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勒索，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和动作，更没有形成戏剧性的悬念或者高潮，一切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了又过去了。除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没有惊动任何人，即使有第三者知道了也决不会注意和关心这类平淡无奇、到处都有的事情。然而小说却有力地写出了这些都给祥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悲剧就是这样地开始的。
作家还善于从一般人不留意的场合、或者不以为是悲剧的事态中挖掘出内在的悲剧意蕴。车厂老板的女儿虎妞主动和祥子亲近，后来还不惜嫁给他。从世俗的眼光看来，这岂不是作为车夫的祥子的意外艳福？作家却从中看出了也写出了这种强加于他的爱情和婚娶，非但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幸福和喜悦，反而使他陷入说不出的委屈和耻辱——粉碎了作为他的整个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成家立业的生活蓝图。“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而且使他从挣脱不掉这么一个女人的摆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生活的无望。
比起英雄悲剧，这种普通人的生活悲剧，在文艺史上是比较晚出的，直到近代才流行和普遍起来。它反映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与平民百姓的更为紧密的接近和结合，又与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这类悲剧作品，没有英雄悲剧那种能够唤起人们的崇高、庄严、悲壮感的美感作用，和产生突然爆发出来的振奋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然而正象鲁迅所指出的：“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这类作品在揭示生活本身的悲剧内涵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可以胜过英雄悲剧。它写的是广泛地发生于现实生活中人们身边的悲剧，有时还能“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隐蔽于生活深处的悲剧因素。这类作品又总是努力排除各种外在的、偶然的、或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刺激性的因素，而是以人物的平民性、事件的平凡性和内在的悲剧性，构成对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悲剧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概括。这样的悲剧作品，能够深化最广大的读者对于生活的认识，而且由于使他们感到其中所描写的既平淡无奇又如同身受，从而激起更多的醒悟和震惊，由此产生的悲剧效果也就可能特别强烈特别持久。叔本华给这类悲剧以很高的评价：“这一类不是把不幸当作一个例外指给我们看，不是当作由于罕有的情况或狠毒异常的人物带来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轻易而自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东西，几乎是当作（人的）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不幸也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我们看到最大的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己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可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这样我们就会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已到地狱中来了。”这段话概括了这类悲剧的长处及其特有的美感作用，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骆驼祥子》获得成功的一个方面的缘由。
从一定意义上说，《骆驼祥子》又是一个性格悲剧。酿成这样一场悲剧，除了来自社会的压迫剥削，还有悲剧主人公本身性格上的原因。作家的创作意图显然也不仅仅在于控诉制造悲剧的旧社会，同时还鞭挞了祥子身上的弱点。
长期以来，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分析祥子形象时，虽然也提到他来自农村，在具体分析中常常只是把他作为一般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看待，忽略了农村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的各个方面留下的众多鲜明的印记。无论是他的健壮、木纳或者勤快、朴实，还是他的狭窄、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形、生活习惯，到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即使在诸如喜欢蹲着跟人讲话和“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之类的生活细节中，也都是典型的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小说一再提到他不同于一般的车夫，没有入车夫的“辙儿”（比如不会象别的车夫那样撒野耍奸），还是因为他保持着在乡间形成的拘谨忠厚的心态和气质。他和很有心计、八面玲珑的高妈同在曹府帮佣、同属城市个体劳动者，但两人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处处形成明显的对比，同样在于他有强烈的农民意识，和还缺少高妈那么多的城市生活的磨练。所以，《骆驼祥子》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正直的青年堕落为所谓“坏嘎嘎”的城市无赖的悲剧。这个因为农村无法存身、到城市另找生路的劳动者，被城市更加无情也更加迅速地毁灭了。在他的身上，当个独立劳动者的人生追求和纯洁美好的农民品格是同时丧失的。这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这场悲剧的主要线索。三十年代上半期，随着破产农民大批涌向城市求生的社会现象日趋普遍，王统照、丁玲、叶紫、鲁彦等不少作家都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他们或者着重描写这些人物在农村的不幸，把奔向城市作为作品的结尾，或者描写后者来到城市后不久，同样投靠无门，失望而归。《骆驼祥子》则以全部笔墨叙述他们来到了城市以后的痛苦遭遇，以他们被新的生活所吞噬而告终，在艺术上完成了对于这个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悲剧的反映。
