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屡受挫折呢？！
组织关系的疏离，在严复和李鸿章之间横下了一道天然鸿沟。思想观念上的歧异，更使他们变得难以理解。19世纪6o年代至甲午战争前夕，正是打着“自强”“求富”’旗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严复在英国获得的经验和他个人归国后的遭遇，使他切实意识到李鸿章这位显赫人员“洋务”观的缺陷，他不相信“移花不移木”式的洋务运动可以拯救中国，可以使中国复兴，海军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洋务派只愿采西方“技艺”之长，建船厂，造军舰，不愿对海军的管理和训练完全接近代化的标准进行，结果新装备的水师都经不起实战的考验。当时在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严复说：“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君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40］赫德的这番话对严复刺激很大，他深悉清朝海军内部的腐败情形；中法战争海战的失败，更加强了他这一意识。
洋务运动举步维艰，难期成效。而濒海相望的日本挟持明治维新蒸蒸日上的气势，咄咄逼人。严复“慨夫朝野玩愒”，就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悖牛耳！”［41］他的这种愤激言论，自然不为保持谨慎和温和姿态的洋务大僚李鸿章所接受。李“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2］这就无形之中拉开了他和李鸿章的距离。加上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谈判于天津，为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严复，他“愤而自｛足束｝”。双方产生了不解的疙瘩。
在京、津的上层官僚机构中，严复目睹了官场的腐化、糜烂情形，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失望地写道：
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43］
官场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无情地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也增添了他几分思乡的忧愁之情。他写信给伯兄观清说：“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44］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复内心孤独、寂寞和怀才不遇的心境。
严复的仕途坎坷，归国的同学平步青云。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当上了管带（舰长），刘步蟾则由参将、副将擢升到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即分舰队司令，职位仅次于水师提督丁汝昌。相形之下，严复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也就在这时，他染上了鸦片癖，这多少反映了他对国家的苦难和自己的遭际的无奈和消极。的确，当黑暗吞噬整个社会时，自然也可能吞噬它最优秀的精英。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幸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接近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洗礼，已经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眼睛，又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为了寻找个人的出路，从李鸿章的行政走卒的地位中摆脱出来，严复试图另谋出路。他曾与王绶云（慈劭）投资创办河南修武云的煤矿，资本逾万，严复约占其半。这种在私人工矿企业中投资的兴趣，反映了他两重的愿望：一是争取经济上的自立和富足。在北洋水师学堂的20年间，严复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已成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原配夫人王氏殁于1892年，续娶了造室江氏，离津前又娶继室朱夫人，这二妻一妾共给他生育了五男四女，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成为他一生无时不予操忧的生活负累。二是实现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价值观，即发展工商业是一个社会近代化的基础。但严复投资工矿业的举措，并无补于他的政治活动，故他仍不得不为跻身上层官僚社会作不懈的努力。他曾听说张之洞对他“颇有知己之言”，于是打算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45］可此事并未如愿以偿。
在另谋发展的尝试中，严复最寄予希望，且费力最勤，而再三碰壁的是科举考试。原来严复学成归国时，“见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因此，他想博取功名，提高社会地位，“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毂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开转移”［46］，他自信学问根柢不错，乃“发愤治八股，纳粟为监生”，以为可以在科举考场上打通一条道路，由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以实现自己平日的抱负；或至少也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严复回福建原籍参加乡试。遗憾的是，八股文与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材生没有缘份，严复名落孙山。以后，1889年、1890年又两度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1893年，再到福建参加乡试，均——一落第。“荧冥短檠灯，凄惨长屈蠖”［47］的诗句，道出了严复科举失败后那种凄惨的状态。
科举考场上的败北，自然不能说明严复智力能力的低下，或者表明他忽视自己的经学修养。它只说明，严复尚无法迎合当时八股文的考试方式，摸透其中的诀窍；陈旧的考试制度亦不能容纳和接受具有“新知”的饱学之士，为其才学的发挥提供用武之地。科举考场将严复摒绝在上层官僚社会之外，也排斥了一批与严复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结果造成了清朝官僚政治机制的萎缩和僵化。就严复个人来说，这些羞辱的经历，除了给他带来重重痛苦外，也使他在甲午战争后更为猛烈地攻击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在仕途不顺、科举失败的那些暗淡日子里，严复的思想和学术却有幸获得潜滋暗长。北洋水师学堂环境幽雅，设施齐备，“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48］在教务之余，严复可静心阅读中西书籍，从事著译活动。这时，他继续追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阅读那些能反映时代水平的西方名著。1881年，严复通读了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ofsociclogy，现译为《社会学研究》，作者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典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他在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所撰的“译余赘语”中，回顾了自己阅读此书的体会，写下了一段深刻的感言：
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晦也。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49］
由于斯宾塞的著作对严复以后的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在阅读此著的最初反应。
《群学肄言》是斯宾塞应热情的美国信徒尤曼斯教授的要求所写，原书出版于1873年。斯宾塞在该著中并未合盘托出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对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系统阐释是在后来完成的另一部巨著《社会学原理》中，《群学肄言》则可视为《社会学原理》的入门之作。“它为创立社会学（科学的皇后）概述了所有情感的、伦理的、理智的预见。斯宾塞描述了妨碍真正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产生的一切主观偏见和客观困难，然而在许多篇章里又错综地交织着无数他自己的偏见。”［50］
严复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时，他的独特感受是什么呢？首先，他惊奇地发现这部书的某些思想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加强了他将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信心。
严复在读斯宾塞的著作以前，他“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而《群学肄言》一书，则“实兼大学中庸精义”。例如，《大学》中有一句名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里讨论的是在诚意、正心和致知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它强调道德的发展和完善伴随着知识的进化，道德修养应与知识成熟“同步”。而斯宾塞也认为，追求知识是与克服情感及道德的扭曲，亦即与某种程度的超脱相联系，这种超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上的修养。
