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孙的总司令官职，派他为“总统府参军长”，而现在不仅孙被控叛乱，他底下一名军官还被控阴谋挟持委员长。蒋长久以来认为孙是最可能领导反蒋政变的将领，虽然此一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他却似乎越来越担心在他身后，孙可能结合陈诚，构成经国接班的最大威胁。蒋不认为美国人会介入，但他仍然写下：“能不戒慎乎。”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8； 1955； box 51； folder 12。
雷德福在华府听到孙立人被捕，大吃一惊。两蒋父子的这位保守派友人传话给委员长，声称孙是“国军最能干的将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又说孙“对政工的批评是对的”①。陈诚奉命担任不讨好的工作——主持孙案调查委员会。他弄出一份含糊的报告，蒋决定“不惩罚”孙立人，但把他留置在台中的家“观察”。蓝钦大使前往探视，发现孙怡然自得地种植玫瑰花②。这一软禁却变成长达33年的强迫独居。
① Wellington Koo； Reminiscences of Wellington Koo； Oral Histo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undated； pp。287…288。
②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273。
经国也认为他的养弟是个潜在对手。孙立人被捕前几个月，蒋纬国结束美国的研修受训回国，期待出任军事情报副首长。但是据纬国的说法，经国说服父亲让他担任较不敏感的国防部作战次长①。
① 1995年6月10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1950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援助加上对台湾安全继续的新信心，开始产生效应。1951至1964年美国经济援助合计15亿美元，以人均数字来看居全球之最。美援占这段期间台湾资本形成的40％左右，大部分投资在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上面。技术官僚严家淦、尹仲容之外，又有学物理的工程师李国鼎来管经济、财政事务。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知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些人的能力和正直受人尊敬，也成为美国人欣赏的高级官员。在这些高阶决策官员底下，还有许多经济、财政专家，其中不少人接受过西方教育，组成一支高度干练、相当诚实的中阶专业技术官僚团队①。
① Murray A。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9）； p。325。
打从一开始，蒋就相当放手让这些干练的官僚去管理台湾财政、经济事务，包括美援运用和土地改革。陈诚和蒋经国都主张，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优先度仅次于安全，因为长期而言，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攸关政权之存亡①。蒋显然也同意，因此强力支持陈诚持续推动土地改革。虽然政府是拿台湾仕绅而非外省人仕绅的土地来重新分配，但如果蒋在大陆也能有同样紧密的政治控制，他肯定也会在大陆推动土地改革。1953年1月，政府宣布改革方案最重大的举措：任何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7。2英亩中等级稻田。自耕农由36％跃升为65％，佃农降为11％②。政府拿四大公司（原本是日产）的股票偿付向地主征收的土地。最大的地主们（绝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住在城镇里）又向别人买下股票，他们及其子孙变成岛上第一代新企业主，不仅在扩张旧工业部门担任重要角色，也跨足金融业，并投资1950年代在政府鼓励下兴起的新型轻工业③。
① 1995年9月7日，李国鼎在台北受访。
② Hung…mao Tien（田弘茂）；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23；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Rubinstein； Taiwan； pp。325…328。
③ Rubinstein； Taiwan； p。327。
农复会不仅积极参与土地重分配，推动提升农家生产力和所得，也致力改善农村公共卫生。它的重要计划包括控制肺结核、性病，提升孕妇和幼童照护。到了1960年，公共卫生人员实际上已扑灭疟疾、并降低八成的肺结核及砂眼。最后，全省广设好几百个卫生所，以低廉费用提供农家基本照护①。这是亚洲农村人口生活和平革命的开端，替台湾1960年代城市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① FEER 29； no。5 （August 4； 1960）： 292。
可想而知，蒋对土地改革及其他农村计划的成功颇为自豪，它们甚至在美国自由派圈子也受到相当高的赞誉。这项没有暴力、非惩罚性的改革，若与1950年代毛泽东在大陆没收土地造成数百万人丧命的革命一比，尤其可嘉。毛一向认为革命过程必定有人要丧命。除了在国内产生影响，农村成就也说明了蒋往后20多年何以能在新独立的开发中国家，替国民政府维持相当的外交支持。1960年代开始，台北开始派农耕队到非洲国家协助，提供台湾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
