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严复提出的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能做到，但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的影响极大，在此之后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几乎都不免以之为标准来要求自己。
严复本人的译作是否已做到信、达、雅兼备呢？他每译一书是否忠实地遵守自定的标准呢？后人对此臧否不一。最早对他的译著作出评价的是吴汝纶，他说：“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犊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渝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以言译书矣。……今赫胥黎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駸駸与晚周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17］对严氏译文大加赞赏。
蔡元培先生认为：“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18］承认严译在当时雅而且达，但或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
胡先驌说：“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俱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滕义。……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19］
近期对严复的翻译给予高度评价的是王佐良。他认为：“在翻译实践上，严复不斤斤于求得与原文的形似，而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例如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往往以单句译复句，以平列代主从，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化平实的叙述为生动的敷演，用意在于以传统的史家笔法，译这部论人类进化的名著，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严复对于科学术语的翻译则勇于创新，而又丝毫不苟。他所立的某些译名一直沿用至今。”［20］
否定严译的人也大有人在。傅斯年就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又说“严先生那种达指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指而后已。”［21］
张君劢对严译批评道：“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又说：“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22］
上述对严译评价的歧议，与其说是对严译本身的争议，不如说是对翻译标准的看法不同，倾向意译的肯定严译的价值，坚持直译的则否定严译的路子。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即意译与直译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至今难分轩輊。但严译在文坛的影响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人们如何评判严译，严复自己确曾对译作下了很大的功夫和气力，他称自己译书“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辛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23］凭藉他深邃的思想见解，深厚的中西文字功底和锲而不舍的勤奋精神，他的译作也非一般译者所能几及。后人在论及近代中国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时，都不能不给严译名著留下一个重要的地位。鲁迅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部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很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是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24］历来对文言文持贬责态度的胡适也认为严译是功力之作，他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曾举‘导言’一个名词作例，他先译‘卮言’、夏曾佑改为‘悬谈’，吴汝纶不赞成；最后他自己又改为‘导言’。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后人既无他的工力，又无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译他一知半解的西书，自然要失败了。”［25］又说：“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字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严复在谈到《天演论》的翻译过程时，也说：“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是，不过如是。”又称“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26］他所附加的案语小注，也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了解。他有一部分译作，如《天演论》、《原富》等，偏重意译，对此他有明白交待。“译文明取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又承认这种译法，不可为训，“题曰达指，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27］这种真实态度。也可说不背“信”字；他另一部分译作，如《群学肄言》，略近直译，较少讥议。
严复对自己的译作颇为自负。《天演论》出版后一年，他说：“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事实也确是这样，严译名著问世前，没有一本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学”书出现；以后，严译《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也长期不见新译本问世。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严复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史上是系统译介西方近世名著的第一人，他的译著，他在翻译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是我国翻译工作者的一笔宝贵遗产。
3．2严译展现的“西学”世界
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和精审才定夺译著，故每译一书都含有其深刻的用意。或根据时势的需要，对症下药；或选择他所信奉的理论原著，为之布道；或填补士人阶层的知识空白，提倡新知。他绝不是无的放矢，视翻译为玩艺儿。蔡元培先生对此曾分析道：“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
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Tenks：History of
Politi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28］严复自己也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为译著《原富》所写的“译事例言”，就是一个明证：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29］
这是严译的一个特色，也是他的译著在当时取得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所选择的西方名著，大都并非十七、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除外）的理论著作，而是19世纪西方社会进化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代表作，这些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业化后的产物，它们与其说是对启蒙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对启蒙思想的反动。严复信奉他们的思想，自然也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学说）持一贬斥的态度。严复的这一思想特点，亦即用西方的后启蒙思想的理论作中国的思想启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它多少表明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早熟。后来“五四”新文化人在从事启蒙工作时，也带有这一特点。
