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横截面”式的结构方式的新文学的不同，以及对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在小趣味上大加渲染的噱头等方面的扬弃；2．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其叙述语言的口语化，经过提炼的北方农民口语的运用、富于农民式的幽默等在语言方面的独特探索；3．如果更深一步思考，还可以分析其对于传统小说中的诗赞的扬弃或现代转化（《李有才板话》）、对于“扣子”的保留与转化，以及对于传统小说中显在的书场格局的扬弃和对隐含的书场格局的保留等等。可参考《三十年》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4）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分析解放区文艺与民间文艺的关系。
这是一道综合性的拓展题，由高年级和考研的同学选做。民间文艺包括地方戏曲、评书、说唱、民间故事等内容，是解放区作家在实现文艺大众化和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精神过程中，主要借重的文艺资源。这道题，可以围绕解放区文艺对于民间资源的借鉴、整合与创新思考。最主要的是艺术形式方面的：如以《兄妹开荒》为例，分析新秧歌剧对旧秧歌的借鉴和改造；以赵树理小说为例，分析其对评书体式和语言习惯的借鉴与改造，等等。在题材方面，可以《白毛女》为例，分析从口头流传的民间传闻演变为具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主题的新歌剧；在艺术思维方面，可以赵树理为例，分析小说中民间故事（如机智故事）模式，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与地方戏曲中的角色行当的内在关联（这部分可以参考附录中《李有才形象与戏曲中的肯定性丑角》），等等。
【必读作品与文献】
《小二黑结婚》
【评论节录】
黄修己：《总也忘不了他》
戴光中：《赵树理传》
杨天影：《农村舞台上的“丑角艺术家”》
▲论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
我以为以下三件事是赵树理实实在在地做过的，都是在文学史上起进步作用的，后人应该感谢他的。
首先就是让新文学与民间文学传统接上关系，这其中有赵树理的巨大功绩。新文学因为多了民间文学的乳汁的哺育，是更健壮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出现后，在国统区也引起很强烈的反响。郭沫若、茅盾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他们不仅从中看到了解放区的新生活，而且感到艺术上非常新鲜。为什么似乎是老一套的传统手法，未让人感到陈旧反而是新鲜呢？因为赵树理所创造的、我称之为“评书体”的小说，既是人们熟悉的、喜闻乐见的，又是崭新的，是改造了的、提高了的，与旧的民间文学有质的区别。所以，赵树理当时又被人称为“艺术革命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文学而创造出来的新文学，在40年代，因为吸收了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养料，其艺术面貌发生了一次蜕变，变得更民族化也更丰富了，这是历史的进步。
艺术面貌的改变，又使得新文学得以走进农村，在广大农民中发挥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和解放区文艺家们，继承并发扬了“五四”启蒙精神，扩大了“五四”的影响。这之前，“五四”的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想，难以通过新文学普及到广大农村，新文学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还相当隔膜。像《阿Q正传》这样的杰作，赵树理兴致勃勃地念给父亲，一个略有文化的老农听，得到的反应是摇摇头，不感兴趣。他因此痛感新文学的进步性，对农民来说，那是遥远的彼岸，他们之间无法沟通。于是他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进行了革新、创造，使之能为农民所喜爱，这才在思想启蒙中，发挥了作用。他在小说中涉及的，似乎多半是日常的、平凡的事，诸如争取婚姻自主，处理婆媳关系，反对迷信，反对地主剥削等等。但这些无不与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对农民的启蒙，必须切切实实地从这里开始。如果当时给农民讲叔本华、尼采，讲达尔文、赫胥黎，或者讲卢梭，请想想看，会有什么效果？坐在沙龙里怎么高谈阔论都是可以的，但那些高见一拿到实际生活中，难免碰钉子。脱离实际的启蒙，是难以奏效的。
赵树理还创造了风格独特的文学语言，其特点在于非常大众化，又是经过提纯的，既平易朴素，又能充分地表情达意；可说是一种既健康纯正，又十分生动活泼的现代汉语。难怪许多语言学家喜欢举他的语言，用作典范性的现代汉语的例句。“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文，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今天文学作品的语言，已经与“五四”时期的，如鲁迅的，有所变化。其总趋势是变得更能适应表达现代生活和思想感情。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包括赵树理小说，由于自觉地大量运用工农群众的口语，促进了现代文学语言的进步。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语言，就是由“五四”先辈们开创，中间经过赵树理等的改革、推进，经过几十年大批新文学作家的共同创造，才达到的。1950年赵树理将田间的《赶车传》改编为鼓词《石不烂赶车》，这个作品得到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激赏，认为优于原著。罗先生不是在评诗或评曲艺，而是欣赏赵树理那清纯、圆润、流利而富于乐感的语言。将来有人编写《现代汉语史》，一定会记述赵树理在文学语言创造上的功绩。
