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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物塑造的生动、丰满而言，当推高秀才的形象。高秀才是有功名的人，但是在那“洋人肥而华人瘦”的时代，他照样快吃不上饭了。这个下层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所以加入义和团，其思想基础是爱国热情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他说：“堂堂中华上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读孔孟之书，明周公之礼！到现在，竟自屈膝自卑，叫外来的居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拥护义和团灭洋教，打洋人，又怀疑义和团拳法是否灵验，认为“邪法难成正果”。他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知县出告示禁止练团，他认为是“朝廷的旨意”，不得违犯，后来听说西太后拨款犒赏各路神团，他觉得这才是“名正言顺啦”。义和团烧了教堂之后，他认为“应当见好就收，别再往下闹”，意思是怕触犯朝廷，不好收拾。这些地方，表现了他的正统思想和胆小怕事的性格弱点。在第四幕里，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与正统思想决裂和逐渐坚强起来的过程。促使他转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于铁子的牺牲精神给予他的感染；二是清廷官僚明大人卖国投敌行为给予他的教训。高秀才接过于铁子的红腰带，并听了于铁子留给母亲的遗言之后，深受感动，他让于铁子扶小树站好，上前深深一拜，对于铁子说：“于铁子，你叫一个老秀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义和团，你叫我的老骨头硬棒起来了！刚才我还忧虑，这件事的结局到底怎样呢？我自己怎样呢？你呀，于铁子，叫我不再为自己揪着心了！这些日子，我仔细想过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古有明训，那可得彼此以兄弟相待，想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的不是兄弟，是仇敌……”对吃里爬外的官僚明大人，高秀才则义正辞严地进行怒斥：“我本想，有这么多纯正忠勇的义民，上边必然受到感动，上下实在可以一条心，一个劲儿，齐心对外，转危为安。可是，我把你们这上边的人看得太高了、太大了。你们另有打算，看团民不好惹，就天天叫师兄，赶到看风头不对了，你们赶紧想逃跑，又要打白旗投降，作汉奸，杀义民！你们只知有己，不知有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洋人猖狂，因为你们胆小如鼠！百姓无衣无食，因为你们吸尽民脂民膏！你们吃里爬外，欺软怕硬！义和团比你们胜强十倍、百倍！师兄们有颗真心，你们浑身连一根骨头也没有！”这两段对白，激浊扬清，爱憎鲜明，它说明，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考验，正直、懦弱的穷儒，已经摆脱了封建教育所形成的沉重的精神负担，与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彻底通心了。在《神拳》中，这是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严格地按照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对这一形象进行刻划，不回避矛盾，不作简单化的处理，因而获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功。作家通过“秀才造反”的艰苦历程的描写，令人信服地说明，义和团农民起义的声威，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阶层，引起了何等巨大的震动！说明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不仅足以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必使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加以动摇。因此，我们认为，高秀才的形象塑造，在开阔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方面，在深化作品的主题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神拳》在艺术上也是有特点的。朴实、自然、感情炽热，是它的基本艺术格调。它是写农民起义的历史剧，但是并不侧重于渲染历史事件本身的“传奇”色彩，而把笔力用在写生活上，用在写人上。我们来看剧本的第一幕。大幕拉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京西某地的一个普通农舍。农民高永福的独生女儿高菊香今日放大定（即订婚），菊香的二叔高永义及街坊乡亲，送不起礼，只得“空手道个喜”。婆婆赵大娘送给未过门儿媳的彩礼，也不过是“赶了几趟集，没有人看它一眼”的土布，因为现时洋布“眼热烧饼似的”，都“抢着买”。由农民的苦难，洋货的倾销，引出教堂对农民的盘剥，由此再写农民对洋人洋教的痛恨，引出各地义和团烧教堂的消息，引出对乡民练拳的侧面描写。动荡的社会，苦难的生活，使姑娘放大定的喜庆色彩大为减弱。然而这还不是高永福一家的不幸，不幸在于正值此时，当地恶霸张飞龙依仗官府和教堂的支持，派他的弟弟夜猫子来抢亲，菊香走投无路，碰死在磨盘上。