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岁的双胞胎兄弟满脸睡意，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从作面前快步走过。他们各自拿着小小的游戏机。有两个背着沉甸甸的大型背囊的外国青年。还有抱着大提琴匣的年轻女子，侧影很美。乘坐夜行特快列车奔赴远方的人们。作心生几分艳羡。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去处。
多崎作却没有自己的去处：
细想起来，他还没有去过松本、甲府和盐尻。但这么说的话，他甚至连八王子都没去过呢。新宿站这个站台上，他眺望过不知多少开往松元的特快列车，但一次都没有想坐上那趟车的念头。甚至想都没想过这种事。为什么？
作想象自己就这样坐上列车，继而前往松元的情形。这絶不是不可能。他觉得这是个不坏的想法。要知道他甚至因为一个念头便远赴芬兰呢。要是想去松元，难道会去不成。那里是怎样的城市？那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然而他摇摇头，放弃了这个想法。明天上班前不可能从松元赶回东京。这种事不查时刻表也知道。而且明天晚上约好了跟沙罗见面。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一天，现在可不能去松元。
他把已经变得温乎乎的剩咖啡喝掉，将纸杯扔进近处的垃圾箱。
多崎作没有自己的去处。这对他的人生来说似乎就是一则命题。他没有去处，也没有归宿。这种东西从前不曾有过，如今仍旧没有。对他而言，唯一的去处就是“此刻所在之地”。
不对，不是这样，他心想。
回想起来，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只有一次明确拥有自己的去处。高中时代，作盼望考进东京的工科大学，系统地学习火车站设计。那就是他自己的去处。他为此拚命学习。以你的成绩，大概没有指望考进那所大学，班主任老师冷淡地宣称。但他刻苦奋斗，好歹闯过了那道难关。那是第一次如此全力以赴地学习。他不善于跟别人争名次争成绩，但如果给出一个他认可的具体目标，他就能为之呕心沥血，发挥相应的能力。这在他来说是个新发现。
结果，作离开名古屋，在东京开始了单身生活。身在东京期间，他渴望早日回到故乡，与朋友们欢聚片刻。那里就是他的归宿。就这样，往返于两个城市间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然而在某个时间点，循环被突兀地斩断了。
之后，他便失去了去处和归宿。在名古屋市还有他的家，他的房间还原封不动地留着，母亲和大姐住在那个家里。小姐姐也住在市内。作每年礼节性地回家一两次，每次都受到温情的款待，可他面对母亲和姐姐们却没有话可说，在一起也不觉得眷恋。她们向作索求的，是他曾经有过，但视为无用之物弃如敝屣的身影。为了再现和提供它，作只好不自然地演戏。名古屋这座城市也格外让他感到疏远乏味。作寻求或怀念的东西，在那里一样也找不到了。
另一方面，东京纯属偶然给予他的场所。曾经是学校的所在地，如今则是工作的所在地。就职能而言，他归属于这里，没有更多的意义。作在东京过着井然有序、平稳宁静的生活。就像一个被逐出国门的流亡者亡命异乡，尽量不在周围激起风波，不惹是生非，不至于被收缴居留许可证，小心翼翼地度日。不妨说他是作为人生的流亡者生活在这里。对这种期望过匿名生活的人来说，大都会东京正是理想的去处。
他没有称得上密友的人。交往过几位女友，后来都分手了。平淡的交往，圆满的分手。没有一个伙伴走进他的心。他并不刻意追求这样的关系，对方恐怕也没有那般需要他。彼此彼此吧。
我的人生，简直像在二十岁时就止步不前了。作坐在新宿站的长椅上想。之后那些去了又来的日子几乎没有堪称份量的东西。年月就如同温软的风，在他的周围静静拂过，没有留下伤痕，没有留下悲怆，也不会引发激烈的情感，或是留下值得一提的喜悦与回忆。而他竟已渐入中年。不对，离中年还有些距离。然而，至少已不能再说自己年轻了。
