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的严密的网。就这样，他的多种冲突着的两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的漩涡。这是希望与失望之间的一种心理的绝境，隐喻地反照出鲁迅在他生命的这一关键时刻的内心情绪。
上述几个例子说明，鲁迅的有意识的对警语式语言的运用，连同他的喜剧的形象和宗教的涵义，或许是要实现尼采似的目的：如查拉图斯特拉那样，诗人在散文诗里自引宣扬和发布那些并不求读者理解的东西。在这意义上，《野草》是精英的文本，因为它的意义是高于常人的理解之上的。再者，形式本身的独创性——任何“五四”作家对此都不可企及——也有一种根本的神秘的姿态，既掩蔽着作者的真实意向，也要求读者努力去破译。因此，阅读过程本身也是对它的本意的不断求索。
我将这些诗篇中各种相类的形象排列成序，以求重建诗人叙述的寓意，其结果是如下的一个“故事”：诗人的内心自我，陷在一系列难于解决的矛盾的绝路上，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他认识到，在他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无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诗人痛苦的情绪，可视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不断的挣扎。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极找到的都是虚空；就在这最虚无的时刻，他决定依靠着从身内看向身外，依靠着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走出这绝境。
但是在这关系中又有另一种矛盾。在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相对中，前者的行动除非和后者相关便没有意义，而后者并不了解他的意图。于是出现了奇怪的“复仇”逻辑。这是一种爱与恨、轻蔑与怜悯之间的紧张的矛盾，惟一的解决办法是牺牲：独异个人只能成为某种“烈士”，对庸众实行“复仇”，或是拒绝他们以观赏自己的牺牲而取得虐待狂的快感；或者作为一个固执的战士，对庸众进行无休止的战斗直至死亡。不管他选择的是战斗还是沉默，孤独者总要为那迫害他的庸众而死。
（录自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
▲分析鲁迅创作中“反抗绝望”的哲学意蕴
《在酒楼上》包含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即“我”与吕纬甫。吕纬甫的故事本身表现的现代知识者的颓唐与自责已由许多评论加以阐发。然而，这个独白性的故事被置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过程，却表达了对故乡与往事的失落感，并由此生发出较故事本身的意义更为复杂的精神主题。第一人称叙述者显然是在落寞的心境中想从“过去”寻得几许安慰与希望，因此他对故乡“毫不以深冬为意”的斗雪老梅与“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怀着异样的敏感。然而，吕纬甫和他的故事却一步步地从他心头抹去从“过去”觅得“希望”的想头；他的“怀旧”的心意很自然地使得叙述过程不断地呈现“期望”与“现实”的背逆造成的“惊异”，显露出叙述者追寻希望的隐秘心理所形成的独有的敏感，他从一开始便从外形到精神状态感受吕纬甫的巨大变化，但仍然从他顾盼废园的眼光中寻找“过去”的神采。从吕纬甫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叙述者在听了迁葬故事后对吕纬甫的责怪的目光，而这目光恰恰又激起了主人公对“过去”的追忆：“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的时候”；这种追忆甚至引起了他的自责。于是“看你的目光，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叙述者从吕纬甫对“过去”的追忆与自责中终于觉得了一丝希望，而他对阿顺的美好感情似乎鼓励叙述者的这种心意；当吕纬甫叙述到他四处搜寻剪绒花时，小说插入“我”对从雪中伸直的山茶树的生机勃勃与血红的花的观察，虽然回应了小说开头对“故乡”景色的主观情感，然而，吕纬甫终究逃不脱他所说的蝇子或蜂子式圆圈，在“模模糊糊”的境地中“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我”仍不甘心，“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吕纬甫答道：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至此，叙述者对“故乡”与“过去”的追寻（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意义或希望的追寻）彻底地陷于“绝望”与“虚无”之中。如果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是独白性的，小说的结论必然也就是吕纬甫的“圈”本身的悲观意义；然而《在酒楼上》却在独白之外保持了一个从特定距离思考这段独白故事的外部叙述者，小说的结论便转向为对绝望之“圈”的思考性态度，这便提供了作者表述自己的人生哲学的可能：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那种带有梦寻意味的山茶老梅已不复存在，“我”面临的是凛冽暗冥的罗网，恰在这种绝望的境地里重又回荡起《过客》的“走”的主题，正像“过客”告别“老翁”一样，“我”独自远行，向着黄昏与积雪的罗网，对“过去”的追忆与对“未来”的思考转化为“反抗绝望”的生命形式：“走！”