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第16部分

　　③　同上注，pp。606…607。

　　不过，蒋的团队还是尝试了不少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式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持续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设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户长制的架构中，以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迈向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保甲制，将会是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能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做为新的社区模范。他们希望前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能够带来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但是，自红军1934年从江西逃窜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贪婪的地方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菁英，那些人通常住在商业、财经、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市里；这些人是较低阶的地方头脸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①。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可出租做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暴动，曾使他们被歧视、摧残。现在共产党既被赶走，这些小乡绅又冒出头来，借地痞流氓之力重申权利。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②。

　　①　同上注，pp。626…628。

　　②　同上注。

　　蒋介石的另一项运动——“新生活运动”——在江西展开，是第五次剿匪作战的一部分。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阶段仍未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旨在改变这一切①。

　　①　蒋1934年2月17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660…662。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主要就是新儒家的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清洁和整齐。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迅速、刻苦耐劳，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萎靡”①。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

　　①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pp。1…31。

　　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1934年5月4日他写下：“耶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日日背著十字架，跟从耶穌。”①蒋大约也在这年开始，一天一篇地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②。它的主题是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屹立不摇、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①　简笙簧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1934年5月4日，（新店：国史馆，2006）。

　　②　Mrs。　Chas。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观念时，她、澳洲顾问端纳和陈立夫三个人才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自己的筷子伸进大锅饭里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①。

　　①　Emily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p。72。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和部属又加上简朴、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的诉求也切中美国人的礼仪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运动强调香烟（美国的灾祸）的害处远胜过对鸦片的挞伐①。

　　①　美国驻北平使馆给国务卿的无线电报，Auguse　6；　1934；　FRUS（1934）；　vol。3：　The　Far　East；　p。217。

　　早先，南京政府不断以各种办法，尝试管制并逐步终止鸦片吸食，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禁绝鸦片没有太大进展。1928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1932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的核可下接下担子，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且在2年之内于17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满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

　　根据中国大陆2000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超过2亿（中国）银元，其中有一大部分毫无疑问被侵吞了。不过，这篇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加重刑罚的新规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仍替下一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也不无努力认真地要终结或降低吸毒恶习①。

　　①　季鹏，《1927至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评述》，《民国档案》1（2000）：71…81。

　　与取缔鸦片成对比的是，到了1934年，蒋介石显然已在剿匪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连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的战士们在1929年成长至30万，到了1934至1935年，只剩下25000人。有一度，中共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它甚至还提议成立一家公司“专司销售四川鸦片”①。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70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6个。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②。最后，斯大林藉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最好接近外蒙古③。

　　①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47；　sheets　81；130。

　　②　North；　Moscow；　p。164。

　　③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3。

　　10月16日，中共红一方面军25000名战士踏出他们的赣南基地，展开向北方撤退的行程①。他们当中只有1/3有步枪。这大批人马中，有35人是领导人的妻子，如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毛本人带著一袋书、一把伞，骑在一褐色马背上。他和大家一样，有一条毛毯和三天份的口粮②。他们携带大量墨西哥银元，一路上用来买粮食和其他物资，甚至行贿军阀让他们通行无阻，所以不致死于第四天后。早在突围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5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10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40万银元，因为“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③。去年11月收到的300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这些款项都是另外追加的④。若没有这些钱，长征云云，恐怕走不了太远⑤。

　　①　毛泽东1956年3月31日与苏联大使尤金（P。E。Yudin）谈话时，提到这个数字。见尤金1956年4月5日日记，no。289；　Woodrow　Wilson　Center　International　Cold　War　History　website。　毛泽东对史诺说“估计有9万人”参加长征，这还不包括数以千计的红色农民。我选择采用他告诉尤金的数字。

　　②　Ross　Terrill（谭若思），A　Biography：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121。

　　③　中共上海局致共产国际电报，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61；　sheet　58。　9月4日，共产国际统治江西的中共，它已派一名外国人建立组织，采购、运送武器弹药给江西苏区。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48；　sheets　9…10。

　　④　1903年，一块墨西哥银元据说约值0。38美元（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03）。假设1934年其价值仍不变，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当时的300万墨西哥银元约值2005年的700万美元，但是就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对份额而言，今天的倍数就更大了。不论怎么计算，这是一笔极大的数目，没了它，“长征”可能就无法发生。

　　⑤　史诺被告知，许多武器、装备，“甚至大量银子”必须沿路埋藏起来。见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Modern　Library；　1944）；　pp。194…195。　毛泽东曾沿路把银子埋藏起来，此说可疑；但如果真是如此，他的钱就过目前文献所能证明。

　　事实上，逃出包围圈并不算太难。当年稍早，蒋介石力促李宗仁、白崇喜和陈济棠（广东实际当权者）参加第五次剿匪。可是，军阀们担心蒋是要把红军赶入他们的省界，以便替自己的中央军打开一条路跟进，然后乘势占领他们的地盘。多年之后白崇喜接受访问时说，他向大伙儿建议表面上参加围堵共产党，但基本上还是保留实力固守地盘①。

