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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故乡（一九三Ｏ——一九三四）
大夜弥天
怀着对祖国和亲人深深的眷恋之情，老舍结束了客居异国的漂泊生活，一九三○年春，自新加坡经上海回到梦魂牵绕的北平，同亲人团聚。
但是，老舍所看到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葱茏而又秀丽的祖国，也不是他想象中的“东方革命”的热烈景象，而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经照射进一线光明的旧中国，重又陷没于大夜弥天的苦境之中。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新的反革命的军事专政。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又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势力，因而在国民党地方军阀之间加紧了明争暗斗，展开了频繁的争战。据统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间，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有六、七次之多。（注：1927年10月到1928年1月间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1927年11月、12月间爆发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间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2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济南，截断津浦铁路，酿成济南惨案。6月间，蒋、桂、冯、阎四派占领北京和天津，取代张作霖的张学良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同蒋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来的蒋、桂、冯、阎的联盟遂告瓦解。其后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夺华中的统治权，又结成反蒋联盟，于是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11月、12月有蒋对冯玉祥的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30年4月到11月有蒋和阎冯的中原大战。）战争遍于大半个中国，约有五十万人死亡。蒋介石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狗咬狗”的争斗中扩充了实力，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城市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被剥夺殆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等均遭到豪绅地主的摧毁。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戮。从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工人、农民至少有十万人。一大批党的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肖楚女、恽代英等，都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鲁迅的诗句，概括了三十年代初弥漫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残暴和社会黑暗的图景。广大劳动人民辗转于兵灾、旱灾、水灾、虫灾之下，啼饥号寒。一九二八年全国灾区达二十一省，共一千零九十三县、四个市，灾民据不完全统计为五千六百六十二万人。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七千万人。
这就是老舍回国后所面对的现实。悲愤和迷惘冲击着刚刚返回祖国的年轻的学者、作家。他只在北平停留一个短暂的时日，一九三○年夏，应山东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请，赴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后
从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济南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他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的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来：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它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到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他喜欢济南还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济南他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文学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八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做背景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大明湖》。他决定写这部长篇是在齐鲁大学任教半年以后。他初到济南，“五三惨案”的事实，即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听人讲述当时的情景，亲自踏看现场，对着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照片，久久地凝视——
这是济南人民多么屈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二月，蒋桂冯阎四派联盟，攻打奉系张作霖，争夺华北；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挡英美势力向北方伸展，公开帮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军寻衅，枪伤济南军民。五月四日，残杀交涉员蔡公时，屠杀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几尽，军民死亡近五千人。五月八日，日本师团长福田提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五条，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旁二十华里以内。五月九日，日本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面对这种残暴的、蛮横无理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竟然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指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济南人民的鲜血空空抛洒于街头，而竟无人为之申冤雪恨！
一向以幽默笔调写作的老舍，在写作《大明湖》时，再笑不出声来。悲怆之情，充塞胸间。他要为大明湖谱写一曲悲歌，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一抒愤慨！
非常可惜，《大明湖》写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未及印出，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火，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起火，书稿被焚，至今成为一件憾事。
据老舍回忆：《大明湖》的情节线索是很穷的母女两人的悲惨遭遇。母亲是个暗娼，她的生活中“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最后，她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在没人保护的生活中，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钱，也走上了她母亲的路。这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其中老大和老二是对双生子，从外表上看去长得一模一样。老大性格上偏于理智，老二性格上表现着感情的热烈，然而理智的老大在被疾病征服的时候，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这时候，“五三惨案”发生，老三被杀，剩下老大和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注：见《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大明湖》以母女的悲剧道路和命运为“正题”，以“五三惨案”为“副题”，这样处理，是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故事。因为假如把“五三惨案”做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把“五三惨案”安排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故事与惨案一同紧张起来”，故事就可以展开得更火炽一些。老舍的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他要借这个故事，表现处于底层的城市贫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呻吟、挣扎、抗争的悲剧命运；同时，对于日本的暴行作正面的申讨和抗议。
《大明湖》中，老舍第一次在作品中描画了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迹象，表现着作家思想中新的因素的萌生。他自己讲：在母亲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注：《我怎样写〈大明湖〉》。）他后来还曾追忆过：“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情节否？”（注：《老舍选集·自序》。）应该特别指出如下一点：尽管《大明湖》已经焚毁，无从查考，但是这时的老舍从认识上确认共产党人是一些“精明而有思想”的人，这无论如何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变化。确认这一点，对于了解老舍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小巷深处
一九三一年暑假，老舍回北平同胡青结婚。婚后胡洁青随老舍到了济南。他们居住在济南城里南新街五十四号。这是一所同济南千家万户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普通居所，在一条小巷的深处。老舍一家，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他离开齐鲁大学。
在这条小巷深处，老舍同胡洁青度过了他们宁静而和谐的生活。老舍回忆说：“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识的地方；他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注：《吊济南》。）
胡洁青同老舍结婚时二十七岁，她也是满族人，父亲做过一任小官，家境比老舍家略为好些，原住北京西城宫门口三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以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思想，她从读大学以后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这样对待别人的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九三三年，他们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小女儿，因为生在济南，所以起名为“济”。老舍曾经十分风趣地叙述小济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的欢闹和混乱：“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注：《有了小孩以后》，《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孩子的琐事奔忙，跑书店、药店，因此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他钟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这不是他的琐屑，也不简单的是忘情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这里透露着他对于未来虽属渺茫却十分执着的爱。
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