如果这三点都是确凿的，那么就应该给这位前人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
（录自黄修己：《总也忘不了他》，《文艺报》1993年9月18日）
▲关于《小二黑结婚》的创作与读者反应
《小二黑结婚》基本上是以岳冬至事件为创作素材的。它描写刘家峧的青抗先队长小二黑，热烈地与纯洁美丽的小芹姑娘自由恋爱，却遭到了双方家长的反对和掌握村政权的地头蛇的迫害。不过赵树理改变了事实上的悲剧结局，让这对有情人终于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结成眷属。据他自己回忆，因为当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才由区长、村长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但以我们的眼光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非理智的改动恰恰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它表现了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它使小说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事实上，两代人之间这种永久性的冲突，在40年代的解放区确乎出现了有利的转机。这里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后，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不再是农奴或佃农了。人身自由促进了思想解放，他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旧有的文化传统、信仰价值，开始思索并且要求把握自己的命运，再也不愿向过去的权威盲目地顶礼膜拜、惟命是从了，以前被迫放弃或自愿交给神仙和皇帝的合法权利，现在也要求并且争取收回了。而小二黑，正是这种新型农民的代表人物。自古以来，理想的婚姻，自由的恋爱，对于农民来说简直是一种非分之想，有多少情人抱恨终身、或者象岳冬至似的以死相殉呵！但是现在，小二黑要一往无前地追求自由恋爱的正当幸福了。他坚决反抗父亲之命，拒绝二诸葛强加于他的童养媳，他也蔑视封建恶霸的淫威，无所畏惧地同金旺兄弟据理力争。他对小芹说：“我打听边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
这句话，体现了旷古未有、最具时代气息的思想意识。它使那些也在婚姻问题上痛苦呻吟的男女同胞豁然开朗，好象从暗无天日的洞穴里突然发现了一片投射到眼前的阳光，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坦途。
赵树理的目的达到了。《小二黑结婚》真的为岳冬至那样的青年找到了出路。他的一位老战友写道：“实际上，‘小二黑’已经成了太行山农民反对封建思想、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化身了。我曾亲眼看到：当时涉县河南店村的一个姓熊的姑娘和一个部队的干部恋爱，遭到了她父亲和村里的一切落后势力的讽刺和压迫，她的父亲强迫她嫁给别人了。可是不久，‘小二黑’在太行山出现了；她听了‘小二黑’的故事和看了‘小二黑’的戏，在‘小二黑’的感召鼓励下，终于走上了‘小二黑’的道路，冲破了封建的枷锁，跟她父亲包办的婆家离了婚，然后又跟她真心相爱的对象结了婚。现在这位姑娘已经是一位共产党员，有了好几个孩子，跟她的爱人一起在北京的一个机关里工作，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两年前我还碰见她，并且到她的家中作过客呢。我还时常想起：在涉县胡峪村，我房东家里那个名叫‘好闺女’的粗壮姑娘。这真是一个勤劳勇敢，熟悉农村一切生产、名副其实的好闺女。她的幼年遭遇很不幸，生下来，连话还不会说，亲生爹娘就因为赶上荒旱歉收，活活地饿死了。从此，她就被我的房东抱过来，姓了我房东的姓。我的房东收养她，是为了让她做童养媳，预备给他们那个叫老疙瘩的儿子做媳妇。他们当然想不到：这个笼子里养的小鸟，当她长硬了翅膀，懂得了爱情，她偏偏不爱那个老疙瘩，而偷偷爱上了离胡峪村八里路、南庄村上的一个小裁缝。这件大胆的恋爱行动，轰动了附近的乡村，胡峪村的落后势力曾向小裁缝威胁说：‘不准你再到我们村上来找好闺女。你再来，就砸折你的腿！’可是这时候太行山有了‘小二黑’，于是小裁缝的腰杆挺直了，他没怕砸折腿，反而和好闺女两个暗地一商量，趁着动员人民参军的机会，双双地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在欢送参军人员的光荣大会上，好闺女和小裁缝并排地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碗口那么大的红花，欢天喜地的向人们不断地说着，他们所以这样大胆，是因为有了‘小二黑’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胆子就大啦。”
为了教育落后群众，赵树理还需要刻画这一阶层的典型人物。但要恰如其分地描绘人物，他是离不了模特儿的。而岳冬至和智英祥的家长，显然又不够典型，他们只是一般性地维护包办婚姻。于是，他把两个烂熟于心的人物——二诸葛与三仙姑——放进了小说。
这两个人物，在他去年创作的、随后因写了《万象楼》而弃置一边的剧本《神仙世界》中已经出现了。群众的愚昧落后，往往导致他们的封建迷信。赵树理决定让这两个神仙来分别充当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二诸葛的原型人物便是他自己最熟悉的父亲。三仙姑虽然是杂取种种人化合而成的，但也早已孕育在他的心中了。
