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都存在。
（录自赵园：《路翎小说的形象与美感》，《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论张爱玲
在初版《传奇》上，有一段张爱玲的卷首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所说的“普通人”大多是生活在上海弄堂的各类市民，她有好几篇小说写香港，仍多是“上海人在香港”。她的题材几乎全是他们的婚恋生活、两性关系。因而依照古代传奇的分类，可以归入“言情类”。如唐传奇的“言情类”有《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我们亦可称《金锁记》为《曹七巧传》，《倾城之恋》为《白流苏传》。正如有人所说，张爱玲的出现，开了我国言情小说的新生面。《金锁记》写的是麻油店女子曹七巧嫁给富户姜家残废的二儿子，以青春为代价分到一小部分家产。自从有了这“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她赶走了自己曾经爱过的老三季泽，狠心地破坏子女的婚姻幸福，自己没有得到的也绝不让他们得到。金钱的腐蚀使她丧尽母性、妻性，心理变态，成了可怕的畸形人。七巧只是张爱玲塑造得最完整的形象，她笔下男男女女的婚恋，也同样都以金钱为支点。如果没有明显的财产追求的目的，也一定受着某种利害关系的支配。
除了七巧等个别人物，张爱玲笔下的婚姻已非包办式的，即便由亲友拉纤引线，当事人自己还是有决定权的。然而从她描绘的一个个故事中，看不到现代自由恋爱的天真、纯情，甚至连封建时代后花园私订终身式的浪漫气息也没有。不妨说市民阶层是最缺少激情、缺少诗意的。他们从客厅转到卧室，从卧室转到厨房，在那平庸而又平淡的生活状态中，也许婚恋还比较能撞出些感情的火花，然而又是多么微弱、暗淡。张爱玲选择了这样的角度，从无情的言情中，直切了下去，切入市民阶层的五脏六腑，切到人性的至深至痛的部位上了。
张爱玲的人物最值得注意和称道的，还是女性形象。首先当然是曹七巧，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厚实的市民形象。她本来就是小市民，类似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如果不嫁到姜家，她充其量也只是个“麻油西施”。可惜没落的姜家无法把她提升为贵族，她以卑贱之身要在姜家立足，不能不拼死挣扎，而赖以抗争的本领，就是她的市民性。这里表现了市民阶层特有的生命力和破坏性，直搅得姜家天昏地黑，断子绝孙。这生命力的来源就是世俗的物欲、情欲，而她的破坏性则源于市民阶层的盲动性，因为他们目光短浅，缺少理想和教养，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他们生命力越是发挥得淋漓，市民性的丑陋一面，也越表现得尽致。
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首先要欣赏她那工笔细描的写实手法，她的描绘以细腻、逼真见长，颇得《红楼梦》的神韵。例如她对人物服饰的精细勾画，被人称为《红楼梦》之后没有第二人。对塑造人物来说，她对房屋建筑、居室装饰摆设的描写，艺术上作用比写服饰更大。
小说艺术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语言上的创造。上述对人物内外两个方面的细腻描绘，当然也颇见语言上的功力，这方面明显受旧小说影响，但多有助于人物的描写，又使小说风格显得通俗、平易。而真能表现作家才华的，是那连珠般的妙喻。她的一些奇崛而又极贴切的形容、比喻，堪称经典性的，从中表现出的奇妙高超的想象力，令人惊异，令人叹服。人们会像反复地欣赏名画、名曲那样，多遍地诵读她的小说，且百读不厌，就是为了欣赏那语言的美，从中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有人还专门摘录这类妙喻、警句，编成“妙语金句”供人赏玩。读者从本书中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例子，不必在此摘引了。
与奇譬妙喻相关联的，就是意象的繁富。一些用得好的比喻，往往超越形象自身而产生一种象征性的效果，使那用以比喻的形象变得意味无穷，也给作品增添了抒情性。例如用“笼中鸟”来形容被关闭在家庭中的弱者，已成俗套。张爱玲出人意表地用“屏风上的鸟”来形容，自是高人一筹。在《茉莉香片》中写聂传庆的母亲嫁到聂家后，“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接着又用它来形容在家庭管束、虐待下成了精神残废者的传庆。跟具体的故事情节一联系，这“屏风上的鸟”就不仅是对聂家母子的比喻，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成了某种生存境遇和思想性格的象征，还包孕着作者主观的见识与情感的因素，那么浓郁、强烈。
本来张爱玲的小说以工笔细描的写实为其特长，但那些巧妙的意象的营造，使她的作品又多了些写意的色彩，而这是不露痕迹地、自然地融化在写实之中，二者相得益彰。又由此形成浓艳、繁复、典雅的风格，带着珠光宝气的贵族相，却能够和通俗、显露、平易的文字水乳交融着。写实与写意、叙述与抒情、高雅与通俗，经了张爱玲的艺术化合，亲密无间地统一在她的作品里了。
张爱玲的艺术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批评她的旧小说格调，这并不重要，正如不必过多地指责欧化形式一样。但如果损害生活的反映，那就是缺点。读张爱玲的小说，会感到许多人物都善于言辞，伶牙俐齿的。而他们的语言，风格颇相似，都有点旧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的意味。像《第一炉香》里的睨儿，这是个颇为生动的形象，但似曾相识，太像大观园里的丫环，难道现代香港富家的女佣也是这样的？她开口闭口“姑娘”、“姑娘”，现代粤语（或吴语）对小姐是这样称呼的吗？这让人怀疑作家写着写着，已不知不觉进了大观园，忘了自己是写香港。书画市场上有一些假冒名家之作的赝品，我们猜想张爱玲如果冒充曹雪芹来写一部小说，会不会也有以假乱真之力。这样的假想当然很抬举了张爱玲。平心静气地说，她在艺术创造上贡献是很大的，将来的人也许对市民生活不再有兴趣，但仍会爱读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她那语言艺术上的创造，是有永恒价值的。当然在盛赞她的艺术才华的同时，也会为她惋惜，生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以她的才华，应该有更大的贡献，不应该只有现在这样的成绩。此中的缘由，也值得深思。
