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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勋爵（LordBacon）似乎奉行过同样的推论原则。他说：“对于自然中一切妖异，一切怪胎或怪物以及一切新奇反常的事物，我们都应加以搜集，给它们做成一部特殊的记载。不过我们在作此工作时，必须有极其严格的考察，免得离了真相。最重要的是，凡和宗教稍有关系的一切叙述，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可疑的，就如李维（Livy）所记载的那些怪诞的事情。就是在自然幻术或炼金术一类的作者方面，或在一切爱造谣爱作伪的一切作者方面我们对于他们的记载也应一样怀疑。”（见《新工具》2卷，箴言29）。
这里所述的这种推论方法，我是很喜欢的，这种方法正可以驳倒基督教的那些危险的朋友或乔装的仇敌，因为他们正想借人类理性的原则来拥护基督教。我们的最神圣的宗教是在信条上建立着的，并非是在理性上建立着的。我们如果使基督教来经受它所经不起的试验，那正足以揭露它的弱点。为阐明这一点起见，我们可以考察圣经上所叙述的那些神迹。为使我们不至迷失于太广的范围内起见，我们可只就摩西五经所记载的那些神迹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些自命的基督教徒的原则，来考察这些记载，我们可以认它们不是上帝自己的语言或证据，只认它们是世俗作家和历史家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部书是由一个野蛮而无知的民族提供给我们的，它是在他们更野蛮的时候写的，而且写的时候多半是在所叙述的事实发生了好久以后，而且所记载的事实又不曾被一致的证据所证实，而且它们只仿佛是各民族记载其起源时所述的那些荒诞的事实。其次，在读了这部书以后，我们又看到其中充满了许多怪异和神迹。它记载着完全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状况和人类状况；它记载着人类由这种状况降落下来的事实；他记载着将近千岁的人类的年龄；它记载着洪水毁灭了世界的那种事实；它记载着上帝曾经任意选了一个他所钟爱的民族；它记载着与作者同国的那些人民；它记载着他们曾借最惊人的神迹使他们脱出羁绊。我希望任何一个人把他的手置在他的胸前，并且在认真地思维之后来公开宣称，他是否以为这样一个证据所支持的这样一部书，是假造的，而且此书之为假造是否比它所叙述的一切神迹还要奇特，还要神异。我们如果想按照上述的可然性的尺度来信受它，那此书之为假造必须比其所叙述的神迹还不可想像，才能被我们所信奉。
在神迹方面所说的那些话，也可以完全照原样，把它们实用在先知的预言方面。实在说来，一切预言都是真正的神迹，而且人们所以能认预言是任何默示的证明，也只是因为它们是神迹。预言未来如果不是人性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一件事，而人们如用任何先知预言来证明来自上天的神圣使命或权威，那就很荒谬了。因此，总括起来，我们可以断言说，基督教不只在一开始是带有许多神迹的，而且即在现在任何有理性的人离了神迹也不能相信它。只有理性并不足以使我们相信基督教的真实；任何人如果受了“信条”的鼓励来相信基督教，那他一定会亲身体验到有一个继续不断的神迹，这个神迹会推翻他的理解中的一切原则，并且使他来决心相信最与习惯和经验相反的事情。
第十一章 特殊的天意和来世的状况
我近来同爱好怀疑主义僻论的一个朋友谈过一次话。谈话时，他所提出的许多原则虽是我所绝不同意的，但是它们既然似乎很奇怪，且和我在此书中的全部推理连锁有关，所以我要在这里尽记忆所能及的范围把它们照原样抄录下来，以求读者的判断。
在我们谈话之初，我就对于哲学所特享的好运气很表示羡慕。哲学之需要完全的自由甚于它需要别的特权，而且它所以能够繁荣，多半是因各种意见和辩论可以互相自由反对。恰好它的出生正在于爱自由尚容让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且它的最狂妄的原则也不曾受过任何教条、任何官许、任何刑法的限制。因为除了普洛泰高洛斯（Protagoras）的放逐和苏格拉底的毒死而外（后边这件事实还有别的动机），我们在古代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顽固妒忌事例，如现在世人到处所传染的那样。伊壁鸠鲁安静地和平地在雅典活到高龄，至于伊壁鸠鲁派还又得到祭司的身分，在雅典人那个久已确立的宗教中最神圣的祭礼时，他们还可以在祭坛上来行祭典①。至于罗马皇帝中最聪明者②还对各派哲学家，平均给以年金或薪俸，以收公家提倡之效。我们很容易想到，在哲学的幼小时期，这种照顾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一反省就可以看到，即在现在，人们虽认它已是结实的、健壮的，可是它还很难经受起险恶的天气和向它吹来的毁谤和杀戮的暴风。
