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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第三幕里，作者写了龙须沟在解放以后的巨变。剧本先写社会的变化，人的变化。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打倒了恶霸，人民当家做了主人，龙须沟的贫民窟，普照着灿烂的阳光。政治上翻身之后，人民自然地就会强烈地要求治沟，请看程疯子和当了治安委员的赵老头的一段对话：
疯子 赵大爷，您这程子老斗争恶霸，可怎么不斗斗那个顶厉害的恶霸呢？
赵老 哪个顶厉害的恶霸？黑旋风？
疯子 不是！那个淹死小妞子的龙须沟！它比谁不厉害？您怎么不管！
赵老 我管！我一定管！……
提起臭沟，程疯子“神神气气”的劲头又来了，他非要赵老头告诉他修沟的具体日子不可，“您要告诉我个准日子，我就真佩服这个新政府了！”赵老头对他说：“咱们的政府是好政府，一定忘不了咱们，一定给咱们修沟！”程疯子的急切愿望，实际上代表了群众的强烈要求，赵大爷的回答，则又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人民政府的信任。赵大爷的预言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果然为人民修沟了，先挖新沟，又填平旧沟，修了大马路。龙须沟焕然一新，旧貌变新颜。戏的结尾，作者借程疯子的一段数来宝，为人民政府、为新社会，唱了一曲热情洋溢的颂歌：“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这是《龙须沟》的主题歌，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赖，也歌颂了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关怀。《龙须沟》所表现的主题是及时的，也是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的。
我们今天的年轻的读者，也许会把人民政府根治了一条臭沟看作平常的事情，生活时代的不同，使他们难以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事件的全部重要性。但是在当时，它千真万确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整治龙须沟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半年之久，正象程疯子的数来宝所唱的，在偌大的北京，需要修整的地方，何止百千，但是新生的人民政府，首先整治了一条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臭水沟，这就非常有说服力地显示了新政府的全新的性质、全新的面貌：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老舍以他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力，以他热爱人民政府的高度热忱，把生活中实有的龙须沟的巨变搬上了戏剧舞台，以新旧对比的方法，歌颂了新社会、新生活，这就不仅可以教育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政府，以主人翁的态度努力作好本职工作，而且可以教育广大干部，增进他们的群众观点，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永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三十年过去了，《龙须沟》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不减，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
在舞台上反映一条沟的变化，这的确是有难度的。处理这个题材，很容易把重点放在写事件上，但是这样做，就很难写得有戏剧性，甚至会等同于新闻报道。正因为艺术处理的难度较大，老舍在最初提笔的时候，也竟然苦闷了半月之久，“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注：《〈龙须沟〉的人物》，《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他说：“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注：《〈龙须沟〉写作经过》。）又要写臭沟，又不能直接写臭沟，这就出现了矛盾。老舍毕竟是杰出的、成熟的艺术家，经过一番思索、推敲、酝酿，他终于确定了一条正确可行的创作之路：从人物出发，实写人，虚写沟，通过人物的变化反映沟的变化。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注：《〈龙须沟〉的人物》。）