可是对蒋介石而言，却难免对陈诚和农复会抢了功劳耿耿于怀。土地改革成功的声望，使陈诚成为蒋更宝贵的资产，但也增加了他在蒋过世之后（说不定是生前）继承大位的可能性。经国的特务继续紧盯着陈诚的言行举动。
蒋最主要的经济目标是维持新台币币值稳定，以避免重蹈当年在大陆的覆辙。但是币值稳定在台湾持续相对容易，不仅是因为有大规模的美援和庞大的黄金、美钞做发行准备，还因为全岛十分安定——创造出容许企业投资和成长的沃土，而这是委员长在南京、重庆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到了1953年，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加上关税收入上升，全国预算赤字降低到相当低的地步——只有国内生产毛额（GDP）的6％。从1949至1958年，台北零售物价上升13倍。但若是只从1952年算起，通货膨胀年增率只有6％～7％。同时，国府迁台头九年，工资上升16倍，轻易胜过通膨率①。
①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偶尔蒋也会亲自干涉财金事务，直接找严家淦等人交代事情；譬如抱怨纸钞“发行甚大”，下令中央银行从台湾银行手里接管新台币之发行，任免银行董事，或是要求手下将领想方设法节约开销①。1953年之后，通货膨胀更加下降，必须结束台湾的贸易赤字。为了达成此一目标，新成立的安定委员会承接了宏观调控经济的角色。技术官僚立刻推出第一个达成经济自主的四年计划，集中在进口代替的工业化策略和高关税。其他的措施还包括：准许台湾银行给予新的轻工业补贴性放款，让他们生产化学肥料、纺织品、香皂、摩托车等等。从1949至1958年，实质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为2倍多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9 and February 16；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②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台湾1950年代前半，社会生活呈现战争的紧缩状态。夜店甚至霓虹灯都被政府禁止，街上的新车全是美国人所有。每千人有一人有汽车；而每一万人有两人有机车，显示拥有汽车的菁英阶级比以机车代步的中产阶级还庞大①。尽管农户的收入与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但去市集大多还是徒步或坐牛车，连搭乘摇摇晃晃的巴士与三轮车，都很罕见。雨衣跟屋顶是用稻草做的，大部分农舍都还是泥土地，这些农民也没人有手表或收音机。再者，台湾乡村地区每年人口数增加4％，但因为遗产划分，农民耕种的农地更小了，1958年平均每人拥有农地面积不到半英亩②。
①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29。
② FEER 13； no。10 （September 2； 1952）： 132。
为了让岛上人民人均所得增加，主要的解决方案是快速扩张城市经济——它也果真这么做了——头两个四年计划期间的进口替代策略导致数以百计的新工厂生产轻制造品，创造数以万计的新工作吸收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也减少政府赤字，挪出更多经费从事基础建设。10年下来，农村的日常生活也缓慢但明显有了改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降低所得差距。全民最穷的四成百姓，享有的所得百分比，比全世界任何一个非共产国家都来得高①。这段期间，所得年增率为7。5％，若以人均成长计算则为4％。到了1950年代末期，简朴措施放宽，因此中餐厅如雨后春笋冒出来，“舞厅”也出现，霓虹灯闪耀在各城市②。
①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27。
② FEER 14； no。18 （April 30； 1953）： 567。
1949年撤退来台湾后不久，美国新闻记者报导，岛上的外国人、本省人、外省人都认为政治相当清明①。为遏阻贪腐和逃漏税，蒋命令银行要把个人及公司帐户明细全都送交税捐稽征处；他也给警员和一般士兵加薪，但军官则不调②。蒋依然犹豫对高阶僚属采取惩处行动，前述参谋总长周至 柔的案子即是一例证；但陈诚和蒋经国则惩贪绝不手软。陈诚的体制改革（得到蒋的许可）有助于良好治理。美国人员严格査察军中和政府帐册，是揭弊、防贪的功臣。军饷集中处理、成立联勤总司令部接管三军所有采购，也是蒋支持的重大改革。周至柔曾经反对另外成立一个总部统一采买、支付三军所需之补给和器械设备。但是蒋命令他要“切实改正”，坚持变革③。《纽约时报》1940年代火力全开，抨击国民党贪渎横行，而今在1958年报导“（台湾的）贪腐大体上已根除。”④虽然这个说法有点过甚其词，但是很明显的是过去伤害国民党甚巨的贪渎之风终于受到控制。
① 同上注。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二，1951年2月8日、1952年5月30日、9月6日，p。447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7； 1951； box 48； folder 16。 美国军事顾问团（MAAG）也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每个军种都最清楚自己的需要。
④ Richard Hughes； 〃Portrait of Chiang on His Mountainto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8； 1958。
五
