是他们英雄式的挫败，而非胜利。这群游击队只有一百五十名队员，在白军与日军的双重夹击下，只有十九名队员活了下来。鲁迅特别强调游击队中两名成员的冲突：过度敏感的“畸零人”（superfluous man），与游击队领队，一个像精灵一样的犹太裔共产党（29）。
如果《溃败》与老舍心目中的小说有所模拟的话，我们大可假设《火葬》中石队长与丁一山这两个人物至少会在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上有更多的冲突出现；丁一山在爱情与爱国的两难之间，必有一番挣扎；三十二名游击队员应该会形成一个战时的微型社会，展现人性受到试炼时的各种不同反应。但所有这些可能在第一章的结尾就都消失了，因为丁一山到镇里执行任务时被神秘地枪击而死。石队长于是只好担纲演独角戏，还得找出是谁杀了丁一山。
小说中如此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角色骤然死于非命之后，为了补缺，老舍安排女主角出场——也就是丁一山的未婚妻梦莲——来接替爱人留下的工作。梦莲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但是她足以证明老舍一向为人所知的弱点：他不擅写浪漫女英雄（30）。她的姿态不论喜怒都缺乏深度，而她一夕之间从富家小姐转变成爱国分子，也未免显得太过轻松。她在小说中一再遭逢考验，然而她的反应与行动如此僵硬，俨然完全来自老套成规。
老舍在早期小说中最擅长夸大讽刺恶棍，然而《火葬》中他似乎也失去了以往的信心。小说中最大的卖国贼、同时也是谋杀丁一山的策划者刘二狗，被描写成一个书呆子。虽然他既残忍又寡廉鲜耻，但却不像老舍其他的恶棍那样天生恶骨。就像梦莲一样，作者给他的角色任务重大，但他却力有未逮。有批评家抱怨小说中缺乏日本坏蛋，大大降低紧张程度，只剩刘二狗这样的小丑充场面（31）。只有梦莲与刘二狗间的典型求偶闹剧才略有看头。
战争的场面一直是山雨欲来，到了小说结尾才真正出现。正当所有大破坏的准备工作都已进入状况时，游击队却接到撤退通知，因为他们要掩护的部队已在城外完成了一项任务，而且即将离开。游击队虽不情愿，也只有接受命令，却又发现他们的动向已经被日军掌握。一场死伤累累的战役于是展开，但也不乏反高潮的况味。老舍让三十一名游击队员对抗成百上千的日军，可见他原有意写出像《溃败》终场的大崩乱那样的悲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一群的人——敌人、觉醒的民众、游击队——互相践踏，在混乱中四处奔窜的情景。老舍之不善于处理战争场面，由叙事观点与风格的骤然转换就看得出来。他舍客观、讽刺的第三人称而采用复数的“我们”，试图造成叙事者与人物的同声一气的团结情绪（32）。这样的设计立意甚佳，然而读者所见却是一种夸张的新闻报导风格，结果造成恰恰相反的效果：一再指称“我们”、“我军”、“我们的百姓”，不但没有带来临场感，反而暗示一种虚而不实的气氛，揭示——而非掩饰——作者缺乏实地经验。
在枪声、炮弹以及烟雾中，唯一可辨识的角色是游击队的石队长。老舍对这个角色存有出乎寻常的尊敬，因为他是老舍以及他笔下知识分子人物无法企及的一切质量的化身。在小说中段，他的表现像是传统的侠士，披星戴月地调查丁一山的死因。不过他的英雄气概要到最后一战才完全展现出来。在混乱中，“石队长却清清楚楚的知道哪里有几个人，哪个人是干什么。他极忙，极沉着，他像一根有力的鞭子，抽动着战斗的陀螺。……他跑，他跳，活像一条去交战的豹子。……他已经忘了自己是肉作的任何活东西。……只要他前进，他觉得，就没有东西能挡得住他，他是飞着的，带着呼哨的，能把山打破一块的，炮弹。”（33）的确，石队长并非血肉之躯。他以童子军式的勇气与热诚来战斗，几乎成了老舍爱国儿童故事里的人物“小木头人儿”的翻版。战役最后在日军临时军火站的大爆炸声中结束。
老舍似乎对爆炸与大火的毁灭性破坏力量情有独钟。这样的场面在小说结尾发生了两次。他的英雄石队长在第一次爆炸中侥幸逃生，逃出城外，在一个乡下房舍避难。当他发现日军正朝他的藏身之处而来，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掷向他们，然后引火自焚而死。爆炸和大火令人想起（我们下一节将讨论的）《“火”车》这篇小说里炼狱般的场景。虽然暴力与死亡被描写成战争中的必要之恶，但老舍对这种玉石俱焚的非理性力量，显然不能轻易释怀。当战役达到最激烈的时刻，游击队、日军以及人民正面交锋，一同赴死，“头拚着头，手挨着手”；我们“分不出谁是战胜与战败者；侵略的野心与复仇的狂热使大家的血流在一处。”（34）