抓住以上特点，也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韧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事情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惶恐和苦恼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诉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
祥子性格的最大特点，又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观上的契机的，是他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的强烈愿望和执著追求。既然他所承受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孤立的零散的个人奋斗自然难以取得成功，即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着，又何尝能够摆脱那些压制而成为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性，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
对于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丰富深入的理解和杰出的现实主义才能，使老舍从一些富有个性特征的言谈行动中，揭示出祥子社会的阶级的属性，准确而且鲜明地表现出小生产方式的阶级的属性，准确而且鲜明地表现出小生产方式和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它们的狭隘性、保守性和盲目性何等深刻地决定了祥子的生存形态、行为模式和交往准则，造成了他性格中的严重缺陷（前面提到的祥子对于小福子的态度，也是如此）。小说有力地写出了祥子的悲剧不仅是当时那个社会作为外在的力量造成的，同时也是社会对于他的性格的深入影响、阶级的局限性，即社会转化为人物的内在因素造成的。所以，不但应该改变那样的客观世界，同时也应该改变这样的主观世界，才能最终地结束悲剧。
（录自樊骏：《论〈骆驼祥子〉的悲剧性》，《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
▲《骆驼祥子》对个人主义的全面批判
作为一部从世界上全面地批评个人主义的杰作，其锋芒必然触及到一切题材的方面。与祥子同命运的一切老、青、少车夫，也不会逃脱祥子般的厄运。不挣扎的定会比他更惨，挣扎的也不会比他更强。因为他是头等劳力和品行的车夫。更可贵的是，作品把对个人打算的批评也注入于倾向革命、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不辞劳苦的人物的许多行为和意识之中，甚至于注入打着革命旗号的青年的灵魂之中，并且真实地描写着个人意识登峰造极时的最大危害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两面和反动。
因而祥子挣扎在“地狱”般的苦境里是全面的，既包括军阀混战和刘四爷对他的剥夺，也包括曹先生只停留在人道主义的怜悯和相助上、远远没有到达帮助其摆脱自身惨况的水平。在这两方面都无望之下，加之祥子的自身堕落，才使他走上绝境。从作家严厉地批评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形态来看，作品以主人公或包括一切人物命运在内的角度，深剖其危害性的艺术想象，是非常精到的哲理思维。假如批评个人主义末路鬼的主题思想只停留在祥子个人身上，而且不包括他对虎妞的某些感情形态，对这个典型的价值还认识得不够充分。假如把这个主题同曹先生和阮明的所作所为理解为毫无瓜葛，也是对作家精密的创作构想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大大地降低作品的价值。只有把作品里的一切的一切，都从个人主义关联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才能真正发掘出老舍认为这是他自己最满意的杰作的涵义。在这里个人主义末路鬼像一条又粗又长的缆绳，把所有的人与事都捆绑在一起，其中只有程度的差异，却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从这些意识的个人属性加以剖析的缘故。也许会有很多人不会赞同把祥子和刘四爷的人生哲理等同起来，然而作品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指明他们思想状态里的许多等同方面，甚至把曹先生某些利己的做法也归属一处，确实达到惊心动魄的程度！
（录自张慧珠：《老舍创作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茅盾的社会剖析与老舍的文化剖析视角之比较
把老舍这样的重在透析文化内涵的写法，与茅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反映，对于人物形象及人际关系的刻划作些对比，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老舍创作的这个特点。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代表作，所用力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经济、政治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利害关系，连同军阀混战、党棍政客的欺诈压迫、工商业经营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竞争并吞，还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经济掠夺等等，与作品中各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直至整个命运的悲欢浮沉，都是始终直接地、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经济活动、政治事件等都不是稍作勾勒的时代背景，而是具体描写的内容，构成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正是由此展开一幅幅场景，建构一段段情节，上演一出出悲剧。茅盾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文坛“社会剖析派”的创始者与最杰出的代表。这就是他们两位“对生活所取观察的力度”，即各自的着眼点与用力处最大区别之所在。事实上也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处理，突出地显露出茅盾之所以是茅盾，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
