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1930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籍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做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具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的军官。和他们的日本法西斯和中国共产党敌人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以为，其目的能为其极端手段（包括暗杀）提供合理根据。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200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1938年解散时，成员只有300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①。
① Joseph J。Heinlein Jr。；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3； pp。303…312。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蒋时常自我批评检讨，他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迹象显示，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或共产党领导人那样崇拜。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不是充满敬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简单地称为“先生”或“总统”①。
① 2003年4月和10月，访问了多位蒋氏的助理和秘书，有些人自大陆时期就追随他。他的黄埔学生称他为“校长”，军人称他为“先生”或“总司令”。
据传蒋在1932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的“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据说这段话是引述一卷1930年代日本政府文书“特辑”当中的说法，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①。这些话很可能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然而，有些知名学者还是引述这些字句，以证明蒋对法西斯主义的向往。
① Lloyd E。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January…March 1972）： 1…31。 据说这份材料出现在“东洋文库”上。同一段引述文字也列出由岩井英一执笔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文件。我们不禁忖想岩井的资料来源会不会也是此一“特辑”。值得重视的是，易劳逸教授15年后发表一篇评论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A Review Article；〃 Republican China 13； no。1 （November 1987）——指出新材料已经更正他原先对此一主题的若干观点，他也没再重新提所谓蒋当年有此一说法。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曾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一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①。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① Wilbur Burt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Asia （May 1936）： 309。 我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材料来核对柏顿（Burton）自身的引述。我们有理由合理的怀疑。柏顿的引句又被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教授引用，纳入〃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k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in Re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ed。 Frederick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1。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于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蒋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最初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找到他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直到1932年1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接连好几个月他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7月，他已经在抱怨蓝衣社的“不成熟”，并于致函《大公报》时问道：“如果我要模仿所谓的意大利法西斯……我和共产党有何差别？”到了1934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4…35；40。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査封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週刊，它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在1933年遭到査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1935年7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继续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①。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②。
① 2004年10月16日，许倬云在台北受访。
② 中共中央1930年10月20日自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9； file 117； sheets 35…37a。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小报同样也难以管束。这些小报固然专注于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和新闻动态，偶尔也报导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真有假。更不受管制的是传单，其中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①。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天差地别。
① 2004年6月10日，许倬云的电子邮件。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恶劣、具攻击性的态度①。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透过恫吓，他们对压制1933至1934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做出贡献。其实，他们的每项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和非正式印刷品，不断出现对蒋、对蓝衣社的抗议和猛烈批评②。
① Wakeman（魏斐德），〃Revisionist View；〃 p。149。
②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76。
暗杀是蓝衣社最声名狼藉的行为。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有和日本人往来交涉的嫌疑，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的心态元素。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1933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40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①。非亲日、但批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②。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如何，报界把这些帐统统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事后他也没在日记中表示对此的关心，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1…32。
② 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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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头子戴笠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多起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3年7月19日刊出的一份“神祕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文件列出55位出现在“暗杀对象名单”上的“中国领导人”。伊罗生的杂誌《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①。伊罗生不是中立无偏见的，他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斯基派，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祕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的②。最合逻辑的假设是，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的宣传机构制造出来的。
① 同上注，p。177。
② 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显示，共产国际至少有一次秘密付给伊罗生的刊物500美元，见1932年4月19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备忘录，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4； file 182； sheets 8…9； and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07； sheets 56…59； 63…66。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地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派帮派刺客王亚樵。1933年初加入中共的丁玲，其实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3年后逃跑——以激烈的异议分子而言，这对待算不上严苟①。至于王亚樵则是被判刑十年。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74。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明确。发生的杀人事件数量还不足以减少中国各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终结批评了；这点倒是毫无疑问。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不论真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后者刻意扩大渲染、再捏造一些新故事①。蒋的反共派政敌，即称兵作乱的军阀和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亦不问真假地散布、雕琢这些谋杀的指控。
① Wakeman（魏斐德）引述了大陆和台湾许多的文章和传记，但我们应仔细评估这些作品的资料来源。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知识分子、文化菁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并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原有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特务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员及地下组织挖掘这些外国特务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1930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帐、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11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的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特务。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中央特科”（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结果“（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包括中共总书记向忠发”。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自保”，授权周恩来展开报复，周下令杀掉顾顺章及其家人①。张国焘也提到周曾下令在上海做掉一个共产党籍的黄埔毕业生，怀疑此人立场动摇②。
①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p。178…179。
② 同上注。
打从一开始，中共的凶残就不逊国民党，有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保护局”职司揪出、铲除内部敌人。据说中共的“特务部”，在1930年代杀了“数以百计的‘叛徒’、工厂领班、侦探、公会干部、帮派分子、慈善家、工业领袖、不合作的工会领袖和国民党特务”。张国焘抱怨，未经核可即杀掉党员违反了党纪，之后“消灭”反党分子的行动曾停过一段时间，但是“不久之后，独裁者和（中共）特务又肆无忌惮”①。
① 同上注；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vol。2； p。151。
一
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著手展开一项改造中国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的群众运动。有人认为就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可说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①。可是，最近的评价却认为运动虽不成功，却不是虚情假意②。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败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在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机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锯结果还不确定时。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元气大伤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农村的暴力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不必要地搅动余烬”③。
① Mary Wright（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② Stephen C。Averill（韦思谛），〃The New Life Act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 1934…1937；〃 China Quarterly 88 （December 1981）： 595。
③ 同上注，pp。606…607。
不过，蒋的团队还是尝试了不少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式的土地所有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