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即西”的新学问。严复则从少年时代进入船政学堂，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随后又留学英伦，对西方社会政治有直接的经验，对近代科学文化有系统的学习，因而他能以全新的面目投入维新运动。对康、严之间的差别，梁启超后来有一段评价极为中肯：
“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子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
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42］在戊戌维新时期，真正对当时的维新运动发生主导作用的是康有为的思想，严复的主张虽有影响，但不构成运动的主流。20世纪初，康有为的思想毕竟因其旧的色彩过于浓厚，已不为时代所容，故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严复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新学堂的兴办和大批留学生的派遣，逐渐得以传播，为广大新型知识分子所接受，进化论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西学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学。因而两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则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时期，康有为的学术意味着旧学术时代的终结，严复的学术则预告了新学术时代的来临。这也是“五四”那一代人舍弃康有为，愿意奉严复为其思想圭桌的一个重要原因。2．3文化维新，教育救国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四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自己从此名声鹊起。也许是出于自己思想家好思不好动的天性，也许是出于对康有为等人维新思想及其活动的保留态度，严复并没有直接卷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自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的三年里，他守着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位，其活动区域大体局限于天津，只是偶而到北京去过几次。这期间，严复与维新运动发生关联的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一是“应诏”会见光绪皇帝。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一份具有维新倾向的日报——《国闻报》。该报登载国内外时事新闻，发表社论时评。除了日报之外，“略仿英国《太晤士报》之例”，另辟有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三事”，其消息议论，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这两份报纸各有职守，“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43］两份报纸各有自己的读者对象，其社会影响可相得益彰。
关于《国闻报》的创刊宗旨，它的发刊词明确宣布：“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所默为祷祝者也！”［44］也就是说，创办《国闻报》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通上下之情”，打破各个阶层壁垒森严的局面，发挥众人才智，造成一种讲求民主的气氛；一方面又要“通中外之情”，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大势，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当时，《国闻报》与《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刊。《国闻报》自创刊至维新运动失败（1897年11月—1898年9月），维持了不到一年，共发表42篇社论。据王拭考证，内中有27篇为严复所撰。［45］这些文章笔调尖锐、泼辣，显示了严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维新变革的强烈响往。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11月，《国闻报》创办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侵占我国胶州湾，守卫当地的清朝文武官员不作任何抵抗，便退出阵地。为此，严复特撰写《驳〈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等文章，一方面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是“盗贼野蛮”，是“海盗行劫，清昼攫金”；一方面愤慨于清朝文武官吏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德国与清朝本来缔有和约，然而“谈笑未毕，鞭楚相随，夺我要隘，毁我电线，扣我守土之官，逐我驻防之兵，俨然以敌国相待。”［46］这种“背公理，蔑公法”的行为，实与“海盗行动，清昼攫金”无异。而据守胶州的总兵章某在德国人的胁迫下，“葸懦畏死，而致外人视之如犬彘也。”［47］严复怒斥这种贪生怕死的退缩行为。然而，这不过是腐败的清朝军队的缩影。“中国兵官，大都纷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48］武官退阵脱逃，文官则弃职而去。胶州知州某君奴颜婢膝、拱手让地，玩忽职守。奇怪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是整个官场的典型代表。他们“慈祥恺悌，恩如父母，非爱民也，为其所求耳；严刑峻法，恶过焰摩，亦非有仇于民也，亦为其所求耳；苞直所及，上穷碧落，下入黄泉，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胁肩耸体，媚于优倡，排挤夤缘，幽于鬼域，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他们在官场混惯了，“既熟思之既深，始为之犹有所苦，继则忘疲，终则与之为化，而若有味存焉。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一旦而有非常之变，彼之心目，安能辨来者为敌人，而我当为国而拒之哉！”［49］这些官吏们只知“请安、磕头、办差、乞怜”，“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50］真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了。严复结合实际情况，抨击了整个政治机构中的腐败现象，并从深层挖掘造成这些现象之原因，这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中国历古政教合一，官僚机构渗透了腐臭味，士人阶层也相差无几。严复撰写了一篇《道学外传》，生动描绘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丑恶形象：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壁》、《四书典林》，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卤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何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手？”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艳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51］这是一幅绝妙的道学先生肖像画。既不做作，也非夸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夫学术之归，视乎科学；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这些由宋明儒学和八股文章造就出来的迂夫子，真是可怜可笑可恨可悲！令人可悲的是“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矣，为时久矣。”他们全是一些“生为能语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他们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
既然明代以来支配意识形态领域的科举制度已完全成为祸国殃民的癌瘤，自然应予革除。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与传统学术有别的文化思想。
首先，严复认为，治学宜以学术为本，而不应以仕途为依归。传统科举制度把学校变成造就官宦的场所，士人治学莫不以入仕为依归，因而传统学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政治为本位，带有“治事”的性质，其本身欠缺独立的意义。严复觉察到这一问题，他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指出：“天下之人，强弱相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52］政治学术不分、混同为一，这与一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有关。“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53］严复认为，将学术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有碍于维新事业发展，而且窒息学术之生机。“今新立学堂，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54］严复力主将学术与政治分立，“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各施其才，各有其应占之地位。
其次，严复激烈批判那种向后看的传统守旧思维模式，主张对新生事物持一容忍的态度，使之获得应有的发展。
严复比较了中西之间对待新发明、新创造的态度。“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其声光化电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论讨耳。……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下之奥，究造化之原焉。”［55］但是此类事如发生在中国，“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其菲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词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以弃去。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合今人材之进境矣。”［56］中西方对待新生事物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大相径庭。在西方社会“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言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进而新思潮代替旧思潮，时势为之转移。中国社会则另有一番情形，“人才既无进镜，则教宗政术咱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57］由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扼杀新生事物的机制和气氛，所以整个社会循规蹈矩，固守旧见。“士林无横议，布帛寂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褥，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粟，无以复*。”
再次，严复主张改变传统的教育结构，引进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教育渐次走向近代化。
严复认为传统学校已腐朽不堪，弊端百出，不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造就新人才。他说：“至于吾民，则始亦无论学校已废欠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家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敦教之者也。”［58］整个学校教育趋向保守，毫无新的刺激，因此“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59］虽曾有所变动，但“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贴，或诗赋杂体文。”［60］为更新教学内容，严复主张加重自然科学在教学内容中的份量。他说：“格致之学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因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61］他还援引日本为例，“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辜矣。”［62］日、中在教育内容改革所呈现的差距，导致了国民智力相差悬殊的结果。在当时科举之风尚盛的情况下，严复极其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这是难得的先见之明。
输入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其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就是学习西文。然而，“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途，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63］鉴于这种情况，严复驳斥了那种想靠他人译书来了解“西学”的懒怠想法，指出：“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通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64］他还特别批评了鄙视学习西文的狭陋之见，“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目直用严谈，援楚国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65］以后，严复多次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至于十五以后，是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用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话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