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六六年春天起，形势越来越紧张。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底的对吴晗同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很快波及全国。这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文艺的伟大成就，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四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开始，由吴晗而邓拓，由邓拓而北京市委，步步升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起初，老舍对“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尽管有些迷惑不解，但是出于对党的真诚的感情，并不曾从根本上怀疑它的正确性，他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如人们最初想象得那么简单，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竭力加剧运动开始时所显露的狂热性与破坏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间，全国都已经陷入混乱与恐怖之中了，古老的北京城，失去了文明与秩序。抄家、揪斗、游街、示众，甚至把人毒打致死，这些既糟踏“文化”，又破坏“革命”的作法，使老舍对这场运动愈来愈不理解了。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怀和保护老舍。使老舍居住的“丹柿小院”，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之前，未遭洗劫。老舍也寄希望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尽管他不理解眼下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但是他对前途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大会，陈毅副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坐在主席台上，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直到离开时，仍然在望周总理的背影。老舍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老舍的声音流露出极深的敬爱的感情（注：《“最后的时刻”》，《巴金近作》。）。
“丹柿小院”幸免于洗劫终究是暂时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灾难降临到老舍头上了。这一天下午，老舍正在北京市文联的办公室参加学习，突然闯进来一批狂暴的人，把他和二十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一起推上卡车，拉到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大院里。下车之后，狂徒们便用京剧道具对这些作家艺术家进行残暴的蹂躏与毒打。老舍的头部被打伤，满脸是血，身上也到处是伤痕。“老舍对这种非法暴力愤怒地表示了自己的抗议。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不肯撒谎屈辱。他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不肯说出一句有损党的尊严的话。就因为这个，他当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到百般污辱，轮番毒打至深夜。”（注：胡洁青：《党的阳光温暖着文艺界》，《文艺报》1978年第1期。）夜里两点多钟，胡洁青把老舍接到家里，她含着泪，为老舍收拾伤口。胡洁青发现，老舍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八月二十四日上午，胡洁青本想留在家里照顾他，但老舍执意让她去上班，因为运动正在紧张阶段，半天不参加运动，那是很可能要挨整的。胡洁青在离家之前，又给老舍收拾了一遍伤口，并嘱他一定不要出门，好好在家里养几天。然而就在胡洁青离家之后，老舍拄着手杖，带着一卷他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出门了。二十四日下午，他没有回来，晚上，仍然没有回来。直到二十五日晚上，在靠近德胜门的太平湖西岸，人们才发现了老舍的遗体。胡洁青回忆当时情形说：
二十四号我一夜没睡，心神不宁地给他等着门；二十五日，我到处打电话探听他的下落，都是毫无音讯。胡同里的每一点声音，我都以为是他回来了，结果，一个接一个的盼望都落了空。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电话响了，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太平湖西岸……。登时，我觉得天塌地陷了。那天，天上正下着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电车，还得换车，快十点钟的时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又是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借着微弱的路灯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领芦席的地方，那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我扑上去摸摸他，他已经完全冰冷了！
强忍着剜心的悲痛，我又摸到了太平湖公园管理处，央告人家允许我打了个电话，让八宝山公墓来车拉他去火化。好久，车才开来，把他装入棺中抬上了汽车。我赶忙也爬上车，一起到了八宝山。办手续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说不给留骨灰。人家不但不让我到里面去，想再看他一眼也不许。我痴呆地木在那里。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一双白千层底的黑鞋和袜子，一点污泥也没有？深夜一点多钟了，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也不知是魂走还是人走，我只好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八宝山。
夜静更深，雨也小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象一口黑锅覆盖着人间。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城里走。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它长得似乎没有了尽头。我想起，我从北京去重庆找他的时候，路上走了五十天，好象一眨眼的功夫就走到了；我们两度离别，一次是六载，一次是四年，也象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又团聚了；我和他携手并肩走过的三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感到太短促！只有从八宝山一步一步往城里走的这条路，太长太长了，走尽我的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他……（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在意想不到的灾难中，胡洁青失去了她的亲人，人民失去了它的忠诚的艺术家。老舍的一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只有在从美国回国以后，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他才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他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因此，他才越发不理解眼前所发生的破坏与动乱，他对暴徒们充满了愤怒，对难以忍受的屈辱充满了痛苦的感情。在愤怒与痛苦中，他离开了人世。太平湖啊，黑夜笼罩下的太平湖，你是这位伟大作家的愤怒与痛苦的见证，你是品尝过作家的最后的泪水的，你是聆听过作家的最后的呼号的，你应当向人民述说，向世界述说！
在那个年代，万马齐瘖，大概连太平湖也只能将波涛藏在水底。
老舍被迫害致死以后，胡洁青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株连。在江青的授意下，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北京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老舍进行所谓“公开批判”，几乎把所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帽子，都给老舍戴上了。林彪、江青一伙用污秽的语言，发泄他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憎恶的情感，他们叫嚷不休的所谓“专政”，是专门对着好人的。他们无尽无休地干坏事，使内乱一直持续了十年。一九七六年十月，作孽多端的“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的力量打倒了！
党和人民胜利了，祖国迎来了又一次解放！
逝者与生者的欣慰
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全国人民沉浸于狂喜之中。随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深入，受迫害的作家先后获得解放，冤假错案逐步平反昭雪。经党中央批准，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首都各界人士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乌兰夫、王震、郭沫若等送了花圈。邓颖超、廖承志、沈雁冰、康克清以及老舍的生前友好巴金、曹禹、周扬、夏衍、周立波等参加了仪式，沈雁冰同志致了悼词。