茅盾喜欢高屋建瓴的审视、把握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动向，又擅长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切入生活，剖析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总揽全局地将它们再现在自己构造的艺术世界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评价中所提倡的创作原则来衡量，他的作品的确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做到“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有的还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艺术形象，还有力地证明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作为“一面镜子”，他的作品缀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半个世纪里“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些，都是茅盾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贡献。其中，也的确有老舍难以媲美取代之处。何况，一般说来，着眼于社会剖析的茅盾的作品，比注意文化批判的老舍的创作，还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倾向与更为激进的思想题旨，进而发挥更为直接、强烈的战斗作用。在普遍地把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年代里，相比之下，人们更推崇茅盾式的作品，是事出有因的。而老舍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也能在这里得到部分的解释。
（录自樊骏：《认识老舍》，《文学评论》1996年第5—6期）
第十二章
巴金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评述著名作家巴金。首先要求对巴金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概况及其代表作有大致的了解。应根据阅读《家》和《寒夜》等作品的印象与体验，去认识与掌握巴金小说的情绪格调与艺术特色。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不一定要做文本的细读评析，但应领略其如何以单纯、酣畅的笔法造成以情动人的风格与感召力。第一节介绍巴金前期的创作；第二节评介《家》，包括人物形象和艺术格调的评说，是本章重点；第三节介绍后期的创作，涉及《憩园》和《寒夜》的评价。巴金始终以很强的使命感和战士的姿态从事创作，对这一特点的关注，会有助于对其创作得失的理解。
一 青春的赞歌：巴金前期小说创作
（1）可用“青春的赞歌”来概括巴金的前期创作，其特色是：多以青年的爱情、苦闷、理想与反抗为题材，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倾向单纯、热情、坦率，情感汪洋恣肆，特别能唤起青年的共鸣。这正是“青春型”的创作。巴金前期小说分两类：一类是正面描写青年投身社会斗争的，如《灭亡》、《新生》与《爱情三部曲》等等；另一类是揭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的，以《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为代表。要从特定时代的审美需求角度理解出现在前一类小说中那种狂躁浪漫的抗争气氛与“英雄”的追求，何以能大受欢迎，理解当时青年读者怎样从后一类小说中读出他们同一代人的心境。要思考巴金小说“不成熟”的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功能。还要大致了解巴金这些小说与同一时期“革命罗曼蒂克”创作的异同。
二 《家》的杰出成就
（2）《家》也属于前期创作。除了上述有关“青春型”创作的共同特色之外，还要分析和了解这部长篇小说杰出成就的几个方面：一是批判性的激进的主题。系统描写封建家庭的崩溃过程，矛头指向专制主义，并号召青年投入社会革命洪流，在当时有极大的感召力；二是人物塑造的成功。可重点比较分析觉新与觉慧两个人物。注意理解觉慧作为幼稚单纯的“叛徒”的时代特征，也注意觉新是更见艺术功力的形象，作品对其在罪恶泥沼中难于自拔的思想矛盾，及其人格分裂的悲剧命运，都有真实而深入的刻画。两兄弟典型地体现了两种人生的选择。此外，对《家》的结构艺术及抒情特色，也可以作较细致的分析。《家》是巴金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激流三部曲》其他两部的创作激情相对较少，特色也不如《家》的鲜明。
三 深沉的悲剧艺术：巴金后期小说艺术
（3）了解巴金在40年代又出现一个创作高峰。其风格与前期相比，由青春浪漫转向中年人的沉稳，冷静的人生世相描写代替了奔放的抒情咏叹。也可以将后期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顺着《家》的路子继续写旧家庭的没落，以《憩园》为代表；另一类反映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以《寒夜》最为突出。《憩园》写一所大公馆新旧两代主人共同的悲剧命运，揭示封建阶级所经历的人格堕落与人性扭曲的过程。可以将《家》和《憩园》联系起来讨论，两者都写旧家庭的变迁，但角度与深度都有所不同。《憩园》中批判性的人物杨老三使人厌恶，又不免有所同情。对作品的“挽歌”情调，也可以作为讨论的问题。此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