仔细想想，其实惠理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人生的流亡者。她也同样心负创伤，结果抛弃了一切，抛弃了故乡。话虽如此，她又是主动选择芬兰这个新天地的。于是她如今有了丈夫和女儿，有了陶器制作这份足以倾注心血的工作、湖畔的夏季别墅和神气活现的狗狗。还学会了芬兰语。她在那里踏实地构筑起了自己的小宇宙。跟我不一样。
作瞅了一眼左腕上的豪雅表。时间是八点五十分。特快列车已经开始上车。带着行李的人陆陆续续走进车厢，对号入座，将箱包放到行李架上，在冷气充足的列车里歇口气，喝口冰凉的饮料。透过车窗能望见这样的情景。
这块手表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多的有形之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制造的美丽的古董。三天不戴在手上，发条就会松弛，指针停止不动。但这种不便反而让作觉得正中下怀。美丽而纯粹的机械制品。不，也许应当称作工艺品。没使用一片石英和微型芯片，完全依靠精妙的弹簧与齿轮勤劳地运转。将近半个世纪里，它从不休息，一直工作到今天，镌刻的时间却依旧准确得惊人。
作从未自己买过手表，总是用别人送的廉价货，佩戴时从来没有这样的兴趣。他以前对手表的看法是只要弄清准确的时间就行。卡西欧最简单的电子表就能满足需要。所以当父亲过世，继承这块看似很贵的手表作为遗物时，他也没有太多感慨。只因为需要上发条，便像职责般每天戴在手上。然而一旦用了，作竟彻底喜欢上了这块表。它的触感，恰到好处的份量，发出的轻微的机械声，都让他心生欢喜，还比以前更频繁地看时间了。每一次，父亲的身影都会隐约掠过脑际。
说实话，他对父亲没有清晰的记忆，尤其不会生出怀念之情。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与父亲一起出门和亲亲热热说话的记忆。父亲原本就少言寡语（至少在家中几乎不开口），即便不是如此，平日工作也够忙的了，连家都很少回。如今想起来，大概是在外边另有女人。
对作来说，说他是血脉相连的父亲，更像一个频频来访的有地位的亲戚。作差不多是由母亲和两个姐姐抚养大的。父亲度过了怎样的人生，拥有怎样的思想和价值观，每天具体在做些什么，他几乎一无所知。勉强知道的点滴信息，无非就是父亲生于岐阜县，从小便父母双亡，由当僧侣的叔父收养，勉强读完高中，白手起家创办公司，获得惊人的成功，积累了今天的财富。是个饱受磨难的人，却少见地不愿多谈磨难。也许是当年不堪回首吧。总之，父亲无疑拥有非同寻常的商人天赋。能迅速地将需要的东西弄到手，又毫不留恋地丢弃无用之物。大姐继承了他这种经商才能，尽管只是一部分。小姐姐也部分地继承了母亲游刃有余的社交天赋。作却丝毫没有继承这两种资质。
父亲一天要抽五十多支烟，患肺癌去世。作赶往名古屋市某大学的附属医院探望时，父亲完全发不出声音了。那时候，父亲似乎想对作说些什么，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一个月后，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离世。留给作自由之丘的一居室公寓，以作的名义存的一大笔钱，还有这块豪雅自动机械手表。
不对，他还留下了一样东西。就是“多崎作”这个名字。
作提出想报考东京的工科大学进行专业学习时，父亲颇为失望，因为独生子竟毫无兴趣继承自己一手打造的房地产事业。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大为赞同作要当工程师的想法。既然你这么考虑，那就去东京念大学好了，这笔钱我很乐意出。父亲说。不管怎样，学会一门技术，制作有形的东西总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用的事。好好学习，铆足劲儿去造火车站！父亲似乎很高兴，自己果然没白挑这个“作”字。那说不定是作第一次让父亲感到喜悦，或者如此喜形于色，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九点整，开往松元的特快列车准点驶离站台，跟时刻表完全一样。作依然坐在长椅上，一直望着那串灯火沿着轨道远去，渐渐加速，最后消失在夏夜深处。末班列车消失后，周围陡然变得空荡荡的。似乎都市的辉煌减弱了一个档次。就像戏已演完、照明熄灭的舞台。他从长椅上起身，缓缓走下站台。
