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析理透彻，充满激情，切中时弊，抨击了朝政，在当时是很危险的。然而，他从大局出发毫不顾忌，〃取怨于执政〃仍〃尽怀极言〃，这不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军政才能，而且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大无畏的精神情怀。
王羲之的书札为殷浩所发，可谓仁至意尽，情真意切，〃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①。此时吏部尚书王彪之与王羲之持相同意见，也认为殷浩妄动失策，立即上疏：〃弱儿等（雷弱儿、梁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会稽王司马昱将忠良的建议放置于一旁不论不议，继续支持这劳而无功的北代，而殷浩求胜心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于永和九年（353 年）将北伐付之于行动，结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败涂地，损兵折将，阵亡和被俘者达一万余人。事后会稽王后悔莫及，感慨地说：王彪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其实真正的人才要数王羲之。殷浩再次失败给桓温以口实，故桓温上疏列数殷浩之罪状，结果殷浩被废为庶人，徙东阳信安（浙江金华）①。古人云，〃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②殷浩的最终结局对于王羲之来说，不正如此吗，有人根据王羲之对殷浩北伐的态度得出结论，王羲之对北伐持消极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过祖逖、庾翼的北伐外，还有一例可证，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温北伐，取得局部胜利，当时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了，他仍十分关切战事，对胜利充满信心和喜悦：恒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着，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王羲之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他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复中原之志，之所以反对殷浩北伐是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不具备。一旦条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战果，他自然兴高采烈。在重大问题面前不凭一时感情冲动做出决策，才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败〃的结论，最后北伐果然以失败而告终，这预测的准确性，可谓是神机妙算。然而这绝不是偶然的碰巧。战争胜负是冒险、碰运气还是预先可以测知，当然是后者。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必胜乃战〃，〃善战者？？见胜如见明；其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开战以前，就能很有把握地测知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太阳、月亮一样。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像以水灭火一样有把握，善战者总是在看到必胜后再出战，贸然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对北伐的准胜谁负看得很准，他是经过一番调查分析，才得出结论的。他认为北伐战争〃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①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
① 《晋书·殷浩传》。
② ＇汉＇朱孚：《与彭宠书》。
③ 王羲之：《破羌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今外不宁，内优已深〃，北方中原地带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军事力量不可低估，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侵犯江南。〃内忧已深〃内涵极为深刻，许多事实不能细说，只能心照下宣。〃内忧〃一般说来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深〃。内部矛盾尖锐，问题很多，大有积重难返、病人膏盲之势，军败于外，资竭于内，大臣们担负内外的重任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更谈不止深谋远虑，而国君对忠言嘉谋弃之不用。
朝廷争权夺利，桓温与殷浩视为死敌，严重不和，互相牵制。桓温想独揽军政大权，谋取皇位；殷浩想借北伐取胜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他刚愎自用，缺乏军事才能，不善于用兵，第一次北伐损失惨重，〃遗黎歼尽，万不余一〃，元气尚未恢复，又再度举兵北伐。东晋是进攻的一方，〃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利因素。而北方领土辽阔，进退有很大 的余地，相比之下，东晋所占地域就此较狭小，〃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①。〃因循所长，以固大业〃②，这里的〃因循所长〃，是指的东晋的地理环境，就是说东晋的地理环境仍有优势，江淮是天然屏障，对守势极为有利。
在〃内忧已深〃的情况下，想诉诸于武力，解决〃外不宁〃是很难实现的，诚然历史上曾有过〃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但这种情况是有前提的，它不仅在于〃独运之明足以迈众〃，而且〃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现实与历史上的〃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情况不同，岂能〃求之与今〃。③据此，王羲之认为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他提出〃保江〃（又称〃保淮〃）的战略计划：以江淮流域为根据地，把徐州、商丘的兵力拉回来，这样可集聚在安徽合肥、焦郡，江苏广陵、河南许昌的力量，等待时机发动进攻。〃保江〃策略源于王导的思想，那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这是置中原于度外，忘仇忍耻。事实证明，不审量彼我，盲目采取军事行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审量彼我就是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这是许多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必须对〃彼〃〃我〃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只有审量准确，结论才可能正确无误。人的认识正确了，战争的战略才有可能正确。殷浩对王羲之的对敌我双方的分析和建议置若罔闻，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王羲之对北伐后果一语中的的分析预测显示了他的正确思想。
王羲之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了解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研究得也不够。明代洪应明在《容斋随笔》中列举了王羲之对北伐的真知的见后，不胜感慨他说，〃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洪应明的话是符合实际的。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晋书·王羲之传》。
③ 《晋书·王羲之传》。
第三章 哲学观点
王羲之不是一个开宗列派的哲学家，他不像郭象、葛洪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和著作，他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学者，有丰富的思想，鲜明的观点，他虽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的言论、处世、爱憎等，无不遵循着一种哲学原则，体现出一种哲学思想。
一、儒道并综