赫胥黎《进化论与化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翻译该书当在1896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为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本。该书从翻译到定稿，前后共经三年时间，其中又有多次修改，内容变化很大。不仅表现在文字的增删、润色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严复为该书所加的大量按语中。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及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就是严复早期的翻译品，其中卷上《卮言》18篇，没加严复一条按语；而慎始基斋本却把18篇《卮言》改名为《导言》，并增加了16条按语。手稿卷下有《论））17篇，按语九条（其中一条为补写）；慎始基斋本则有按语十二条，比手稿多三条。就研究严复的思想来说，我们应主要依据严复的按语。因为严复翻译是以“信”、“达”、“雅”为原则，因而严复所译《天演论》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相比，文句次序虽有所不同，但却没有违背赫胥黎的本意。至于严复如何看待赫胥黎的思想，则只能通过他所附加的按语表现出来。严复在《译例言》中对自己所加按语的原因亦有所交待：“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之剪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那么，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究竟是如何阐述自己的思想的呢？
严复表明了自己推崇斯宾塞“天人会通论”的思想倾向，称赞它思想宏阔、结构严谨，“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是欧洲晚近的绝作。严复认为，斯宾塞把进化论思想从生物学领域推广到“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从自然领域推广到社会生活，揭示了人群进化的“公例”。这一公例就是“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改政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智、德、力者废”，“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0］根据这一公例，严复看到今日中国在物竞激烈的世界中已处于劣势地位，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智、民力、民德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正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
既然严复赞扬斯宾塞的观点，为什么却去借助赫胥黎的著作来宣传他的思想呢？如所周知，1859年达尔文发表震动世界的名著《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理论，开创了近代生物学。此后，进化论思想迅速在西方知识界传播。赫胥黎等英国生物学家成为这一学说的坚决捍卫者，斯宾塞则受启于生物进化论，将之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1862年，他发表《第一原理》；1896年最终完成了“综合哲学体系”，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及其学成归国后，一直专注于进化论的探讨。在进化论理论学说中，严复对它有关人类行为的描述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其生物学方面的阐说并不重视，斯宾塞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热衷的读物。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和《伦理学原理》等书，严复都曾涉猎过。
只是“综合哲学体系”“卷帙綦繁”［31］，“其文繁衍奥博”［32］又涉及哲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社会、伦理、逻辑等许多学科，“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33］翻译如此庞杂的著作，对严复来说确实十分艰辛。即便是翻译“综合哲学体系”中的一部《社会学原理》，严复也认为“斯宾塞《群学》乃毕生精力之所聚，设欲取译，至少亦须十年，且非名手不办”。［34］因此像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这样的“大书”“译之功更巨”［35］“不可猝译”。［36］严复对翻译的慎审限制了他对译书的选择。所以他除了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两章《群学肄言》的译文外，对斯氏的其它著作都不敢冒然动手翻译。
鉴于上述原因，严复只好另找一部介绍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以实现自己的宿愿。有趣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却满足了严复的要求。首先，赫胥黎的这部著作以“简短、生动和几乎是诗一般的描述”，论述了达尔文的理论要旨，这便于严复借题发挥。其次，赫胥黎的这部著作着重对人类处境进行探讨。它儿乎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从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到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再到古代东方印度的佛教，都被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讨论。赫胥黎的彻底反斯宾塞的基本精神为严复提供了一个捍卫斯宾塞观点的绝妙机会。所以，严译《天演论》即由两部分组成：赫胥黎著作的意译和用来反对赫胥黎的斯宾塞基本观点的评注。
赫胥黎反对将宇宙进化的理论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倡人类伦理观，强调社会的发展并非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伦理进化的过程。而斯宾塞则认为进化是自然界不争之事实，而人世的仪礼，乃是人类的一种园艺工作，和宇宙发展过程并不相悖。严复赞成斯宾塞的理论，在宗教观、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上表露无遗；不管其态度是维护传统或反传统，他的思想都深深打上了斯宾塞主义的烙印。
在宗教上，严复认为传统佛道或宋儒理学的义理，也就是他所称的“不可思议”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Unknowable）相通。斯宾塞认为世界一切复杂、异种、有组织的事物皆来自“不可知”，老子也表示“万物”皆源于“无”。虽然斯宾塞坚持有非人类的理智与语言所可触及的“不可知”，释迦牟尼也声称“奥谛”（Ultimate）乃不可言语，《道德经》开宗明义亦谓“道可道，非常道”。尽管如此，严复还是积极地去探索奥义的存在。
斯宾塞提倡“不可知论”，是表明他已穷尽事物的奥理，因而拒斥一切“可知论”；严复提出“不可思议”，但其观点与斯氏稍有区别。他认为斯氏的“不可知论”即是佛教之涅祭、宋儒理学的“万物本体”，达到了真正的宗教意境。他说“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何有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烦恼而归极乐，所得至为不可言喻。”［37］对他来说，“不可思议”的观念会产生宁谧与慰藉的心情，亦正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的一个准则。此时严复的内在世界存在两面性，一面倾向于寻求富强，崇尚活力、斗争、自强；一面又在一种根本否定整个现象世界及其运动的神秘世界里，去寻求对生活痛苦的慰藉和逃避。
须加指出的是，对社会进化论的信仰和佛学的兴趣同时并存的现象，并非严复一人。在他同时代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都对佛学兴趣泱然，虽然彼此动机各不相同，不过似乎有一种动力在驱使他们在儒学之外去寻找依托，作为维系社会伦理的准则。
在宇宙观上，赫胥黎基于伦理的立场，认为宇宙完全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