①见Luciani：《对话集》（Symp）和《拉比泰人》（aiLapitai）。
②见Luciani：《太监论》（Eununchs），又见Diogenes：《哲学家传记集》。
我的朋友说，你所羡慕的哲学的这种好运气，似乎是自然的结果，而且在各时各地都是不可免的。你所抱怨的并且以为有害于哲学的这种顽强的偏执，实在是哲学的子嗣，它和迷信结盟以后，就完全不顾它母亲的利益，变成了她的最难化解的仇敌和杀戮者。在世界的初期，人们想像不到现在引起狂烈争辩的宗教中那些思辩的教义。那时候的人民因为完全不识文字，所以他们的宗教观念也只适合于他们的微弱的理解，而且他们的神圣教条也多半成立于传统信仰的战事，而不成立于争论和辩难。至于哲学家的新的怪论和原则，一开始它们虽然也使人感到惊慌，可是这种惊慌过去以后，古代这些教师们似乎一向和确立的迷信处于极其谐和之中，而且他们和迷信平均领有了人类；哲学家领有了博学而聪明的人们，迷信则领有一切俗人和文盲。
于是我就说道，你似乎完全忽略了政治而不谈它，而且你似乎从未假设，一个聪明的官吏可以合理地戒备某些哲学的教条——如伊壁鸠鲁的那些教条。我所以说伊壁鸠鲁的教条是应当戒备的，乃是因为它否认有神圣的存在，因而否认有天意和来世，因而使道德的维系力大为涣散，因而又使人们假设它们是有害于文明社会的平安的。
他答复说，我知道，事实上，这些杀戮在任何时代，都不曾起于平静的理性，也不是因为人们经验过哲学的有害的影响；它们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情感和偏见。但是我或者可以进一步说，那时的进谗者如果在人民面前把伊壁鸠鲁控告了，他或者容易为他自己辩护，或者可以证明，他的哲学原则和其反对者的原则是一样有益的，——虽然那些反对者以极大热忱，把他暴露在公众的憎恶和妒忌之前。假如我能这样说，那又该怎样办呢？
我答复，如果是这样，那我希望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题目上把你的辩才逞露出来，发表一篇拥护伊壁鸠鲁的演说。这样，你的演说纵然不能说服雅典的暴民（如果你承认那个文明古城中也有暴民），或者可以说服那些较富有哲学思想，并估计可以了解他的论证的听众。
他又答复说，在这些条件之下，这件事不难做到。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可以暂时把我当做一个伊壁鸠鲁，把你当做雅典人民，并且向你发表一篇雄辩。我相信我的雄辩足以使全体人民投我的票，而不至有一人投反对票来满足我的仇敌的恶意。（原作人民一定会用白大豆装满了缶，而不留一个黑大豆来满足我的仇敌的恶意——按希腊人古时是用大豆投票的，如毕达哥拉斯劝其门徒免用大豆，就是诫其勿参政之意）。
好罢，就请你照这些假设往下说罢。
诸位雅典人啊，我来此处，是要在诸位的集会中把我自己在我的学院中所主张的教条，加以辩正，但是我看到，我自己乃是被狂怒的反对者所攻击非难，而不是同平静而不动感情的一些研究者在一块推论。诸位的心思是该用在公共幸福和社会利益的问题上的，现在却是把它们旁用在思辩哲学的研究上了；而且诸位已经使这些庄严的（但是或者无用的）研究，来代替诸位的较寻常较有用的本业了。不过我总要尽我自己的能力来防止这种精力的滥用。我们在这里且不争论世界的起源和结构。我们只来研究，在何种范围内，这类问题是和公共利益有关系的。如果我能使诸位相信，这类问题和社会的和平、政府的安全概无关系，那我希望，诸位可以立刻把我们遣回学院，使我们在那里得以从容考察那种最崇高而又最思辩的哲学。
宗教的哲学家不满意祖先的传说和僧侣的教义（这些我都是相信的），所以他们就纵容他们的粗鲁的好奇心，来试探他们在何种范围内可以把宗教建立在理性的原则上。他们这样努力的结果，反而刺激起人们在精细考究时所自然生起的那些怀疑，却不曾把它们消释了。他们用最庄严的辞藻来描绘宇宙的秩序、美丽和聪明的设计。于是他们就进而问道，这样光荣的智慧的表现是否可以由原子的偶然会合而来，而且所谓偶然的机会是否可以产生出最大的天才所惊羡不已的宇宙。这种论证是否正确，我不在这里加以考察。我愿意承认这个论证正有我的反对者同控诉者所期望的那样坚牢。我只愿意根据他们的这种推论来证明，这个问题是完全属于思辩方面的，而且我在我的哲学的研究中否认天意和来世时，我不至把社会的基础颠复了，只是提出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的一些原则——那些原则即就他们的论点而言，他们也必然承认是坚牢的，满意的，如果他们的推论能首尾一贯的话。现在我只要能证明这一点，那就够了。