在作者创造的几个人物中，程疯子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他原是一个正直的曲艺艺人，本来在城里头作艺卖唱，因为不肯低三下四地伺候有势力的人物，挨了打，被迫离开城里到天桥“下地”，结果又为恶霸所欺，死里逃生，流落到龙须沟，靠老婆摆个香烟摊子，饥寒度日。在戏的开始，作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写程疯子的形象：一是写他的善良而又懦弱的性格；一是写他内心的痛苦。丁四嫂与丈夫生气，他立即过去解劝；赵老头病了，他主动过来伺候，甚至拖着虚弱的身体，与小妞子一起抬水，来回走二里多地，他说：“帮助人，真体面，甚么活儿我都干！”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他的善良与热诚。他食不果腹，一贫如洗，身上只有一个破烂的长衫，里面连贴身的小褂也穿不起，但是当小妞子想要两条小金鱼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脱下大褂，给邻居的孩子换金鱼，用他的话说，是“只要小妞不落泪，管什么金鱼贵不贵”。这虽然是一个细节，但是对于刻划程疯子的形象，却非常有分量，是人物正直、善良品德的一次动人的闪光。程疯子的性格，同时又是懦弱的。恶霸的狗腿子冯狗子，仗势欺人，在街面上踢翻了程娘子的香烟摊子，还找到家里将程疯子打了一顿。我们看到，在冯狗子的淫威之下，程疯子噤若寒蝉，只是老实地挨打，毫无反抗。呈现在读者或观众面前的，是何等屈辱的场面！疯子的确是软弱的，但他并非甘于受屈辱，他对二春说：“我是好人，二姑娘，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儿！打人是不对的，老老实实地挨打也不对！可是，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挨打……。”象程疯子这样一没有社会地位，二没有力气的弱者，的确是无力反抗黑暗势力的欺压的，作家真实地写出这种情景，是为了加深对旧时代的控诉力量。
他不甘忍受屈辱而又无力反抗，这就必然产生强烈的内心痛苦。在《龙须沟》第一幕里，作家对程疯子的内心痛苦的描写，是真实而感人的。除了反动势力的欺压之外，还有两件事情折磨着程疯子：第一，他没有力气，做不了活，整日教娘子一个人去受累，他于心不忍；第二，就是臭沟的熏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他盼望着“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但是在解放前的北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加剧了他的痛苦。这几方面的精神压力，摧残、刺激、折磨着他，使他“有点神神气气的”，这就是程疯子的“疯”。他的“疯”，是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的控诉，也是一种反抗现实的方式。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他看成一个真正的疯子，他有清醒的认识、美好的理想、厚道的人情和幽默风趣的言词，他不是“疯子”；但是他某些时候，又确实有点“神神气气”。他是民间艺术家，丰富而又敏感的感情，自然使他比一般人多一些理想，也多一些悲愁，多一层精神压力，他的性格是复杂的。
解放以后，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臭沟又得到了整治，程疯子感到“天下是变了，变了”，尽管他已经多年不登台了，但他还是答应了民教馆的邀请，决定去演唱，他感到“一个人唱，叫大家喜欢，多么好呢”；政府为他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居民看自来水），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对工作极端热情和负责；冯狗子来向他赔不是，表示要悔过自新，他并不报复，而只是看了冯狗子的手，说：“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这些地方都显示出，程疯子的善良性格是一贯的，但是解放以后，由于内在的精神痛苦消失了，他完全变成一个新人了。二春说他“仿佛死了半截又活了”，这个比喻，既恰当地反映了程疯子的新生，又生动地说明了新社会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变化，这也正是作家塑造程疯子的形象的用意所在。
赵老头也是一个成功的形象。他是一个泥水匠，在龙须沟的小杂院里，他不仅是受人尊敬的长者，也是见识最广的人。他第一个把臭沟与反动政府联系起来，告诉大家“有那群作官的，咱们得永远住在臭沟旁边”、“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别人说龙须沟不是好地方，他却说龙须沟“地好，人也好”，就是“作官的坏，恶霸坏”。刘巡长对他说上边要催卫生捐时，他先是“狂笑”，而后则对反动统治者破口大骂，这些地方都表现了他的刚强不屈的性格和勇敢的反抗精神。斗冯狗子的那场戏，也是颇为感人的。冯狗子在恶霸黑旋风的指使下，打了“连苍蝇都不肯得罪”的程疯子，赵老头看不下去，他“气得颤巍巍地”从屋里出来，抄起切菜刀直奔冯狗子而去，冯狗子见势不妙溜走了，但却吓坏了胆小怕事的王大妈，王大妈觉得“这场祸惹得不小”，想让赵老头去躲一躲，赵老头说：“欺负到程疯子头上来，我受不了！我早就想斗斗他们，龙须沟不能老是他们的天下！”“我不走，我拿刀等着他们！咱们老实，才会有恶霸！咱们敢动刀，恶霸就夹起尾巴跑！”他的见义勇为的性格，在这场戏里刻划得异常鲜明。
解放以后，赵老头成了龙须沟觉悟最早的工人，他当了治安委员，在斗恶霸的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是他，断然拒绝恶霸黑旋风的金钱贿赂，并用党的政策把冯狗子引上正路；是他，在挖沟、修路中，组织、动员居民，以实际行动教育了丁四、王大妈等落后群众；也是他，最早把人民政府的温暖传达给龙须沟两岸的贫苦百姓，及时引导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人民的新生政权。在老舍的作品中他是第一个出现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艺术形象。解放初期，老舍在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历时曾经说，他过去的作品，描写过劳苦大众和受压迫的人，他写他们的悲苦和命运，一是出于同情，二是为了把自己心中的怒气发泄出来，控诉和暴露旧时代的黑暗。