走出新宿站，进了近处一家小餐馆，坐在柜台前点了牛肉糕和土豆沙拉。每样都剩了一半。倒不是味道差。那可是一家以牛肉糕味美著称的餐馆。只是没有食欲。啤酒也和平时一样，只喝了一半，还剩一半。
乘电车回到家，洗了个澡。用香皂仔细地擦洗身体，冲去汗水。然后穿上橄榄绿浴衣（从前的女友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送的礼物），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面吹着夜风，一面听着微弱朦胧的街市噪音。已经将近十—点，他却了无睡意。
作想起念大学时满脑袋光想着死的那些日子。已经是十六年前了。那段时间他甚至觉得，只要一直深深地凝视自己的心底，心跳就会自然地停止。觉得将精神尖鋭地凝聚一处，对准焦点，就会像用透镜聚焦阳光引燃纸片一样，给心脏致命一击。他发自内心地盼望事态照此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好几个月过去了，心跳仍然没有停止。它是不会那么容易停下的。
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响声。似乎朝这里飞近，声音渐渐大起来。
仰望天空，搜寻踪影，感觉那彷佛是携带重要信息的使者即将到来。然而他最终没有看见飞机的身影，螺旋桨的声音渐渐远去，没多久就消失在西方的天空。只留下都市的夜晚柔软而杂乱的噪音。
白那个时候的希望，说不定就是五人小团体解散。这种猜想忽然浮上作的脑际。他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点一滴给它绘出轮廓。
高中时代的五个人亲密无间，几乎毫无隔阂。他们全方位地接受彼此，互相理解，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了深邃的幸福。但这样极致的幸福不可能永远持续。乐园迟早会消亡。人的成长速度各不相同，前进的方向也彼此相异。随着时间流逝，其中难免要产生不谐，恐怕还会现出微妙的裂痕。于是不知何时，那种不谐与裂痕注定变得很难用“微妙”来概括。
白的精神大概就是没有承受住这种注定到来的东西的压迫。或许她感觉不赶紧切断与那个小团体的精神联系，就势必被它的崩溃连累，遭受致命的伤害。就像让沉船造成的漩涡吞噬、被拖到海底的漂流者。
这种感觉，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就是“现在能理解”的意思。恐怕是性压抑带来的紧张开始产生不小的意义。作如此想象。后来他做起鲜活激烈的春梦，或许也是那种紧张衍生出来的东西。说不定它还给另外四人带去了某种东西，但无从得知那是什么。
白大概是想从这种状态中逃脱。面对不断要求控制情感的密切的人际关系，她或许再也无法忍受了。白在五个人当中无疑是感受性最强的。她恐怕最先听到了那不协调的声音。然而她不够坚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到圈子外边。所以她把作塑造成一个叛教者。作那个时候是第一个走出小圈子的成员，成了共同体中最薄弱的一环。换言之，他有遭受惩罚的资格。于是当她遭到强奸时（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强暴了她并使她怀孕，这大概是永远的谜），在巨大打击带来的歇斯底里的混乱中，她就像拉下电车的紧急停车装置一般，使出浑身力气扯断了那个脆弱的拉环。
这么一想，许多事情也许就显得合乎情理了。白那时大概是听从了本能，试图把作当垫脚石翻越闭塞的高墙。多崎作就算置身那样的境况，也肯定能巧妙地生存下去。白大概是凭借直觉这样判断的。和惠理冷静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一样。
冷静的、总是很酷地严守自己节奏的多崎作。
作从阳台的椅子上起身，走回房间。从橱柜里拿出帆船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端着杯子再次回到阳台。随后坐在椅子上，用右手在太阳穴上按了一会儿。
