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曹禺到沪以后，本拟乘美国史各脱将军号巨轮，不日赴美。该船是由美国来上海，接载一千六百余名美军士兵的，因未按预定日期到沪，美军大怒，组织起一个“兵士法庭”，宣判史各脱将军号为“死刑”，致使开船日期一再推迟。美军内部的这场纠纷平息之后，老舍、曹禺才同美国士兵和二百名华侨一起，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乘这艘巨轮离沪赴美。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老舍等抵达美国西北部的重要城市西雅图，然后经华盛顿，月底到达纽约。在美国的头一年，老舍应邀到很多城市讲学或参加会议，他的讲学题目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等。一九四六年六月，老舍应邀到科洛拉多州的丹佛大学参加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议和人道地方会议。老舍在后一个会议上，演讲“中国作家之路”，他说：“形式之美丽与完善，对于吾人，远不及民族与社会福利之重要，吾人若果能凭借吾人之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吾人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金，更觉满足。”（注：见1946年8月28日《文汇报》第四版所载消息。）他强调作家的创作应首先顾及内容，应对民族与社会有益，不应只在形式上着眼。这和他在重庆欢送会上所表明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他几十年从事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他的创作态度的严肃与认真，使人敬慕。
除了讲学之外，老舍还到美国一些城市观光、考察，参观一些著名大学，并应邀到加拿大旅行一个月。一年以后，曹禹如期回国，老舍因手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向新的创作道路起步——《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在美国写成以后，由美国友人Helenakuo（郭镜秋）女士根据中文手稿译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国回国，并未携带这部小说的手稿，其原因大约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与憎恶。一九五二年，郭镜秋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那时老舍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回到祖国的老舍，当然是不忘这部书的，但是他看到，《鼓书艺人》的主人公们，已经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再写大鼓艺人，就应当着力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狂喜，于是，他就在原来已有的《鼓书艺人》的题材上，重新构思，融进自己的新的体验，新的感受，创作了他歌唱新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方珍珠》。此后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他不断地构思新作，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根本无暇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所以《鼓书艺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来，这部以民间鼓书艺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独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湮没了。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的任何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都将被人民所记忆。在一九七九年胡洁青托人去美国查找原稿而不得的情况下，马小弥动手将《鼓书艺人》由英文转译为中文，中文译本于一九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小弥是老舍已故好友马宗融教授之女，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曾与老舍有过密切接触，她熟悉老舍的生活，熟悉老舍的艺术风格，她的译文，在体现老舍的语言风格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由中文译英文，由英文再译中文，辗转三十余年，《鼓书艺人》终于和读者见面。它的遭遇是罕见的，它的价值将因此而更显得珍贵。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和一切真正的艺术品一样，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加上辗转的翻译，并没有侵蚀它的光泽，如今读来依然具有新鲜的魅力；而且在某些方面，今天反而能比当初更充分更深入地认识它的成就和意义。”（注：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辑。）
在老舍的创作中，《鼓书艺人》是一部面貌全新的作品。它以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大鼓艺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小说写了两个艺人家庭：方宝庆一家和唐四爷一家。作品的重点是写方宝庆和他的养女方秀莲。方家是正派的艺人家庭，宝庆与秀莲自不必说，即便是喜喝酒、爱骂人、脾气“难捉摸、多变化”的宝庆夫人——方二奶奶，其心地也有厚道之处。唐家则不然。唐四爷夫妇自私、狭隘，人品不好；他们的女儿琴珠，轻浮、下流，既卖唱又作暗娼。唐家与方家的矛盾纠葛，是两种不同人格的冲突。《鼓书艺人》通过对这两个艺人家庭的不同生活道路的描绘，肯定了高尚，否定了卑俗，歌颂了艺人的正直的品德，也鞭笞了旧的社会制度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
《鼓书艺人》在思想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愤怒地宣泄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不满。在老舍的作品中，《鼓书艺人》是唯一的以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控诉，在这部作品中也表达得最为直接和鲜明。老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作品，如话剧《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都有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内容，然而其尖锐与鲜明，均不及《鼓书艺人》。小说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控诉，是融汇于方宝庆、方秀莲的遭遇描写中，通过具体情节加以表现的。宝庆在重庆开“书场”，后来又通过说书进行抗日宣传，本应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实则不然，官面上的地痞流氓、特务、巡官等，则须要宝庆的伺候与招待，尤其是他们对秀莲的纠缠，使“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陪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他的感慨，本身就是对重庆的黑暗现实的一种控诉。后来，军阀王司令又要强娶秀莲做他的第六个小老婆，更使宝庆倍尝酸辛。王司令已经五十多岁，秀莲才十五岁啊！然而王司令有权有势，谁惹得起呢？跑，无处走；告，无处说。宝庆说：“虽说有政府，也决不会拿军阀怎样，还不是官官相护，姓王的怎么胡作非为都成，谁来保护咱们呢。”后来还是宝庆出了一大批钱孝敬王司令，此事才算了结。在小说里，王司令并未出场，作家只是着力写了这件事在宝庆一家所引起的反响，它的起因，它的结束，它给宝庆、秀莲在精神上所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均可看出王司令的荒淫、霸道给平民百姓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国难期间国民党官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描写这些情节时，作家的笔是充满愤懑的情感的。