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探讨，而且同时体现为对普遍存在的人生状态的观察与思索。“绝望”不只是对个体而言，而且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生活内容。因此，“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在小说里常常不是体现为个人的精神历程，而是体现为对客观世界的描绘与评价，但在这种客观生活的背后，我们又总能体会到作家确实又是并未超脱于画面之外。例如《阿Q正传》、《风波》等小说，它们的主人公缺乏自知的能力，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能生活。既无自我，又无对生命的感觉，“精神胜利法”不可能把阿Q从终将毁灭的结局中救出来，更不能激起他对施加在身上的各项压迫作“绝望的抗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通过描绘这个面临死亡与绝望的民族子民，鲁迅又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极其复杂地体现了自己的人生感受——描述和鞭挞这种“绝望”不正是对“绝望”的反抗么？《阿Q正传》呈现了独特的、鲁迅式的世界模式，对中国民族精神与现实的历史命运的阐释建立在荒诞、夸张、变形又不失真实的叙事体现上，一个狭小封闭的未庄，一个游荡于城乡的油滑又质朴的农民，一个在精神体系上完全一致、在现实表现上尖锐对立的族类谱系。几千年不可变更的文化体系与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动荡，西方文化、城市文明对古老子民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旧的秩序在摇荡，现代革命在兴起，但这一切不免是新旧杂陈，庄严的历史变迁与阿Q式的革命竟结下不解之缘，这场“革命”或许不免又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阿Q几乎凭借着他那生存的本能不由自主地加入改变“历史”的伟大运动，于是这个“革命”又不免染上阿Q的精神特点。历史的发展与极度的混乱相缠结，个体的混沌与社会的混沌相互映衬，伟大的预言家以悲悯又幽默的语调诉说着民族精神的悲剧。“我”——叙事层面中的一个超然冷峻的全知视角，是小说的叙述与象征、隐喻构成的体系中的命运预言家，先知，智者——他对阿Q、未庄、革命，及其象喻的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了然于胸；他静观默察，无所不知，又可潜入人物心灵，体验荒诞的表象下沉重的脉动，他沉默地注视着阿Q与阿Q式的革命必然的悲剧终局；他力图给阿Q所代表的族类提供一个省悟的契机，但他似乎已感到自身的精神力量虽然超乎叙事对象的广大谱系，却终难挽回它的命运——智者与医生的笑声和超然的语调中越来越多地凝聚深沉的挚爱与悲观——他终于不再超然，而作为一个独特个体进入他创造的世界。在阿Q无家可归的惶惑中，在阿Q寻找归宿的努力中，在阿Q的生的困恼中，在阿Q面临死亡的恐惧中，在阿Q临刑的幻觉中，……我们发现那种惶惑、不安、恐惧、绝望并不仅仅属于阿Q，并且属于那颗终于并不能超然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无情否定，不妨又是作家对灵魂中的“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反抗？！
（录自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无地彷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章
小说（一）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介绍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小说创作的情况。除了掌握有关知识，要注意结合具体的作品分析，考察带时代特征的审美倾向与创作潮流。首先，大致了解“五四”小说如何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然后，分三种类型或潮流，考察本期小说发展的多样性。第一类是“问题小说”，以冰心等作家为代表；第二类是人生派写实小说，包括2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乡土文学，重点评说叶圣陶以及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作家的作品；第三类是“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抒情小说，主要评析的作家有郁达夫、庐隐、淦女士以及许地山、废名，等等。这种分类并非如通常所见那种完全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作为区别的根据，而主要依照创作的审美倾向与风格类型。我们应当认真阅读指定的基本作品，然后根据自己初步的艺术体验与评判，去印证与思考教材中所作的有关论断，并尽可能从时代影响与文学史环节意义上，去理解各类作家作品的艺术得失与地位。
一 “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1）这一节要求大致了解“五四”时期小说转型的多种原因，其中除了社会变革的推动，还包括：新式教育所培养的一代青年学生成了新的读者和作者群体，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西洋小说的影响，等等。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本时期除了鲁迅等个别作家之外，大部分创作仍比较幼稚，只是为后来的发展开了源头。
二 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