由于时代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他笔下的受压迫的人，总是不敢革命，缺乏斗争性（注：见《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如果说，老舍自己的总结是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话，那么，赵老头这个先进工人形象的出现，则标志着老舍在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已经踏上了全新的创作征途，他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的画廊，从此，将增添新的内容，以更加耀人眼目的光彩，呈现于新中国的文艺园地。由于生活积累的局限，在描绘新的英雄人物的时候，他的笔，也许还不那么舒卷自如、游刃有余，但是，他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他的艺术进取精神是可贵的。
剧中四个妇女的形象，也写得性格清晰，真实感人。寡妇王大妈勤劳、善良，但思想守旧，胆小怕事。龙须沟之臭，人人厌恶，唯有她，安于现状，毫无怨言。悲苦的生活命运和懦弱的性格，使她只能以“对付”、“将就”的办法来适应客观环境。她没有反抗现实的力量，也不敢对生活有过多的要求。解放以后，她对新政府的信任，也有一个过程。修沟之前，测量队来量地，她认为是“跑马占地”，新政府不向群众要钱，而用公款修沟，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信守“什么事儿呀，都是眼见为真”的王大妈，最后也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能转变。作家不以简单化的办法写她的转变，而是写了她的缓慢地、渐进地过程，这样处理，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这是老舍所熟悉的人物，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人物也自然地显得丰满和富于生命。二春是王大妈的女儿，是一位热情的、敢说敢干的青年。她敏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老是和思想守旧的妈妈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就成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契机，二春的形象所以写得鲜明，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丁四嫂嘴硬但心地很善良，程娘子勤劳，能吃苦，她们的形象也是鲜明的。
《龙须沟》既是写事件的，又是写人物的。在处理写事件和写人物的关系时，老舍一贯坚持“让事件为人物服务”的原则，他说：“是写入呢？还是写事？我觉得，应该是表现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定要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事件，事随着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着人物。”（注：老舍：《人物、语言及其它》，《出口成章》。）他笔下的几个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同时他们又以各自不同的遭遇，和臭沟发生联系，作家以人的变化反映沟的变化，就摆脱了写事件过程的费力不讨好的写法，使他能够腾出笔墨，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样，人物血肉丰满，有了生命，这个戏就站住了。龙须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就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对话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表现生活的直接工具都是语言。但是文学体裁不同，语言的外表形态和作用，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小说的语言具有叙述性，作家可以以叙述人的身份与口吻，对客观生活、对人物进行精确的描绘和恰如其分的介绍，戏剧则不同，尤其是话剧，它必须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再现生活的真实面貌和塑造舞台形象。因而，写剧本，对话是最要紧的，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龙须沟》的语言，是性格化的语言。老舍说：“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是性格化。”（注：《语言、人物、戏剧》，《出口成章》。）《龙须沟》里的人物，都是北京的贫苦市民，老舍熟悉他们的生活，摸透了他们的心理，所以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让观众或读者觉出人物的脾气秉性，处世态度，甚至他们的经历、教养等等，真正做到了他所主张的“话到人到”。请看第一幕中的一段对话：
赵老 有那群作官的，咱们永远得住在臭沟旁边。他妈的，你就说，全城到处有自来水，就是咱们这儿没有！
大妈 就别抱怨啦，咱们有井水吃还不念佛？
四嫂 苦水呀，王大妈！
大妈 也不太苦，二性子！
二春 妈，您怎这么会对付呢？
赵老头经历多，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