不对，我并不冷静，也没有很酷地严守自己的节奏。这不过是平衡的问题。只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怀抱的重量巧妙地分摊在支点的两边罢了。在别人看来或许很酷，可做起来絶不容易。远比看上去劳神费力。而且支点承受的总重量也不会因为保持均衡减轻些许。
尽管这样，作还是宽恕了白——也就是阿柚。她身负重伤，仅仅是一心想保护自己。她是个软弱的人，未能裹上一层足够坚硬的外壳自保。面对步步逼近的危机，为了寻觅一个稍稍安全的藏身之地，她已经耗尽全力，再无余力去选择手段。谁又能责怪她呢？但归根结底，她不管逃得多远，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潜藏着暴力的黑暗影子穷追不合。那就是惠理称作“恶魔”的东西。于是五月里一个冷雨霏霏的静谧的深夜，那东西敲开了白的房门，用绳索绞住她美丽的喉咙，杀死了她。恐怕是在注定的场所，注定的时刻。
作回到房间里，拿起话筒，不假思索地摁下快捷键打给沙罗。听见电话铃响过三声，他猛然醒悟过来，改变主意放下了电话。时间已晚。而且明天就能见到她，可以面对面地和她说话。之前不该以暖昧的形式与她交谈。这些他心知肚明。然而无论如何，他此刻就想亲耳听到沙罗的声音。这是从内心自然涌起的感情。这股冲动难以抑制。
他将拉扎尔贝尔曼演奏的《巡礼之年》搁在转盘上，放下了唱针。平定心绪，侧耳聆听那音乐。海门林纳的湖畔风景浮现在眼前。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飘曳，小艇在波浪间摇荡，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林中的鸟儿在不厌其烦地教幼鸟鸣叫。惠理的发间留着柑橘类洗发露的香气。她的乳房柔软丰满，蕴涵着生命延续的稠密的重量。似乎很难亲近的指路老人，冲着夏草吐一口硬硬的痰。狗儿欢欢喜喜摇着尾巴跳进雷诺车。追溯着这样的情景，这些记忆中隐存的心痛又回来了。
作倾斜酒杯啜饮帆船威士忌，品味苏格兰威士忌的香气。胃囊深处隐约发热。从大学二年级的夏天直到冬天，满脑袋光想着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每晚就是这样喝一小杯威士忌。不这么做就睡不好。
电话铃突如其来地响起。他从沙发上起身，抬起唱针，站在电话机前。十有八九是沙罗打来的电话。这种时间还打电话来的，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大概是知道自己打过电话，于是回电了。铃声连响十二次，作始终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拿起话筒。他双唇紧闭，屏息静气，紧盯着电话机。就像为了寻找线索解答黑板上又长又难的算式，离开几步检查细节的人。但找不到线索。铃声不久停息，沉默随之而来。意味深长。
作为了填埋那沉默，再次放下唱针，坐回沙发上继续听音乐。这次他努力不想具体的事。闭上眼睛，清空脑袋，将意识集中在音乐上。不久，彷佛是被那旋律引诱出来一般，形形色色的影像在眼睑内侧接连不断地浮现又消失。那是一连串没有具体形象和意义的影像。它们从意识的黑暗边缘朦朦胧胧出现，无声地横穿可视领域，被吸入另一边消失不见。就像横穿显微镜的圆形视野、具有谜一般轮廓的微生物。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再次响起，作仍然没有拿起话筒。这次连音乐也没停，坐在沙发上不动，只是注视着那黑色的话筒。他也没数铃声的次数。不久，铃声停息，只有音乐传入耳中。
沙罗，他想。我想听你的声音，比什么都想。但是，此刻我不能跟你说话。
明天，沙罗说不定不选择我，选择另一个男人。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想。这完全可能发生，也许对她来说，这才是正确选择。
那位男子是怎样的人，两人缔结了怎样的关系，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