沈雁冰在悼词中说，老舍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他把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被尊称为“人民艺术家”。悼词指出，老舍先生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作家、老朋友而感到十分悲痛。我们要学习老舍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学习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学习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热爱劳动、力求进步、勇于创造，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文艺事业的坚强意志。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起，全国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怀念老舍的文章。我国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撰写文章，声讨林彪、“四人帮”迫害老舍的罪行，对老舍的不幸逝世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巴金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注：《怀念老舍同志》，《探索集》。）冰心说，当她听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时，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她不敢设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注：《老舍和孩子们》，《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曹禺说：“我常常想到他笑容可掬的脸。我深夜沉思，他的形象逐渐巨大、庄严起来。”他认为，老舍到死“都维护着人民的利益，维护着人的尊严”（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同老舍一样蜚声中国文坛的这三位老作家，还对老舍的思想品德和文学贡献，给予了热情而崇高的评价。巴金指出：“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注：《怀念老舍同志》。）曹禺指出：“如果说‘人杰’两个字并不陈旧，我就把它奉献给老舍先生。他就是中国当代的‘人杰’，这是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承认了的。”（注：《〈老舍的话剧艺术〉序》。）冰心指出：“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谈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注：《老舍和孩子们》。）
老舍是人民艺术家，他和人民的感情交流，主要体现在灌注着他的心血的作品中。老舍离开了人间，但是他的作品是永存的。建国以后，老舍创作了大量的新作，尤其是话剧创作的成就，更为突出。但是，他过去的作品，除了《骆驼祥子》和《离婚》，其余在建国后均未再版过。不必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即使象《四世同堂》这样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佳作，我们的年轻的读者有几个熟悉呢？建国之后，老舍因他的歌颂新社会的作品而获得了崇高的赞誉，但是，就他的大多数旧作未能再版而言，他又受到了冷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左倾路线的干扰。我们党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清算了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纠正了建国以来在一些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党的正确路线的确定与执行，给文化、出版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老舍的旧作陆续出版发行。百万言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第一次出版了完整的单行本。《二马》、《赵子曰》、《牛天赐传》、《月牙集》、《微神集》等，也是三十年来第一次获得重印的机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老舍文集》，也和读者陆续见面。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的发表，在文艺界和读者中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外，胡洁青还编了《老舍论创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老舍写作生涯》等书，收集了老舍所写的散落在解放前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大量文章，为研究老舍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有这些，无论对于逝者或生者，都是值得欣慰的。
近年来，老舍作品在国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和深入。一九八O年九、十月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邀到西德、法国和瑞士演出《茶馆》，受到了欧洲观众的欢迎和称赞。在演出期间，西欧的几十家报刊发表了上百篇评论，对《茶馆》给予很高的评价，盛赞它是“远东戏剧的奇迹”、“中国现代戏剧的精华”。西德《曼海姆晨报》的一篇评论说，“专家们认为《茶馆》是现代中国戏剧作品最有力的见证”，应当把“作者老舍列入世界文豪之林”（注：见《西欧报刊评〈茶馆〉》，《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瑞士《苏黎世日报》称赞《茶馆》“不愧为一流的中国戏剧作品，它表现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注：见《西欧报刊评〈茶馆〉》，《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法兰克福报》说：“老舍用几笔勾划出一个人物，象闪光灯似地准确捕捉典型人物性格的本领是惊人的。”（注：转引自周瑞祥、王宏韬：《现实主义的光辉》，《文艺报》1981年第7期。）法国奥尔良的《共和国中报》认为，《茶馆》丢掉的是干巴巴的说教，“它却得到了现实主义，或者说真理”（注：转引自周瑞祥、王宏韬：《现实主义的光辉》，《文艺报》1981年第7期。）。这次演出，不仅使西欧各国人民得到一次艺术的享受，了解了作家老舍的创作成就和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而且促进了欧洲观众对于中国的认识与理解，正如西德《莱茵邮报》所说：“这个演出既有艺术欣赏上的意义，也有国际政治意义，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加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及其历史。”（注：转引自周瑞祥：《〈茶馆〉访欧演出散记》，《人民戏剧》1980年第12期。）近年来，国外对老舍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翻译出版老舍作品的国家有日本、朝鲜、美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法国、西德、东德、波兰、瑞典、英国、越南等。被介绍给世界各国读者的老舍作品有二十多部，其中包括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小坡的生日》、《文博士》、《牛天赐传》、《离婚》、《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剧作《茶馆》、《龙须沟》、《方珍珠》、《西望长安》、《春华秋实》、《全家福》等。此外还有中短篇小说多篇。翻译老舍作品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学研社”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出版十卷本的《老舍小说全集》，规模之宏大，在老舍作品的外文出版中，是空前的。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老舍研究工作，也出现了深入发展的趋势，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仅此足可见出，老舍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读者，在世界上也是广泛的。作为一个作家，老舍以他的艺术成就，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老舍贡献给人类的珍贵的文学遗产将是不朽的。
老舍的艺术永存！
老舍的精神永存！
1981年2月——1983年2月宣化——石家庄
老舍年表简编（一八九九——一九六六）
一八九九年
2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小羊圈胡同舒姓的贫寒家庭，满族。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皇城的一名护军，属正红旗；母亲马氏，也是贫苦劳动人民出身，家住在北京土城外去大钟寺路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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