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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那时候，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没有比较最有势力的一种意见，这就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是对于“将来如何”一问题的一种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躲避正面答复的一种态度。这不是答案。然而这样的态度的产生有它社会的根据，这是代表了最大多数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智识者的意识的。同时这种意识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的领域。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表示的对于文学的态度就是当时普遍现象的一角。
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它不像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一些具有确定的纲领的文学会，它实在正像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
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简章第九条虽有“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之规定，而且事实上后来也有几个分会，而且分会也发刊了机关报，然而这决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像当时有些人所想像。
同时也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团体行动，而且文学研究会对于它的会员也从来不加以团体的约束；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对于文学的意见，然而“团体”只说过一句话，就是宣言里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花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录自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郑伯奇谈创造社
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原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
然而，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作家的个人环境；这不能造成一个文学运动的影响。创造社几个作家能造成当时那么广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它的社会的原因。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对于近代文明发生了自觉的一种运动。这后面有欧战期间发芽开花的中国产业社会作背景。但是，中国的产业敌不住欧战以后重行进攻的列强的资本。所以，五四运动势不能不变成一幕悲剧。当时所标榜的种种改革社会的纲领到处都是碰壁。青年的知识分子不出于绝望逃避，便得反抗斗争。这两种倾向都是启蒙文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创造社几个作家的作品和行动正适合这些青年的要求。创造社所以能够获得多数的拥护者也是这个原故。
中国的启蒙文学运动以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和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的对立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的现象。同时，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开始就接触到“世纪末”的种种流派。这当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制限。若就现象来讲，这可以证明越是落后国家，反复作用越是急促而复杂的。霍尔的发生学说，在中国的新文学的发达史上，也可以应用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创造社的倾向虽然包含了世纪末的种种流派的夹杂物，但，它的浪漫主义始终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用新式的术语，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它以后的发展在它的发端就豫约了的。
创造社初期的主要倾向虽说是浪漫主义，因为各个作家的阶层，环境，体格，性质等种种的不相同，各人便有了各个人独自的色彩。只就最初四个代表作家来看，各个的特色便很清楚。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因而也接受了雪莱，恢铁曼，太戈儿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成仿吾虽也同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在作品行动，他又感受着象征派，新罗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气，他主张刚健的文学，而他却写出了一些幽婉的诗。在这几个人中，张资平最富于写实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初期作品还带着人道主义的色彩。
（录自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
用什么价值尺度来进行评判呢？胡适提倡要“重新分别一下好与不好”，那标准又是依据什么呢？应该说就是“人”的觉醒和解放；这是由现代化要求所产生的必然命题，所以鲁迅说：“最初，文学革命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沈雁冰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讨论文学问题，首先提出的是“文学和人的关系”；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当时对国民性和启蒙运动的讨论等，都说明了人（国民）的觉醒和解放是前驱者们注意的焦点，而这正是为了适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挣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现代中国人”，即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这既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也是评判和重估的尺度。既然是价值重估，就不是简单地否定；它对传统当然要有否定和批判，但也必然有所肯定和继承，而且这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继承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提倡和建设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不仅可为建设新文学提供借鉴，而且对于文学革命本身也是必须进行的工作。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说：“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的古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如是，则吾国将永无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之日。”视白话文学为正宗，提高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地位，“正式否认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都是为文学革命开辟道路的，其中当然包括了对传统文学的新的审视，也就是价值重估的工作。有的人对问题提得更其尖锐，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驱者所抨击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历史上的桐城派或选学派，而是当时以摹仿古人为能事的旧式文人，所以才叫“谬种”或“妖孽”；至于桐城派或选学派本身，当然评价也不高，把它们与骈文古文律诗古诗等同列；不承认它们的传统的权威的“正宗”地位，而并不是彻底打倒。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韩愈的评价，最足以表示这种评判的精神；他一方面承认韩愈“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一方面又指出“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师古”就是不敢创新，“载道”就是宣扬封建教义，都是与现代化的追求相悖的。