中、美第一次双边会谈将于1955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杜勒斯诚恳地向委员长说明，这项对话的目的是要说服毛泽东同意相互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蒋听完了并没放心，他担心一旦达成协议，就会导致台湾中立化，美国与中共修睦，台湾丧失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蓝钦大使虽然并非蓄意，却发了一个很讽刺的外交信函给杜勒斯，警告中、美宣布保证在台湾地区和平之意，将会制造“台湾士气民心严重下滑”①。
①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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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厌恶宣示在台湾海峡不动用武力。这种协议会使中共在解放台湾——多数中国人视为中国主权之一部分——有必要时，却不得有权动武。但是在日内瓦几经折冲之后，毛几乎必定是受到其外交部长周恩来的鼓舞，令人意外地批准折衷案。中共代表王炳南提议一项排除使用武力的书面协议，在会议纪录中将显示双方口头同意，此一放弃使用武力之规定将包括“美、中之间的对台事务”①。由于美国承诺防卫台湾是中、美之间对台事务中最重要的课题，这个规定似乎正中美国下怀。中共愿意接受，强烈代表当时（1955、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颇有心和美国配合②。也或许他们视此提议为战术，或许可刺激国民党领导阶层和他们达成协议。不论如何，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谈的代表强生（Alexis Johnson）力促白宫接受中方提出的折衷案。
① U。S。Mission Geneva cable； Johnson to SecState；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200。
② 北京在书面协定中，只愿说：双方应“不诉诸武力以解决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议。”请参见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2）； p。127。
然而对艾森豪和杜勒斯而言，这个提议乃是诅咒。他们担心若同意与“赤色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蒋介石和共和党右翼会有激烈反应。他们也认为——可能一点也没错——这样的协议反而会刺激一大堆国家转向承认北京，虽然本省人大多数会欢迎此一协议，他们却担心它会在台北的外省人政权激生政治危机。蒋一向对美国的意图有疑心，紧密盯着日内瓦会谈的进展。他预备再增派一个师到金门，当华府并不反对此一调动时，他认为：“他们并无意图要放弃同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7； 1955； box 51； folder 14。
由于这些考量，艾森豪和杜勒斯没进一步探究毛方案的可行性——这个机会一纵即逝，再也没回来。即使如此，杜勒斯仍旧认为美国应继续敞开大门，希望能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次年（1956年），他对一群美国记者表示时间已到，“我们必须以对待苏联同样的基础，去对待共产中国”①。北京缓和的趋势始于万隆会议，复因赫鲁晓夫1956年2月那场著名的演讲而更加快脚步。赫鲁晓夫在此一演讲里揭露斯大林的巨大罪行，并且宣称有“不同的道路通往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是“基本原则”，不是战术诡计。对这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演讲，毛的第一反应是试图防止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权力腐化，于是他发起“百花齐放”运动，让不同意见争鸣。
①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584。
4个月之后，周恩来秘密向国民党提议：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国民党仍可统治台湾，且“会给蒋介石找个合适位子”。周恩来透过香港记者曹聚仁传话给蒋的这个信息，末尾说：“我们有诚意，可以耐心等候。”显然国民党方面并没回答，蒋氏父子也没告诉美国人中方派人接触。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政策，强调透过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71。
就在苏联要去除其历史神话、进入第一阶段功能理性之际，委员长也出版他的着作《苏俄在中国》。蒋的秘书群和国民党史官可能负责大部分的研究和一部分的写作，但全书文字清楚代表蒋介石的思想。蒋在绪论里说明，苏维埃共产主义因承诺透过人类社会激烈动乱以达成理想境界，已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他说，因此撰写本书是因为他有责任向全国国民与世界各国说明为何他、他的党和政府不得不三度采取“和平共存”政策，与苏联及其附庸中国共产党合作①。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y； 1957）； pp。6…7。
要对付共产党发动的“长期战争”，蒋在书中呼吁自由世界要采取“总体性”的策略。他又急着说明，这表示当共产党无可避免地发动新的侵略行动时，自由世界国家应对共产党采“重点主义”反击，不是只求自保。他在该书英文版中没有讨论国府对大陆之反攻，但在他眼里，中共明显就是重点中的重点①。
①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