（2）理解“问题小说”形成的两方面原因：一是“五四”思想启蒙造就了思考的一代，他们渴望用小说来提出和讨论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二是受易卜生等欧洲与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提倡为人生的创作。“问题小说”并非流派，而是一种创作的风潮，贴近青年所关注的人生现实问题，但视野与题材仍比较狭窄，难免概念化。对“问题小说”形态与得失的理解，可以举冰心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其《超人》是比较典型的“问题小说”。该小说文笔和情节结构都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重在写人物的心理，并抒发作者的感受，但有些概念化，明显带有“五四”的特征。还可以分析王统照的《沉思》、《微笑》等小说，其提出和表现“问题”时所追求的虚幻、玄想的特点，也带有“五四”时代的情味。
（3）“问题小说”风潮过去之后，很多作家都转向写实。考察这变化的痕迹可以引举叶圣陶为例。叶也是从“问题小说”起步，后来却转向专写“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并着重用冷静批判之笔揭露小市民的精神病态。可以重点评析其早期代表作《潘先生在难中》，注意其如何在不长的篇幅中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形象，并领略其不动声色地讽刺的手法。
（4）关于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乡土小说作家群，是本章学习的重点。要了解这一群体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应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乡土文学”的界定为出发点，理解这一群体涌现的文学史背景：回忆、乡愁、风土、写实，是乡土小说的突出特色。
可以在阅读一些代表作的基础上，体会与掌握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对奇特民俗的描绘，彭家煌（《怂恿》）对闭塞乡村世态人情的揭露，台静农（《拜堂》）对宗法制度下农民心理困苦的表现，等等，从而理解乡土小说的基本特色，及其使新文学小说的题材转向社会民众，手法转向写实，描写转向以人物为中心等变化。总之，应注意从中学会如何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一种文学潮流。
三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
（5）强调小说抒情与主观性的主要有创造社作家。抒情小说也是现代小说的一种新样式，其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私小说”和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体小说，郁达夫是其代表作家。重点把握郁达夫创作的鲜明特色，《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的文本。其特色表现在：小说有以“零余者”为代表的抒情主人公，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或宣泄：多写“时代病”，即“五四”时期青年知识者生理与心理的病态和变态，又并非展示病态，而是发泄对病态社会的不满与抗议。
分析郁达夫小说不必过于考究其情节结构或语言运用的完整程度，应重在领略其非常独异的艺术个性，那充溢篇中的才气、激情，那真切的感伤和忧愤。此外，有关其小说中病态性欲的描写，也可以作为本课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这应理解为郁达夫试图用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在当时也带有向虚伪的封建传统道德及国人矫饰习气挑战的意味。
（6）了解“五四”抒情小说的特色，还应当考察庐隐、淦女士等。她们与创造社和郁达夫没有承传关系。庐隐的《海滨故人》表现新旧交替时代青年女性的精神饥渴，淦女士的《隔绝》等作品大胆袒露敢于冲破旧道德牢笼的青年女性的内心隐秘。这些作品艺术上并不完整，但联系当时的时代精神需求来阅读，就能理解其当时受欢迎的原因。
（7）同样注重抒情却又在艺术上达到较完整的境界的本时期作家，还有冯文炳和许地山。前者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中心，欣赏其如何以冲淡、质朴的笔调描写古朴、和谐的田园生活之美，及其如何借鉴古典诗词的手法构设小说的意境。欣赏许地山的《缀网劳蛛》等作品，则应当把握其倾向浪漫主义的丰富的想象和宗教传奇的情节韵味。
学完本章，最好有一小结，即在理解“五四”时期短篇小说多样性的同时，从结构、人物、叙述角度与技巧等方面掌握其向“现代化”转换的表现。对本时期仍比较幼稚的长篇小说，则只需一般了解，不必重点探讨。
【知识点】
小说界革命、林译小说、问题小说、叶圣陶的《隔膜》与《火灾》、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自叙传、庐隐的感伤小说、许地山的宗教题材小说、废名的《竹林的故事》。
【思考题】
（1）概述“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流脉与开放性状况，并和古典小说比较，简要说明初期现代小说在叙事结构与文体方面的创新。
此题偏重知识性，同时也是综合性的题，跨越古代和现代文学，有较大难度。主要考察对本章第二、三节内容的掌握及相关的理解。1．客观写实与主观抒情是两大流脉，它们又分别包括一些不同的创作潮流。2．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