赵树理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有一个本家寡婶，招了个窝囊废的倒插门女婿，光知道爬在地里死受，似乎连人类天生的嫉妒心也没有，听任她与别人鬼混。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绣花的小鞋，镶边的裤子，脑门上还顶着一块黑手帕，用来遮盖脱光了的头发。这个“老来俏”的形象便不可磨灭地印入了赵树理的脑海。后来，他又碰到过一对跟智家仿佛的母女。母亲也曾横加阻拦女儿的正当恋爱，她很会享受生活的“乐趣”。她是个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的巫婆，善于利用职业方便，勾引一些善男信徒拜倒在她的裙下，使他们连吃饭时也要端上碗跑半里路来坐一会。——太行山穷，妮子女人象山水般地向平川流逝，或消失在地主老财的高门深宅中，留下穷汉们在性饥渴中煎熬，于是就产生了这种混乱丑恶的两性关系。这三个女性的种种特征，经过赵树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艺术加工，三仙姑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倘就人物性格的生动性而言，这两位神仙胜过了他们的儿女，因为在赵树理心目中，早就存在着他俩的模样。他能仅用对话就显示出人物的个性来。当他俩去见区长时，二诸葛再三恳求：“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一句话就活画出了这个迷信透顶的迂执的农民。而三仙姑则是趴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她的妖妇本色。
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意义也不亚于二黑和小芹，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有人回忆道：“我故乡的小镇上，三仙姑式的人物也颇有几个，她们打扮得妖里妖气，到处跳大神，不知骗过多少穷人。自从看了《小二黑结婚》的戏，就一头扎在自家的窝窝里，再也不露面，闷热的伏天，也紧闭着窗户，不然，调皮的孩子老是踮着脚尖趴在窗口，喊着‘三仙姑，米烂了！’把‘三仙姑’气得手拿烧火棍，蹽着羊蹄子似的小脚，登登登追了出来，尖声骂着‘小猴崽子’！”
这篇切合时宜的小说完稿于五月间。赵树理先把它交给最器重自己的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随后又到了北方局妇救会的负责人浦安修的手里，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赏，并把它推荐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认真地审阅了小说，还了解了小说的创作过程，乃亲笔为《小二黑结婚》题词道：
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一九四三年九月，赵树理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问世了。他时年三十七岁，恰好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的岁数相同。这两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或许，也多少有点相同之处。
《小二黑结婚》出版后的盛况，大大地出乎所有人——无论是作者，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意料。自“五四”以来，还没有过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它在穷乡僻壤不胫而走，被农夫村妇交相传阅，在地头，炕头，饭场上，到处可以看到阅读《小二黑结婚》的热烈场面。过去，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以两千册为极限，可是这本其貌不扬、封面特意标上“通俗故事”字样的小书，却连续印了两万册还是供不应求。翌年三月，新华书店决定重新排印、再版两万册，并加以说明道：“这本为老少爱读爱听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自去年九月出版以来，风行一时，不日就卖完了，本店为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特再版发行。这次是用大号字排印，并附有趣的插图。”
与此同时，由武乡光明剧团带头，数以百计的剧团用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武乡秧歌、襄垣秧歌、中路梆子、上党落子……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这使一字不识而有欣赏戏剧传统的老百姓喜出望外，如醉如痴地总也看不够，甚至一、二十里远的老太太、大闺女和抱着孩子的小媳妇，也会举着火把，翻山越岭来一睹小二黑的丰采。这本薄薄的小书，奇妙地打破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一直存在的隔膜。
同人民群众的狂热反响比起来，文艺界同行的冷淡，似乎有点超出寻常。在《华北文艺》十月号上，有一个刚从外地来太行文联工作的同志，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毫无成见地为《小二黑结婚》写了一篇充分肯定的书评；不料，《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很快出现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刻薄文章，道貌岸然地批评道：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没有什么意义。从此以后，太行区众多的报刊杂志一律保持古怪的沉默。好象盖棺论定了似的。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有一位独具慧眼的权威人士指出：“作者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势力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