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物〃①。商承祚说：〃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受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①支遁是'即色宗'的代表人物，羲之既然对他倾倒而与之交游，在思想感情上自有交融相通之处，因此，可以更确切他说，羲之的思想是儒、释、道三者的混合物。〃②证明王羲之受佛家支遁思想影响，主要是根据下面一段文字记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拨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③王羲之初到会稽，对支遁这位好谈玄理的佛家学者不以为然，后来听了他《庄子·逍遥游》，被其〃才藻新奇〃谦恭之态所折服，所感动，此后才开始交往的。但这里并没有王羲之崇尚他的佛学的迹象，但事物是发展的，后来很可能受到支遁的思想影响，以致晚年信奉佛理。《法书要录·右军书记》收了王羲之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云：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遗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漫如下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王羲之认为就教义而言，佛教与道教大同小异，但佛教说理方面胜过道教，相比之下道教的创始人、做过漆园小吏的庄周〃殊诞漫如下言〃了。知晓佛理之后，增强了他辞世决心。他虽然〃形系于俗〃，但心是虔诚的，直到生命的终结。笔者认为王羲之晚年信佛是可能的，但就整体而言，他的佛教思想并非起重要作用的思想。用儒道并综来概括，比较符合实际。
〃儒玄并综〃①这在魏晋时期的许多名士身上体现出来，表面上看讲究任自然，放浪形骸，是道家，而实质上往往是儒家。鲁迅说，高喊〃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阮籍等〃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顽固之① 郭沫若：《兰亭序与老庄思想》，《文物》1965 年第9 期。
① 支遁（公元314 年…366 年）字道林，东晋佛教学者。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人，二十五岁出家。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是空〃，发挥〃性 空〃思想，是般若学六大家之一。② 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中山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1966 年第1 期。③ 《世说新语·文学》。
① 《晋书·江统附子淳传》。
极的。〃②兼容儒道两家的思想，在东晋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儒道并兼哲学思想，在王羲之身上是不足为奇的。
王羲之弃官之前到父母墓前，跪拜告誓，在叙述他处境时说：〃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
他还是讲究忠孝的，对名教不一概反对。
王羲之的儒家思想在他的两首《兰亭诗》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第一首诗中咏道：〃咏彼舞零，异世同流。〃他们与哪个时代的人同流呢？显然指孔子。舞雩出于《论语·先进》〃（曾哲）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段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表现了孔子与世无争、心灰意懒的心态，王羲之认为参加兰亭修禊宴集的名士，虽然与孔子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但都是志趣高尚的人。可见他把孔子作为追慕的对象。
王羲之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曾祖父王祥、王览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晋书·王祥传》云：〃（王祥）疾笃，著遗令训子孙曰：'夫言行可履，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行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其子皆奉而行之〃，王览也强调要〃服仁履义〃。据此，王羲之的儒家思想是有家庭渊源的。
王羲之一方面想用世，另一方面又很想遁世，他在《十七帖》里说过这样的话：〃吾为逸民之怀久矣〃。在《誓墓文》中说：〃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老氏之诫是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至于周任之诫分明是〃陈力就列，不能者止〃。①同样都是知足的意思。王羲之在《蜀都帖》中写道：省足下别疏，具彼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氓岭）、峨嵋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这是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其大意是：你信中所说的奇异的山川，扬雄的《蜀都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没有记述。那雄奇的山川，只有游览观瞻后才能意足。如可能成行，我当告知，望请迎接，如迟误这一时机，真当以日为岁了。你镇守巴蜀，朝廷没有调动之理。我真想趁你在巴蜀时与你一起登汶岭、峨嵋山而还，那可是一件不朽的盛事。王羲之不仅向往西土山川，而且对巴蜀盐井、火井、秦汉的遗迹、名人的后代十分关心，为何如此？除了他自己所说的〃欲广异闻〃之外，与他信仰道教有关，五斗米道是东汉张陵在四川鹄鸣山创立的，后传子张衡，张衡死后传其子张鲁。祖孙三代均称〃天师〃，张鲁在巴蜀布五斗米道达三十余年①，巴蜀是王羲之向②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① 《论语·季氏》。
① 道教各派中创立较早的一派（即正一道），以东汉创始人张道陵为天师。因入道部须交五斗米，故名。西晋后在一部分士大夫中传播，一部分仍在农民中队事秘密活动，东晋时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前后达十余年之久。
往的一方乐土。根据道教教义〃得道者，上能棘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①。在山川景色的欣赏中会产生〃得道升仙〃的〃移情〃，得到〃神超形越〃美的享受，王羲之是一位虔诚的五斗米道的信奉者，故他有崇拜山岳的观念。所以王羲之喜好游历名山大川，热爱大自然，除了一般文人雅士共有的原因以外，还有宗教信仰的深层次原因。
他还说：〃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位领（氓岭），非复常言。〃②年垂耳顺，为五十九岁了，就在这一年他仙逝了，此帖可能是他的绝笔之作，他没有料到自己已不可能赴峨嵋游目，但他曾去过东海。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请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日：〃我卒当以乐死。〃他与道士许迈交往甚密，为其写过传记，他们采药，服药，朝夕相处。《晋书·郗愔传》云：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玄度），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榖，修黄老之术。
道家与道教是有性质的区别的，一个是学派，一个是宗教的组织，为道不同，然而它们又有密切联系，作为一个学派的道家也带有宗教的色彩。他们都是以老庄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持道家学术观点，又参加道教，在魏晋的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王羲之信奉五斗米教，晚年最为执迷。
《官奴帖》云：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未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痈。头痈以溃，尚不足忧。痼病少有差者，忧之燋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来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勉己惑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唯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以其，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此帖不是书简信礼，它记述的是孙女官奴小女玉润遇疾和他自己的心情，文中不仅充满了焦急和忧虑，而且含有反省自责的意味。孙女发病已有十余天了，然而全然不知，今天她突然病情恶化，头部又发痈疽并开始溃烂，他认为是自己平时不能克己修行，训化上下，多犯科律条诫造成的。他感到上负于道德，下愧对先生，内疚得无话可说。有人认为《官奴帖》很可能是道家的上章，在人们遇到灾病时由家人陈述自己的过失，奏上天曹以度难保安。然而事与愿违，上天并未因为王羲之的虔诚上章使孙女度厄康复，最终还是命断夭折了。
王羲之病重时不去求医问药，而去求助于道教名师社子恭，恭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真诰·阐幽微》云：〃王逸少有事系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① ＇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