　　①　程思远，《白崇禧传》，（香港：南华出版，1989）pp。195…180。

　　这些军头不肯积极参加剿匪，也不是全没道理。蒋此时的优先目标是歼灭共产党，但是和所有的中国现代化人士一样，他的长期目标是消除独立的军队和地方割据。当共产党进入贵州时，蒋在日记里写下，这个发展提供从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手中接管该省的机会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6；　1934；　box　37；　folder　13。

　　共军没受到阻挠，从守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的广东部队防线溜出江西。11月底，毛部抵达湘江，蒋亲自赶到湖南指挥作战。经过一星期激战，双方均损伤惨重，红军趁火力稍弱时，越过湘江、进入贵州①。中央军紧追在后，蒋飞往省会贵阳，拉下省主席，换上效忠他的顾祝同为省主席②。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194；　Stuart　R。Schram；　Political　Though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6）；　pp。80…181。

　　②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p。295…296。　李宗仁说，桂军使共军伤亡万人，另又俘虏7000人。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的党集会推选毛为中共政、军领导人。后来毛的部队在四川－江西边境地方，与1933年逃出鄂豫皖边区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会师。两人未能达成共识，于是张国焘率部往西，毛则率领红一方面军先往南、再折西穿过云南。云南军阀龙云大概是收了中共的墨西哥大洋，允许“匪军”和平过境。蒋飞到四川省会成都亲自坐镇，他虽没办法追上张国焘或毛泽东，但是中央军追剿的政治收获不小，蒋乘势掌控了四川、贵州的省会（不过，此外也没太多其他收获了）。这个经验也使得蒋开始认真思考，以高踞三峡天险的四川为基地，有朝一日，抗日战争时可将政府及军队迁移此处。

　　尽管中共撤退，中国政情依然不稳定。南京又发生一件事故。某个凉爽的秋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党部门口集合拍团体照时，一名记者掏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数枪，重伤了他。蒋当天身体不适没出席拍照，自然引人猜疑。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公开要求国民党中央提出解释。蒋对自己被暗指涉及阴谋相当愤怒，下令戴笠就算千方百计也要査个水落石出。戴笠动用“最残酷的刑求”，亲自盘诘刺客，同时陈立夫奉蒋之命也另行调查①。陈立夫和戴笠一致的结论是，汪精卫自己的改组派内部有人心生不满，发动枪击事件。当特务人员杀了一名嫌犯又逮捕了若干人之后，陈璧君向委员长道歉，夫妻俩即搭船赴欧洲治疗。蒋可能并未涉及暗杀阴谋，但是他因而接任行政院长，又重新掌控了南京政府②。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4…115。　陈立夫说凶手当场被打死。

　　②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p。182…186。

　　9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交给蒋一项增进中日关系的三点方案：中国要接受对日关系优先于和西方的关系；承认满洲国；“和日本一起设法消灭共产主义”。蒋的回答避开第一、二点，但表示，只要日本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预备和东京讨论铲除“中国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蒋也照会广田，如果“两国军方之间”所有的协定，包括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1934到1935年的华北塘沽协定，统统废除，东北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中国会停止反日活动①。

　　①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民国档案》（南京）2，no。16（1989）：105…118。

　　蒋亦拍电报给中国驻日大使，重申无论协议为何中国都不会承认满洲国此一傀儡政府，但是假若传统主权得到尊重，中国可以同意不用军事手段处理此一问题。最令日本动心的是，蒋愿意探讨两国合作“对付北方边境共产主义”的方法，当然日本必须先达到恢复中国主权的基本条件。蒋同时也设法展现，必要的话，他也已准备好和日本开战；他在南京城外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沿着陇海铁路部署军队，并在武汉增建防御工事①。

　　①　同上注。

　　华府此时终于愿意提供南京5000万美元的贷款，伦敦也提供一笔1000万美元的融资。但是，美、英都要求中国在东北问题上要“务实”。9月，英国使节李滋罗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访问东京和南京，提议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以交换中国“承认”满洲国。在重庆（编按：作者笔误，李停商期间主要在南京、上海）经过长谈之后，李滋罗斯爵士向伦敦报告，蒋的政府绝不会放弃东北的主权①。

　　①　陈鸣钟，《试论1935至1936年中日会谈》，pp。105…118；《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2月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关键谈判》，《民国档案》2，no。12（1988）：19…44。

　　纪录十分清楚：蒋不预备在主权问题上面妥协退让①。东京和南京这段期间的交涉纪录凸显，蒋及其谈判代表明确地坚持中国保有对东北的主权，即使他们有时候提议，只要日本完全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外的主权，并且废除违反此一原则的所有不平等协定，东北主权问题可暂时搁置②。

　　①　参见Mar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