作家在第二幕里，又通过回叙交代，事件发生后，张飞龙又逼高永福交地还债，知县将他仅有的五亩地断给教堂，高永福呼天不应，吐血而亡。高永福一家的悲剧，不过是《神拳》情节的开端，然而作家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通过对农民的日常生活画面、生活矛盾的细腻描绘，异常生动地展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复杂而又动荡的社会面貌。这里既有农民的贫困、破产以及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也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宗教渗透以及教堂与官府的勾结、互为利用；既有对动荡不定的社会形势的侧面勾勒，更有对农民反抗怒火的正面展示，如此丰富、多样、复杂的社会内容，在作者的大手笔之下，缩龙成寸，全都通过高永福一家的遭遇，天然无饰地反映出来。这一幕戏，最可见老舍的艺术功力。后面的三幕戏与第一幕比较起来，就显得弱了，虽然也有一些精彩的段落，但是作家的笔力显得有些过于分散，未能沿着对主要人物的生活命运的描写来安排戏剧冲突，加之有时忙于交待事件的过程，缺乏对历史生活画面的真实、丰满的刻划，因而，艺术感染力也就相对减弱了。
老舍建国后创作的最后一个话剧剧本是《宝船》。这个取材于民间故事的童话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曾经演出，受到了广大小观众的热烈欢迎。剧本写古时候一个名叫王小二的孩子，他热爱劳动，喜欢帮助别人。有一天在深山打柴时，王小二救了一位落水的老爷爷李八十，老爷爷送他一只宝船。宝船可大可小，小则能托在掌上，大则能装下几个人，在急流中行驶。一年发大水，王小二划着宝船救人、救牛羊，也救了仙鹤、蚂蚁和蜂王，表现了助人为乐的可贵精神。张财主的儿子张三，化名张不三，也被王小二从水中救出。大水过后，张不三利用王小二的幼稚，采取欺骗手段，将宝船弄到手，跑到京城，献给皇上，皇上封他为宰相。小二在妈妈的启发下，认识到将宝船交给张不三是上了坏人的当，他只身逃到京城，找张不三和皇上索要他的宝船，张不三依仗宰相的威风，将小二打伤。老爷爷李八十将小二救出，小二在仙鹤、蚂蚁、蜂王以及大白猫的协助下，利用给公主医病的机会，进入皇宫，同皇上和张不三展开一场斗智斗勇之战，取得胜利，宝船失而复得。他们还按着老爷爷传授的方法，使张不三变为大灰狼，皇上变为大野猪，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通过这个神奇、美丽、富于风趣的童话故事，老舍向孩子们进行了一次真、善、美的教育。王小二、王妈妈、李八十以及鹤、蜂、蚁的形象，都写得优美、动人。他们善良、真诚，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而且敢于反抗邪恶势力。他们的形象，集中概括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品德与智慧。张不三与皇上，一个奸诈阴险，一个愚蠢懒惰，是假、恶、丑的象征。通过这两个形象系列的对照，作家使孩子们懂得了勤劳与懒惰、善良与邪恶的分界，明白了一些生活的道理。这正是《宝船》的积极、健康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宝船》所以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还在于它具有儿童生活的特点。从儿童的天真、活泼、幼稚、富于幻想的心理特征出发，老舍极力点缀童话的神奇色彩，使剧情的发展曲折离奇，紧凑生动。为了适应孩子们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宝船》围绕着宝船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经过，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展开戏剧冲突，人物、事件单纯而集中。为了吸引小观众，作家又在单纯中求变化，在单线索的戏剧结构中，尽力将故事写得曲折生动，充分运用悬念，增强剧情对小观众的吸引力。《宝船》的语言，对于小观众来说，也是相当有魅力的。请看李八十爷爷与王小二的一段对话：
李八十：咱们的皇上多么懒哪！日上三竿他才起，先喝一大碗香油，然后吃好几大张葱花烙饼；吃完了就再睡，睡醒了再吃；既不修河，也不开渠，怎能不闹大水呢？
王小二：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可恶的臭皇上，吃了睡，睡了吃，活象我家的大白猫！
李八十：大白猫还爱拿老鼠，咱们的皇上连臭虫都不肯拿！
这样的对话，符合人物性格，又简明通俗，生动活泼，富于儿童情趣。再看下一段：
大蚂蚁：驸马是那一种马？
李八十：驸马不是马。
大白猫：大概是驴吧！
李八十：也不是驴，是公主的丈夫。
童话应当是知识与趣味的结合。干巴巴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不是童话的任务。在儿童文学中，知识应当寓于趣味与娱乐之中，知识的传授应当因势利导，引发得当，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段对话，用意是在让孩子们明白什么是“驸马”，但是作者并不叫李八十老爷爷一开始就作解释，而是先让大蚂蚁和大白猫进行天真的猜测，逐步引出李八十的结论。这就使本来比较抽象的事物，具有了形象性，使本来平淡的问答，具有了趣味性。