所以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就是要求站在现代的高度，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新的评判，而不是予以简单地否定。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的前进步伐相适应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对比和汇合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们正因为从与传统文学异质的西文文学那里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才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观和重估。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是文学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正如鲁迅所说，“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陈独秀提倡文学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今日中国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美并肩”。文学革命正是要将从清末开始酝酿的变革引向文学的深层结构，包括文学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表现方式以及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根本变革，因此西方文学当然成了它的重要参照系统。中国文学史上也曾有过多次的文学变革，但都是在传统体系内部进行的局部性的调整，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它是打着“复古”的旗帜，对传统文学某一方面的理论和写作规范提出质疑的；有些文体的变化则是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产生的。总之，都不象“五四”文学革命那样全面的深层的变革。朱自清在谈到中国诗的发展线索时说：“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但“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别的原因都只在这一个影响之下发生作用。”他接着说，“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这里讲的是新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但他反观了传统诗歌的发展线索，这不仅说明对传统文学的重估与建设新文学同样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而且说明重估的价值观同样也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由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出发的。
（录自王瑶：《论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五四”前后西方思潮的影响
当老一辈人以及保守主义者依然固守着传统的思想与伦理之时，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子则正团聚起来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是新知识分子给民主与科学起的别名，用以概括当时的新思潮。正是借着这两位“先生”的权威，新知识分子向孔教以及它的支持者发起了进攻。对“五四运动”早期新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思想是17世纪以后西方各种思想的大杂烩，而他们特别推崇的则是来源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
1919年以前的20年中，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就已风行于中国。功利主义、进化论、经验主义通过严复的译著引进来了。这些译著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4—1895年译，1895年出版，1898年4月重印），亚当·斯密的《原富》（1897年底到1900年秋译，1901年底出版），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899年译，1903年10月出版）和《名学》（只译了前半部，1900年到1902年译，1902年出版），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898年到1902年译，1903年5月出版），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3年译，1904年2月出版），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年到1905年译，1904年到1909年9月出版），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8年秋译，同年出版）。“五四运动”时期正是人到中年的知识界的领袖们，他们的思想主要就是受了这些著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首先是由梁启超在本世纪初介绍进来的。梁启超以其明白通畅的文章使卢梭的思想流传开来。1906年以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又向国内介绍了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其他一些法国哲学著作。王国维等人则介绍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思想。“五四事件”以前，罗素的一些著作就已被翻译成中文，这加强了早先就已经引进过来的英国的经验主义的影响。罗素的著作以及后来杜威对笛卡儿的方法论的介绍，为中国数理逻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之初，这些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们的批判性思维都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是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就提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生活态度，推崇约翰·密尔和孔德。在他看来，东西方的根本差异之一就是，西方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方以虚文为本位。因此，为了使中华民族重现生机，他提出，中国应当以实利主义为其教育方针之一。除陈独秀之外，其他还有许多人提倡功利主义。以后，这些思想又与实验主义融合在一起。“五四事件”以后，虽然年轻人充满着幻想，但是他们仍然是以实用作为行动的基准的，至少他们自认为是这样的。
“五四”初期，自由主义是挂在知识分子口上的口头禅。20世纪初，梁启超与国民党领导人曾经提出过个人自由的问题。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也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种种形式的奴役。他又把塞缪尔·F。 史密斯的《亚美利加》（美国国歌）翻译出来，登在《青年杂志》第2号上。爱德蒙德·伯克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演说也被翻译成中文，刊登在《青年杂志》上。流行于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的概念主要是来源于卢梭的国民总意说以及英国的功利主义。他们是从人权、言论出版自由的角度来谈论自由的。
当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国家统一与强大的重要性的时候，一些新知识分子就倾向于强调个人主义。他们坚持认为，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大多数新知识界的领导人认为，不能以国家的强大与民主利益作为最高的理想，他们只承认，谋求个人福利需要这些暂时性的手段。陈独秀就认识到，东西方的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西方文明，不论是英国、美国、法国文明，还是德国文明，都是以彻底的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而东方文明则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依据他的理解，西方的伦理道德、政治原理、法律都倾向于提倡个人的权利与福利，提倡思想言论自由，提倡个性发展。而在东方的制度之下，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只是家庭或家族中的一员。这种制度，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他人之习性。所以，他提出，要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向中国人介绍易卜生，促进了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