也许严复当时已认识到，指出西方科学的高度伦理性的基础，可以提高“蛮夷之学”在充满敌意的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有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输。因此，他不仅肯定斯宾塞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经典《四书》有其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他还力图证明，真实的知识恰恰是要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发现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诚意”的反映，又将人们导向“诚意”。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所获得的科学知识，使他自己切身体会到。这些科学知识不仅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包含着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作用。在人类获取知识、智慧的道路上只有科学的进化才能真正获取古代圣人所梦想的澄清所有情感蒙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贯穿着理性精神的西方科学蕴含了道德的品格，坚持了《中庸》中所追求的“中庸”之道。
其次，严复在斯宾塞的思想中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发现了西方科学方法与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的内在联系，这就为他的维新变革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真诚和正直构成正常社会的基础”。斯宾塞如是说。为此，他探讨了各门具体科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学是一门包括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每一具体科学则提供一种“特定的思维习惯”，例如，数学和逻辑学“提高关于联系的必然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物理学和化学“增强人们对原因、效用和结果的认识”；生物学则教导人们懂得“连续性、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偶然性”等。这种思维习惯对于掌握这一所有科学的最高综合科学（社会学），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斯宾塞的上述探讨主要是在该书的第十三至十六章中展开，它们冠以“规范”的章名。由于斯宾塞对社会学的含义所作的宽泛解释，这就不仅为严复提供了一个科学体系的框架，而且为他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正如后来他在《原强》一文中所说：
斯宾塞尔者……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之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51］
严复将斯宾塞的思想由一种社会学理论推广到实际的社会生活，视其为变革社会的药方，亦即提供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的药方，这与斯宾塞的初衷已相去甚远。斯宾塞当初写作这部书，并不是为那些前近代化的社会而写，而社会学与一般的“应用科学”不同，它不是作为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构造出来的。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试图为一个合理化的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作出解释，仅此一点对严复来说也许就够了。严复的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导向西方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基本线索，并将他所发现的这条基本线索贯穿到中国社会变革中去，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能深深吸引和打动他的关键原因就是在此。严复自以为在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中已经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找到了能供岌岌可危的国人摆脱困境、“修齐治平”的思想武器。
除了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外，严复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BagehotWalter，今通译白芝浩）的《格致治平相关论》（PhysicsandPolitics）两书，可惜这两部译稿已佚失。大约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严复认识了一位名叫宓克（Amichie）的英国人。当时长江流域一带“教案蜂起”；宓克“深忧夫民教不和，终必祸延两国；而又悯西人之来华传教者，胶执成见，罕知变道，徒是己而非人，绝不为解嫌释怨之计，”［52］故特著书《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inChina，现译为《传教士在中国》）。书分四篇：“首发端，次政治，次教事，终调辑大旨。”［53］宓克的宗教观点是非正统的，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批评传教士在中国“胶执成见”的做法；另一方面严复翻译此书，则是希望藉一个外国人反对传教士的观点，“为他的知识界同胞提供有威力的新武器”。［54］但他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有关严复在这一期间与“中学”方面的关系，我们没有详细的史料可资讨论。可以断定的是，他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在传统经学、考据学和古文写作方面作一番必要的准备，他的这些工作尽管在科举考场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后来的政论、译文和古籍评点等方面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致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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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与伯纯如书》（二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26页。
［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收入《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人《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5］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18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页。
［8］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载《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
［9］《为周养庵题篝灯纺织图》，《严复集》第2册第388、389页。
［10］《送沈涛园备兵推扬》，《严复集》第2册第364页。
［1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2］转引自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第2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1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5］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7］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7页。
［19］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第1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0］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4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21］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62页。
［22］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50页。
［23］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6页。
［24］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8、589页。
［25］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37页。
［26］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53页。
［27］《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