诸位控诉者啊，诸位已经承认，神圣存在（我毫不怀疑这一层）的主要论据或唯一论据是由自然的秩序推出来的，而且诸位以为，在分明有标记来表示出智慧和设计的地方，要把它的原因归之于机会，或盲目而没有指导的物质势力，那是妄诞的。诸位承认，这是由结果到原因的一种论证。根据作品的秩序，诸位就推断说，工人一定有设计和预想。如果诸位不能阐明这一点，则诸位承认，诸位的结论是错误的。此外，诸位也并不妄想在自然现象所能许可的范围以外，来建立诸位的结论。这都是诸位所许可的。请诸位看看这种结果如何。
当我们根据结果来推测任何原因时，我们必须使原因和结果适成比例，而且我们所归于原因的各种性质只限于恰能产生那个结果所需要的，在此以外，我们绝不许妄认它有别的性质。一个十盎司重的物体在天秤上被举起后，就可以证明在另一头可以平衡它的那个法码是重于十盎司的，但是却不能给我们任何理由，使我们说那个法码重于百盎司。我们给某个结果所找出的原因如果不足以产生它，那我们或则抛弃那个原因，或则给它加上必需的一些性质，使它和那个结果有了正确的比例。但是我们如果说它除了必需的性质以外还有别的性质，或者说它可以产生出别的结果来，那我们只是任意瞎猜，并且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就妄来假设有各种性质和能力。
在我们所推寻出的任何原因上，都可以适用这个规则，不论这个原因是蠢然的无知的物质，或是有理性有智慧的实有。如果原因只能借结果被我们所知晓，则我们在原因上，除了产生此结果所必需的性质以外，再不能妄加别的性质；而且按照正确的推论规则，我们并不能再由这个原因返回来，在我们知道此原因时所凭借的那些结果以外，再推断有别的结果。一个人在只看见蔡克斯（Zeuxis）的图画以后，无论如何不能知道，他还是一个雕刻家或建筑家，无论如何不能知道，他在石头和大理石方面也和在颜色方面一样是名手。他的才能和趣味是表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特殊的作品上的，我们可以确实断言，这些都是那位艺术家所具有的。原因必须和结果适成比例，而且我们如果使它恰好和结果精确地成比例，那我们绝不能在其中见有任何别的性质，使我们据以进一步来推断它还有别的设计或动作。那一类性质一定不只是产生我们所考察的那种结果时所需要的性质，而是已经超过那些性质了。
我们纵然承认，诸位神灵曾创造了宇宙的存在或秩序，我们也只能说，他们恰好只具有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能力、智慧和仁慈，但是我们却不能在此以外更有所证明，——除非我们求助于夸张和谄媚，来补充推证和推论的不足。在当下，我们看到有什么痕迹可以表示出某种属性来，而我们只能在所见到的范围内来断言，这些品德是存在的。要说还有别的属性，那只是一种无根据的假设；至于要说，在某种辽远的地方或其个悠远的时期，这些属性曾有或将有更灿烂的表现，而且曾有或将有更适于这些想像中德性的一种宇宙的鸿图；那更是一种无根据的假设。我们绝不能由作为结果的宇宙升到作为原因的鸠壁特，并且再由此原因降下来推断出别的结果来。这样，我们就是以为只有现在这些结果还不足以完全表现我们所给与那位神灵的那些光荣的属性。关于原因的知识既然只是由结果来的，所以它们必须恰好互相适应。而且不论果或因都不能指示出别的东西，也不能成为任何新推测和新结论的基础。
诸位在自然中找到一些现象，诸位就找寻一个原因或创造者。诸位想像自己找出了他。随后诸位又爱上了诸位脑中这个子嗣，所以诸位就想像他一定还产生了比现在的事物状况更伟大更完美的一种景象，现在的事物状况是那样充满了灾患和纷乱的。诸位忘掉了这种无上的智慧和仁慈完全出于想像，或者至少说在理性中是没有基础的。诸位忘了，诸位并没有什么根据，可以在他在其作品中所实在施展出、表现出的性质以外，再赋与他以别的性质。诸位哲学家啊，诸位要让诸位的神灵适合于现在的自然现象才是。诸位不要妄想来用任意的假设把这些现象变化了，使它们适合于诸位极愿归于神灵的那些属性。
雅典人啊，当诸君的威望所支持的，僧侣和诗人谈述在充满了罪恶和灾患的现世界以前久已存在的那个黄金时代或白银时代时，我是很专一地、很恭敬地静听他们的。但是哲学家既然自夸是忽略了权威而专来培植理性的，所以当他们作同样的谈话时，我对他们就不能同样谄媚屈从和虔诚恭敬了。我问他们说，谁把他们带到天界里？谁把他们请到诸神的会议内？谁向他们把命运之书打开？谁使他们鲁莽断言说，他们的神灵在现实的情况以外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