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四世同堂》则不同，它取材于北平普通居民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既无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无石破天惊的斗争场面，然而作家对于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的描写，同样是感人的，同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有一种意见认为，《四世同堂》“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这个评论，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脱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作品为我们所提供的实际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题材，都具有特有的规定性，不可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从自己独有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在题材上显示着独创性，互相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四世同堂》是写北平市民生活的，要求它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部作品那样，正面描绘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显然超出了这部作品题材本身的规定性。尽管《四世同堂》不曾正面描绘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场景，然而就表现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而言，就体现人民的爱国情绪而言，它的认识意义仍然是深刻的，它的鼓舞力量仍然是强烈的。正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他又只好如此。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桐芳的觉醒，写了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对人们的鼓舞等等。尤其是对“四世同堂”的老太爷祁老人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更为逼真、细腻，富于说服力。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并经历过接连不断的内战，他对付兵荒马乱的唯一办法是：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以及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查户口的“便衣”对他进行傲慢的“训示”，他不仅不气愤，而且满脸堆笑，无限诚恳地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他的二孙子祁瑞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作了敌伪当局的“科长”，他不仅不反对，反而相当高兴，一来是家中有官“可以仗胆子”，二来是祁家有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来是祁家有人作官，说明他买的房子确有“风水”，如此等等。他的应付外界事变的能力之低，显示了他的被动与落后；他的不识对象的过度的谦卑，说明了他的愚弱和麻木；他对于“官”的敬重，表现了他的偏狭与浅薄。然而，经历了亡国生活的几年的磨难，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累累罪行之后，祁老人变了。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不见得准有好处！”因为祁瑞丰想作日本特务而不成，引起了日本人对祁家的审问，面对侵略者，祁老人态度坦然，强硬，“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着恶贯满盈的民族败类冠晓荷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接着则历数瑞丰自北平失陷以来的所作所为，“象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祁老人的变化，说明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人民正在逐渐由懦弱走向坚强，由麻木走向觉醒。这样写，就和那些单纯暴露“国民性”的作品有了区别，它不仅使人看到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与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疗救的希望与前途，体现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现实主义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写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于刻划人物，创造典型著称，《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划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据胡洁青在《四世同堂》一书的《前言》中统计，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学教员、诗人、棚匠、理发匠、洋车夫、布店掌柜、大学教授、英国外交官、唱戏的、说相声的、看坟种地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以及汉奸、特务、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用墨浓淡不一，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大都有鲜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动的、独具特色的人物体系。我们仅就作家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复杂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也不应当是简单化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简单化的写法，用这种方法，很难写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创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又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总是复杂的，否则就不是具体的，就不是独特的“这一个”。《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显得异常生动与丰满，真正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不开的。
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长孙，一个斯文、温雅的中学教员。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彻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静，陷入无法摆脱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识，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的复杂的心理冲突。他上要对老人尽孝道，下要抚养子女，本是人之常情，而且对老人、对子女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美的品德，使读者窥视了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隅，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懦弱的一面。作家在展开祁瑞宣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时，笔触自如而又细腻。为了全家老少不致饿死，瑞宣在前英国使馆外交官富善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点事情做，当了富善先生的助手。老舍这样描写瑞宣此时复杂、沉重的心情：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
瑞宣无勇气出走是为了养家，而养家就要找“洋”事做，这是生活所逼的结果，并非他的真心所愿。他不得不去找“洋”事，找到了，反而产生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无怪以做“洋”事自荣的丁约翰向他送礼道贺时，他脸红了。他对丁约翰说：“我要是能找到别的事，我决不吃这口洋饭，这没有什么可喜的，我倒真的应当哭一场，你明白我的意思？”丁约翰当然不明白瑞宣的意思，但是读者却从瑞宣的自悔的感情中，觉着了他的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诚心。
祁瑞宣毕竟是祁瑞宣。他正直，但也软弱，他有良心，但缺少胆气。当汉奸冠晓荷、大赤包来向他道贺时，他虽不肯和他们多敷衍，却也没有勇气将他们赶出门。“每逢晓荷走后，瑞宣就恨自己为什么不在晓荷的脸上啐几口唾沫。可是，赶到晓荷又来到，他依然没有那个决心，而哼儿哈儿的还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无用。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他的软弱与寡断，还表现在对待程长顺出走一事上。程长顺是一位有求知欲的爱国青年，他父母早亡，和孤苦伶仃的外婆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他曾经多次问瑞宣：“我应当不应当走呢？”瑞宣本想鼓动他逃出北平，及至想到他的外婆，又十分为难，所以总不敢给予肯定的答复。有一天，瑞宣未能控制住自己，表示了同意长顺出走的意见。为一位爱国的青年指明了前程，瑞宣感到痛快，同时他又感到不少苦痛。“他是不是应当这样鼓动一个青年去冒险呢？这是不是对得起那位与长顺相依为命的老太婆呢？……从良心上讲，他劝一个青年逃出监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谴责的，可是，他不是那种惯于煽惑别人的人，他的想象先给长顺想出许多困难与危险，而觉得假若不幸长顺白白的丧掉性命，他自己便应负全责。他不知怎样才好。”这里所揭示的，是人物的复杂的心理冲突。这样写，就便于把人物交织着矛盾的灵魂世界，暴露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逐步认识和熟悉了一个复杂的性格。
祁瑞宣的形象，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与精神状态，作家重视展示祁瑞宣的复杂性格，就使这一形象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从而增强了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个性化的心理描写。
从前面所引祁瑞宣找到“洋”事之后的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出老舍刻划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法：通过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剖析，显示人物的性格。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写照，就写人物讲，则是既要写客观世界，又要写主观世界。所谓写主观世界，就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奥秘。《四世同堂》常常于心理描写中融入作家的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