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相互交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和思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严复和林纾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翻译家。1896年林纾翻译了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大都市中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1897年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载他自己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让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最新的西方思想。两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译才并世数严林”。［1］对这个评价，严、林两人皆有异议。林纾虽译了17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但他不屑于做个“翻译徒”，自许是古文高手，而康有力和后人却偏偏赞赏他的“译才”。严复则认为“康有为胡闹，天下哪里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自己羞与为伍”。［2］的确，他所译的那些西方理论名著，别说不识外文的文人不能翻译。就是一般译才也无法胜任。严复的辩白是可以理解的，就他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而言，确实是同时代的其他翻译家所无法匹敌。
3·1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梁启超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3］“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一篇杂文中以热情的言辞称道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4］鲁迅所指的“感觉敏锐”，既不是指严复在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以前，就写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实行民主政治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等文；也不是指严复与夏曾佑一起写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驳斥传统士人把小说贬低为“小道”的错误观点，高度评价了小说对天下人心风俗的影响超于经史之上，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它是指严复“先前认真的译过几部鬼子书”［5］，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谈及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时，也推许“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6］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也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7］近人对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中的先导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的确，从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以前的十余年间，也即在严复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学问造诣最为宏厚、思想和认识最为成熟的年代里，他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十八、九世纪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逻辑学诸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向中国知识分子系统地介绍了“西学”的精华，即其所说的西学“命脉之所在”。［8］他的这些具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不仅使当时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发现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而且为中国学术的更新，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现有的材料表明，严复共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时人称“严译名著”，1931年、1981年商务印书馆曾两度汇集出版。现据有关资料，将严复译著的大致情况例表如下：在严复翻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当推他所翻译的第一本书——《天演论》。它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论文，英文名Evolution
and
Ethics，可译为《进化与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是宣传生物进化论。可以说，进化论之输入中国，是从严复翻译该书开始。《天演论》译成出版后，立刻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一年内即出现了湖北沔阳木刻刊行的版本和天津嗜奇精舍的石印版本。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到1921年就印行了20版。这本书对社会影响之广，渴求新思想的人士对此书倾慕之热情，由此可见一斑。在晚清文坛据有鼎足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阅读了译稿后，倾倒之情油然而生，他致书严复说：
“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天似此高文雄笔也。”［9］
“前读《天演论》，以赫育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忍释，老懒不复甄录文字，独此书则亲笔细字，录副袭藏，足以知鄙人之于此文，倾到至矣！”
吴汝纶欣然为严译《天演论》制作序文。至于当时维新派的其他人物，更是对它称羡不已。康有为一向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一直钦佩严复，他是较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随后推荐给康有为看，《天演论》还未正式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所以，《天演论》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誉满于主张维新的士大夫间。及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版以后，其影响于社会就更深远了。当时，小学教师往往拿这本书作为课堂教本，中学教师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作文题目，青年们也不顾长辈的反对，偷偷地阅读《天演论》。事实上，不过几年，《天演论》便变成志士仁人救国理论的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许多人甚至将这些名词做为他们自己或子女的名字。胡适、鲁迅对这段心路历程有很生动的描绘，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孙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10］鲁迅回忆自己少时在南京求学的情形：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伯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11］
胡适、鲁迅的上述回忆，颇具代表性，同时期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历程。一句话，《天演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中国青年的理论教科书。
为什么严译《天演论》能成为一本畅稍书，能在当时产生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康有为赋诗“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纾翻译的作品体裁是小说，自然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严复所译则都是理论著作，不是消遣读物，但它同样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并引起人们严肃认真的思考，其故安在？这得从19世纪下半期西学输入状况谈起。在《天演论》出版以前，人们所接触到的西学书籍，只是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传教士所出版的一些译著，它们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宗教的书，最重要的是《新旧约全书》的各种译本。第二类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书，当时称为‘格致’的书。第三类为历史、政治、法制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12］这些书当然不能满足人们追求新知、了解世界大势的要求。甲午战争以后，从鸦片战争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已使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忧虑；恰好在《天演论》出版的那一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德国、沙俄、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掠夺“势力范围”，要求租借地与筑路权，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瓜分豆割”的严重局面。中国的每一个爱国志士都不禁要发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是真的要亡国了吗？还是可以奋发图强、重新振兴呢？《天演论》就是回答这一问题。它告知人们：中国面临真正的民族危机，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无论在德、智、力诸方面，都要比中国具有优势，根据《天演论》中“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将要灭亡了！但是该书又诱导人们：人们只要“任天而治”，按照历史规律运动，迈上近代化的轨道，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免于灭亡之险。严复借着《天演论》的翻译而呼吁：只要发愤自强，中国仍可得救，存亡生死之权仍旧操之于我。《天演论》就这样在民族危难中敲起了“救亡”的警钟。
但是仅有外部的社会氛围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复在翻译上所下的功夫，要在读者中产生深刻影响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也不易做到。我们先从微观上找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严译的认识。当代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将严译《天演论》与赫胥黎原著作了比较，发现严复对原著作了戏剧化的文字处理，试以开场白为例，译著为：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夫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再看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two thousand years ago，be 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t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write，was in what is called“the state of Nature”．Except，it may be，be
rais 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here and there，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而照古文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平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原文里的第一人称在译文里变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这就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再从风格上看，原文系理论著作，故开头就一板正经，而译文则比较戏剧化，将人们置身于某种历史场景之中。严复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文字处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要把此书译成一本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著作，所以他也就调动他所掌握的种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这对于一部纵论人类亿万年来通过物竞天择的无情斗争而演化到今天的重要著作，无疑是完全适合的。［13］
从整体上来把握严复的翻译，它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译品，其超出同侪之处表现在：首先，严复对于原著有一番严格的审读和研究。严复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译书的目的就是挟持译介“西学”的声势，沟通中西文化，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启迪人们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他在《天演论》的序中如是说；“风气渐通，士知葊陋为耻，而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这是他的卓识。“自从《天演论》出版，1898年以后，中国学者方才渐渐知道西洋除了枪炮兵船之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可以供我们采用。”［14］严复翻译的著作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及其价值观念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共同构筑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大体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这对中国人认识西方，看清世界大势，具有震撼心灵的启蒙作用。因此，严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胡适称其为“介绍西洋的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可谓恰如其分。
严复译书不仅以启蒙为职志，而且是将之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来做、凡与原书有关的书，他都涉猎；他所作案语，旁征博引，解说详明，或批评原著，或阐发意旨，或触类旁通，或中西对比。这对读者理解原著和译者的思想，自然有极大的帮助。“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像严复的，实未之见。”［15］作为一个翻译家，严复被人们称誉且被后人引为典范还有他一丝不苛。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严复译著不多，字数也不过170多万字、［16］他所译的八种著作，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系取原书全译。《群己权界论》不过是长篇论文。《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导论和其中两节。至于《穆勒名学》尚不及原书一半。故严氏的译本与同时期林纾的译书相比，在数量上明显见少。但在质的方面，林纾却绝不可与严译同日而语，这也是严复羞与林纾为伍的原因。如从翻译的态度和译品的高低比较林、严两人，严复也远在林纾之上。严复译书，字字推敲，句句勘酌，可谓煞费苦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字字用戥子称出”，用功之精尤为后人所推重。他自己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常被后人称道，在近代翻译史上，几乎成为一个不可移易的翻译原则。严复首次系统谈及自己的翻译观时，有一精辟的见解：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评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以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雅尔。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