对秀莲的遭遇的描写，是最能体现《鼓书艺人》现实主义精神的篇章，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也是深刻的。秀莲是单纯而又善良的女孩子，她作艺，历来端庄、严肃、大方；她热爱生活，懂事之后，为了开始严肃的人生，她扔掉了心爱的邮票本；认识孟良之后，她努力学习文化，孟先生介绍她去女子补习学校学习，她欣喜若狂。论她的天资和宝庆的严肃的调教，她是本应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前景的。但是，后来她变了，她不仅开始追逐摩登女子的时髦姿态，而且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文所玩弄，一度离开了方家。张文骗取了她的感情，也骗取了她的财物，在她就要生孩子的时刻，将她抛弃了。她被遗弃，受折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她的遭遇，是人生的一幕悲剧。天真而又单纯的秀莲，何以会走上这样一个凄惨的绝境呢？小说告诉我们，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当时重庆的社会环境中，艺人们面对的，到处是欺压与冷遇。王司令想霸占秀莲虽然以宝庆出钱而告结束，但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啊！接下去的一个重大打击，就是秀莲在女子补习学校的遭遇。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秀莲高兴异常，在去学校路上，她告诉宝庆，将来她毕了业，要帮助爸爸办艺校，还要自己写新鼓词，她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多么强烈的感情啊。但是进学校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黑暗势力的包围与打击，那个军阀的姘头与黑市商人的女儿竟然当众辱骂她，声称她们“有身份的人”不能跟卖艺的坐在一起。倔强的秀莲只好将书撕成碎片，愤然离去。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精神上却又多了一层压力。她感到，她是很难有出头之日了，她只能走琴珠和大凤的路，“这条路不济，可你也就这么一条路了”，再加上泛滥成灾的美国黄色电影的毒害，这就使秀莲逐渐由单纯趋向复杂，由天真趋向庸俗了。她需要爱情，但又无人正确的引导她。就在这时，特务、流氓分子张文，乘虚而入，导致了她的生活悲剧的发生。作家写秀莲的遭遇，固然寄托着他对鼓书艺人的深切同情，但主要还是为了揭露和控诉那个摧残她的腐朽而又残酷的社会制度，应当说，老舍的意图达到了。
《鼓书艺人》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觉醒，准确而又具体地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老舍创作思想的变化。艺人方宝庆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老舍所创造的丰富的市民形象中，方宝庆的形象塑造，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方宝庆属于老舍所熟悉的那个市民阶层，如同描绘以祥子为代表的贫困、善良的市民人物一样，老舍写方宝庆，仍然突出地写了他的精神弱点，写了他的苦难，所不同的是，在这同时，老舍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写了受压迫者的爱国热忱、反抗精神、以及他们的理想与觉悟，第一次将他的市民主人公置于革命的漩涡中加以表现。方宝庆原是久住北平的一个大鼓艺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由北平而上海，由上海而汉口，由汉口而重庆，宁在战乱中逃亡，不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偷生。在重庆，他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认识了革命作家孟良。孟良对他的能鼓动大家抗日热情的《抗金兵》，给予高度评价，孟良对宝庆说，他的大鼓书是个好门道，搞起宣传来再好不过，“您演的是独角戏，但唱出的是千百万人的声音”。宝庆心里极为高兴，毅然放弃了拿手的传统段子的演出，而排演了孟良专为他们写的宣传抗日的新鼓词。他对孟良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盼着能碰见您这么个人。我愿意为国家出把力气。多少人在前线牺牲了，我有一份力，当然也乐意出一份力。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乐意唱抗战大鼓，为抗战出把子力”。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泪水涌上了眼睛”。当他第一次拿到孟良为他写的抗日鼓词时，“他把稿纸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好象那是贵重的契纸一样”，他说：“如今我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们中国唱大鼓的，也有一份爱国心。”在老舍笔下，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艺人，他热爱自己的劳动，热爱生活，他的爱国热情一旦被点燃，就能放出光和热。方宝庆到重庆以后，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书场被炸，军阀敲诈，秀莲失足，大哥遇难，女儿被骗，孟良入狱，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但是方宝庆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是软弱的，但是他并不停止抗争。他总想“试着干点新鲜事儿”，甚至想开办一个曲艺学校，“调教出一批地地道道的大鼓艺人”，尤其是结识了孟良以后，他接受了初步的革命教育，思想有了新的觉醒。孟良被捕之后，他四处奔走，试图营救而不得，他对现实发出了疑问：“当今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现而今的领袖，见识还不如个孟良？”方宝庆的疑问，本身就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反抗，是一种逐渐明朗起来的革命意识。可以看出，作家是明确地把方宝庆放在时代潮流中加以表现的。这就使方宝庆和老舍以往所写的市民人物有了根本的不同。在《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老舍深刻地写出了主人公的悲剧的严肃性，揭露了那个“病态”社会的黑暗，但是如何才能驱除黑暗，迎来光明，老舍回答不出。他的主人公只能以悲剧告终，作家给祥子们找不到出路。《鼓书艺人》写方宝庆、写秀莲则不然，老舍明确的为他们指明了革命的出路。小说的结尾正面描写了方宝庆对革命的未来，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作品在昂扬的基调中收篇。这种处理，包含着崭新的革命内容。它说明，经历抗战八年的时代风雨之后，老舍的思想成熟了，他对社会对革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孟良的形象塑造中，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发展。孟良是个革命的剧作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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