《火葬》的结尾安排石队长壮烈自杀成仁。有鉴于老舍的作品一向游走死亡与混乱的边缘，我们大可说老舍不只写出了个牺牲小我的烈士故事，同时也为他不能忘情的“自毁”主题，找到个顺理成章的出路。如果重拾隐喻式的阅读法，我们恐怕要说石队长自杀、这本书终于走到尽头，老舍自己也一定如释重负。于是石队长
等着化为灰烬。他完全无忧无虑，只觉得生命随着鲜血往外流泄。慢慢的，烟充满草屋，迷住他的眼。他觉到憋闷，心中可是很平安。他完成了他的——一个军人的——任务。（35）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老舍的叙事恢复了诗意的泰然。像石队长一样，老舍似乎也完成了他在这场战争中应尽的义务。无论结果是好是坏，真正重要的是他做了没有，而不是他达成了什么。
不成问题的问题：爱国短篇小说
老舍在战时只发表了两个短篇及中篇小说的集子。虽然这两个集子也是奉爱国之名而写，所投射出的战争形象却大不相同，因此也呈现了老舍对民族主义、对抗战文学的不同态度。如上所述，老舍原来是不计代价地献身战争文学。但随着战事继续，他的写作不仅在理论上出现缝隙，有时甚至——即使是无心地——反噬了他的初衷。
《火车集》书影
一九三九年的小说集《火车集》收入老舍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的作品。九个故事中只有三个故事与战争没有明显的联系，而如果将这两类故事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抗战文学的概念如何对老舍逐渐产生影响。中篇《我这一辈子》延续了他在《骆驼祥子》中表现的对社会弱势的人道关怀。“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36）这篇小说是一名老巡警对过去的回忆，详细记述命运如何一再玩弄他，终于将他推向绝望的悬崖。老人以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方式，讲述他一生的故事——少年时如何做葬仪；年轻时在亲戚间如何又聪明又讨人喜欢；婚姻“完美”，但最后老婆却与他最要好的朋友跑了，留下两个孩子给他；以及巡警的日子如何艰苦；北平的各种政治动乱；他那个也当巡警的儿子怎么突然夭折；还有他最近新得的大包袱，也就是怎么养大他的孙子们。
《正红旗下》手稿
《正红旗下·小人物自述》书影
与《骆驼祥子》一样，这个中篇的取胜之处就在于对北平底层人民生活做出生动有情的描绘。故事也许悲惨得很，但是老舍对北平生活的执迷，不论好的坏的，却昭然可见。其中的叙述张力到了稍后的《四世同堂》会浮现得更清楚。由老舍的自传小说《正红旗下》来判断，这篇小说似乎有所本。例如老巡警很可能就是根据老舍的父亲以及一名表哥为原型来写的（37），而其生活方式的描写也指向一个下层满洲人的生活圈子。
最令人注目的是老舍对小说叙事声音的处理。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以疲累、甘苦尽尝的语调娓娓道来。他的回忆有着内省的敏感，因此不致成为单纯的社会控诉或自怨自艾。这个老巡警不是简单的人物，虽然一生到头是一场空，往日的得失悲喜仍然有他值得回味之处。他观察北平的政情民情，自有一种世俗智慧。整篇小说里，怀旧与玩世、回忆与绝望相互交错，使人重新思考小说题目——《我这一辈子》——的涵义。
另一篇与战争没有明显关系的故事是《兔》，处理的是一名京戏乾旦大起大落的生涯。这名年轻旦角为了前程，陷入同性恋的交易不能自拔。在此老舍写出一种颓废的引诱，使主人公的命运注定沉沦。老舍一向擅长以狄更斯模式嘲弄社会邪恶；他的恶棍通常可恨而又可笑。然而《兔》所塑造的恶棍与受难者的形象却更为阴郁而且充满色欲暗示。当他笔下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步一步被诱向堕落时，老舍所刻画的世界令人联想起巴尔扎克的巴黎故事，权力、金钱、性，与邪恶一起编成一张魔网，燃起所有想要向上爬的人的欲望，然后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摧毁他。