以上介绍的是老舍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的话剧创作。他所以取得丰硕的成果，根本原因在于他有一个正确的创作态度。老舍说：“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注：《八年所得》，《福星集》。）为人民的需要而写作，是他创作劳动的出发点。他写话剧，写小说，写相声，写论文，写杂感，基点都是为人民（注：老舍建国以后所写的论文及杂感，曾经编成三个集子：《福星集》（1958年）、小花朵集》（1963年）、出口成章》（1964年），其余散见报刊上的，约有数百篇。）。他所写的作品和文章，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难免有一些应景急就之章，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然而作为新时代的歌者，他的憎与爱，他的激情，他的热诚，都是与人民息息相通的。这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而建国后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与突出。因此，他无愧于这样的评价：“他的力量就在于他和劳动人民溶在一起。”“在文艺领域里，他代表了中国人民。”（注：曹禺：《〈老舍的话剧艺术〉序》。）
第十九章 新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个成就——《龙须沟》
新社会的赞歌
一九五○年夏天写完《方珍珠》之后，承受着酷暑炎热的袭击，老舍又完成了剧本《龙须沟》的创作。
龙须沟，这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位置在北京天桥的东边。在旧时代的北京，这是一条著名的臭沟，污水、垃圾、粪便，充斥于内，整日散发着极其恶浊、不堪入闻的腥臭。沟的两岸，杂居着五行八作的穷苦劳动者。在旧社会，龙须沟两岸的贫民在肮脏的环境中挣扎、喘息，日月更替，年复一年，除了反动当局的收捐搜税，有谁去关心他们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倾听人民的呼声，在一九五○年上半年，对龙须沟进行了彻底地整治。在北京市的市政建设中，这也许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作家老舍为之感动了，他说：
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象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注：《〈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重大变化，给老舍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政府的高度政治热情，又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就有了话剧《龙须沟》。
在这个剧本里，老舍通过一条沟的巨变，生动地表现了建国以后北京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以及这一方针在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了深刻地表达主题，作者采用了新旧对比的写法，真实地描写了生活在龙须沟的劳动人民，在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热情地歌颂了新社会。
第一幕写解放前的龙须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臭沟沿”上一个小杂院里四户人家的凄惨生活。赵老头孤苦无依，贫病交加，靠邻里的照料，挣扎度日。拉三轮车的丁四，整日受兵痞之气，挣不到钱，穷的“几乎是一无所有”。程娘子靠摆一个小香烟摊子养活“疯”丈夫，她这个本来没有进项的小买卖，也遭到了恶霸和流氓的践踏。王大妈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作针线活为业，也只能勉强吃口杂合面。对这个小杂院里几户城市贫民的生活命运，作者充满了同情，在第一幕里，似乎只是信手勾勒了他们在夏日雨后一个上午的极其平常的生活片断，然而从他们的言谈、行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中，却使我们感受到了那个行将崩溃的黑暗社会令人窒息的生活气氛。那“一天翻十八个跟头”的物价；那全让反动政府的官僚“给弄趴下”的“大小的买卖、工厂”；那靠偷、抢、欺诈为业的恶霸、流氓的任意横行；那“家家连窝头都混不上”，却还要交捐的屈辱、酸苦的场面等等，无一不渗透着作家对那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的谴责和控诉！然而这一切，却只不过是顺带一笔而已，或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并非作家描写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通过人与沟的矛盾的展示，表现又脏又臭的龙须沟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第一，“因为脏，病就多。病了耽误作活，还得花钱吃药”。泥水匠赵老头年年夏天发疟子，正在有活作的季节，卧床不能起，自己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还要连累邻里。第二，一下雨，道路精湿烂滑，“摆摊子的摆不出去，卖力气的出不去”，人们就要“瞪着眼挨饿”，而且“臭水往屋里跑，把什么东西都淹了”。丁四出外拉车，经常因为路滑回不了家，被迫露宿街头。雨夜，丁四嫂则“蹲在炕上，打着伞”，生怕“弄湿了活计”。第三，臭沟对人的精神也是折磨。程疯子的所谓“疯”，固然主要是因为受压迫所致，但也和“臭沟”有关，他说：“我这里，没毛病，臭沟熏得我不爱动。”臭沟还“熏”跑了王大妈的大女儿，“熏”得丁四“工作不大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