（录自黄修己：为市民画像的高等画师，《张爱玲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版）
▲夏志清论张爱玲
《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
《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的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的生命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力量。
（摘自〔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夏志清论钱锺书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和牵涉众多人物而结构松懈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 hero）的喜剧旅程录。善良但不实际的主人公从外国回来，在战争首年留在上海，长途跋涉跑入内地后再转回上海。途中他遇上各式各样的傻瓜、骗徒及伪君子，但他不似汤姆·琼斯（Tom Jones）那样胜利地渡过灾难，作为美德战胜邪恶的证明。反之，他变成失望及失败的人。事实上他在书中很早就失去他苏菲亚·华斯顿（Sephia Western）式的好女子。后来他和另一女子结合，而她只带给他更形孤立的感觉。
（孙柔嘉）无疑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细致的一个女性造像。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刚上场她看来羞缩沉默，日子久后就露出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这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特性。鸿渐起初并未注意柔嘉，但赵辛楣冷眼旁观，却清楚看出她正在布下天罗地网，要猎取他这位未设防的友人。
虽然讽刺和浪游都加强小说的范围及意义，但中心主旨的表现，全落在主角的个别戏剧事件上面。鸿渐是一个永远在找寻精神依附的人，但每次找到新归宿后，他总发现到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旧束缚而已。小说中数度提到的“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
《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
钱锺书是非常优秀的文体家。……他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钱锺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similes）的能手……。正像每一个不以平铺直叙的文体为满足的小说家一样，钱锺书也善用象征事物，在选择细节时不单为适合情节的内容：他希望通过这些细节，间接地去评论整个剧情的道德面。
（摘自〔美〕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围城》的三层意蕴
这部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我看起码有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如该书出版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围城》用大量的笔墨客观而尖刻地揭示出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与沉滞的气氛。这个描写层面可称为“生活描写层面”。以往一些对于《围城》的评论，大都着眼于这一层面，肯定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因而有的评论认为，《围城》的基本主题就是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这样归纳主题不能说错，因为《围城》的“生活描写层面”的确带揭露性，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但这种“归纳”毕竟又还是肤浅的，只触及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
如果不满足于运用“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这个简易却往往浮面的批评模式，而更深入思考作品“反映”的东西是否有作家独特的“视点”，这就更深一步发掘到《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泛。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去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围城》里面有的是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那么，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人手反复琢磨作者的立意，我们也许就能越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
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
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为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