作为叙事者，老舍似乎是无可奈何地看着这股邪恶的力量一步一步掠走年轻旦角的名声、财富以及他最后的生命。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火”车》都是老舍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这篇小说写于老舍乘火车逃离济南之前，却似乎预演了他的逃难经验（38）。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战前不久。这次火车不是带难民离开家乡，而是载乘客回家过年团聚。虽然没有日本军机轰炸的威胁，但火车上却有一队军人，他们带了一大批给将军祝寿用的烟火。二等车厢的乘客都是最后一刻从别人手上接受来的免费车票。至于军人，谁说他们旅行还需要票呢。
这节二等车厢清楚地象征了一个由小官僚、投机分子、中级公务员和军人组成的小型社会。这也是一个趋炎附势的社会，人人严守虚假伪善的规则，绝不越雷池一步。然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怀着回家团圆的焦急渴望。要是他们在工作上更有成就些，大概也就不必等到大年夜才揩油搭车回家了。老舍讽刺这些人的嘴脸，毫不留情，但是对他们贪便宜的小家子气却不乏同情。在老舍看来，这节车厢里终究没有谁是生命真正的赢家。当同情与犬儒玩世的界线逐渐模糊，老舍下笔也就更成熟了。
这个故事的风格简洁爽利。老舍很明显在制造一种节奏，呼应着火车的律动以及乘客不耐又兴奋的情绪。他对人物的姿态快笔速写，相机般的视角迅速地由一景移到下一景，简短的字句以令人喘不过气的速度推进。整个叙事方式好像是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中，随时都会爆裂成碎片。老舍就是这样把写实的片段转变成一个印象派图画的拼贴：
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轮声这样催动。可是跑得很慢。星天起伏，山树村坟集团的往后急退，冲开一片黑暗，奔入另一片黑暗；上面灰烟火星急躁的冒出，后退；下面水点白气流落，落在后边；跑，跑，不喘气，飞驰。一片黑，黑得复杂，过去了；一边黑，黑得空洞，过去了。一片积雪，一列小山，明一下，暗一下，过去了。但是，还慢，还慢，快去过年，还不到家！……抱着扯着一列灯明气暖的车，似永不撒手，快去过年，还不到家！（39）
然后故事起了剧烈转折。两名乘客相见言欢之下，烂醉如泥。其中一个点燃香烟，随手把火柴丢在一旁，结果马上引燃了空气中早已弥漫的酒精。于是我们看见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难忘的一幕。这两名乘客的脸、身体、行李全烧着了。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们冲撞其他熟睡的乘客，把大家都烧了起来。同时，烟火也开始爆炸了。一个兼做鸦片膏走私的茶房早就麻醉得人事不知，却“急坐起，烟，炮，火光，不见别物。身上烟膏发奇香，至烫，腿已不能动，渐及上部，成最大烟泡，形如茧”（40）。火延烧到顶点时，感官与幻觉也合而为一了：
火……若狂喜，一舌吐出，一舌远掷，一舌半隐烟中，一舌突挺窗外，一舌徘徊，一舌左右联烧，姿体万端，百舌齐舞；渐成一团，为火球，为流星，或滚或飞；又成一片，为红为绿，忽暗忽明，随烟爬行，突裂烟成焰，急流若惊浪；吱吱作响，炙人肉，烧毛发；响声渐杂，物落人嚎，呼呼借风成火阵；全车烧起，烟浓火烈，为最惨的火葬！（41）
灾难发生的当儿，火车仍旧毫不稍停地经过一站又一站。站上的人们似乎看见了这节着火的车厢，却漠然不顾。火苗最后延烧到三等车厢，造成了更多死亡。
多数读者看到这个充满如此暴力与残酷的故事，都难免悚然变色。老舍的“火”车在雪夜奔驰于华北平原之上，车厢里满载着小丑般的人物，浑身是火，嘶喊着跳窗逃命而不免粉身碎骨——写实与奇想便在此交会。然而即使是最恐怖的片段里，我们还是注意到那些充满戏剧力量的形象，譬如上面引述的火舌的舞蹈。老舍一向喜欢以黑色幽默与死亡之舞（dans macabre）来衬托他笔下可悲的人物；连《骆驼祥子》结尾悲戚的送葬场面都传达着一种难以言传的节庆感。但他之前的作品从来不曾表现出如此玉石俱焚的倾向，更不用说是如此蔚为奇观的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