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代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
郭沫若干1972 年又发表文章说：〃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自然而然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看到这两种《三国志》的晋抄本（即前写经类所举例），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字体太相悬隔了，真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两相对比，一目了然，可以无容多话〃。②当时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且文章很长，这里不能一一引录。笔者感到此后有些学者的论点倒是很有价值的。范正红在《略论东晋书坛与王羲之书① 载《文物》1965 年第6 期。
②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本》，《文物》1972 年第8 期。法》（副标题兼论〃兰亭论辨〃）①中就其书法的渊源和类型发表了与郭沫若相左的意见。他说：事实上王羲之一类书法的确极少隶意，而更近唐人。从张芝、钟繇、陆机、卫恒、王导、卫夫人、王献之、王询、王僧虔、智永这一脉相承就足以证明王羲之书法属于另一体系了。其实，并非王羲之的书法象唐人，却是唐人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一派。刘涛在《中国书法全集18·王羲之王献之》前言中通过东晋《李柏文书》与《兰亭序》作比较，举出不少字与王羲之的行书有暗合之处，笔者也详细观看了《李柏文书》，感到两者书风虽有差异，但远不像徐森玉在《（兰亭序）真伪的我见》一文中所说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与《兰亭序》中相近的捺脚，再者在《李柏文书》中也极少发现隶书笔意。由此可见在同一时期文字体段相差甚远绝非不可能。
郭沫若认定《兰亭序》是假的，必须否定古代的一些主要文献。唐代何延之《兰亭记》曾记述萧翼赚《兰亭》一事，宋初所辑的《太平广记》曾收录。何延之曾云：〃于时岁在甲寅（公元714 年）季春之月上已之日，感前代之修楔，而撰此记。〃开元十年何延之回长安扫墓，皇帝听说他知道《兰亭序》的流传情况，故派人去询问。当时何延之因病由长子何永写了奏折，享报皇上，因此他得到皇帝的赏赐。他在兴奋之余于《兰亭记》后面又加上了几行字，以宣示于后代。
这篇文章记载了王羲之如何写《兰亭序》，以及这一真迹如何流传到一个叫辨才和尚的手中。唐太宗很早就听说《兰亭序》这一名帖，就是没亲自见过，后来得知它在辨才和尚手中，曾一连三次将辨才召到宫中查问，辨才都不肯承认。无奈，只好将他放回原籍。后来，宰相房玄龄棋高一着，出了一个主意，派萧翼扮成书生模样，前去与辨才周旋，经过一番曲折，才把《兰亭序》真迹骗取来，唐太宗立即命刻拓高手，复制了十余本赐给高官大臣。唐大宗临终向他的儿子（即后来继位的高宗）耳语：〃我欲将《兰亭》去〃，这一真迹便入了昭陵。
郭沫若认为：唐太宗要求《兰亭》陪葬何必向儿子乞讨，耳语又是谁偷听来的呢？
其实郭沫若抓住的是枝节问题回避了要害，上述的驳斥是缺乏力度的。
人在临死之前身体极度虚弱，言语不清，声音低微，儿子将耳朵凑近父亲的嘴边聆听病人最后的嘱咐，是人之常情，谈不上〃乞讨〃。按唐太宗的要求去办，他儿子在一定的范围必须公布这一〃耳语〃内容，别人用不到〃偷听〃。在这里《兰亭序》这篇文章是否是假的，《兰亭序》是否在唐代就有伪造？郭沫若没有明确说明。何延之写这篇文章时是公元722 年，当时唐玄宗还健在，他敢把谣造到玄宗祖父唐太宗头上吗？
在《兰亭记》同一时代，刘捒的《隋唐嘉话》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笔者已在《成就与代表作·兰亭序》一节里引过，这里不再重复。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说：〃这里也说'使萧翊（翼）就越州求得之'，只没有讲到骗取之事。想来《兰亭》之人李世民手，确实是萧诩① 《王羲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1 版。
（翼）从辩才那里弄来的。〃①最早提到《兰亭序》这个名字的是《世说新语》，该书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②。《世说新语》成书较早，作者刘义庆生于403 年卒于444 年。其生年距王羲之卒年仅42 年，作者写作条件优越，资料丰富，将一篇从文字到书法都是伪造的《兰亭序》收录其中是难以使人置信的。当然《世说新语》也有讹错，但发生这样的大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据《温韬传》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拙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蜒直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林，林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对《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有人寄希望于真迹从昭陵出土，以作出一槐定音的结论。看来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由此可见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兰亭序》是非常珍贵的。
有人从《兰亭序》的风格力证其伪，认为王氏豁达乐观，而文章基调悲观低沉。有人从王氏《兰亭序》本身力证其真，〃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纵观历史文人之作，莫不如是。一篇之中，往往是〃兴尽悲来人《兰亭序》前面高亢，后面低沉，也不例外。郭沫若从出土壤三国志》残卷及五种墓志，椎论书体与当时不合，而论证其伪，有人则以与当时流行之书体比较，并无不合，而论证其真。笔墨官司，看来要长期打下去，是否有结论？也许像荷马《伊利亚特》一样，永远也没有结论，但学术上的价值，却谁也否定不了。《兰亭序》的真伪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人们也只好择善而从了。
三、关于帐中遇险
王羲之少年时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宠爱，有一次王敦带他到帐中，并在那里留宿。早上王敦先起来，王羲之仍睡着。王敦出去了片刻，便与钱风回到帐中①。钱凤是前来劝说王敦谋反的，王、钱两人在密谋之际，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仍在帐中，此事如泄漏出去，是要遭殃的。王敦是个杀人如麻、心狠手毒的人，此刻他准备下毒手。王羲之对于王、钱俩人窃窃私语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如果他们发现他听见了他俩的讲话，是件极其危险的事，后果不堪设想。当王敦前来察看时，王羲之假装熟睡，王敦以为侄儿未听见他们交谈的内容，这才罢休。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临危不惧，机智有谋。上述轶事源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假谲》是这样记述的：〃王右军年①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文字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第47 页。辩才又称辨才，原文照引。
② 《世说新语·企羡》。
③ 《旧五代史》卷四○《温韬传》。
① 《世说新语·假谲》引《晋阳秋》曰：〃凤字世仪，吴嘉兴尉于也。好慝好利，为敦铠曹参军，知敦有不臣心，因进说，后敦败见诛。〃减十岁时，①大将军（王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汗头而被褥②，诈熟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③，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世说新语》所述《晋书·王羲之传》未采纳，而是根据其它材料，列人工允之的父亲王舒的传中。《晋书·王舒传》云：〃允之字深酞。总角④，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人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这件事究竟发生谁的身上，历来看法不一。
王敦与钱凤共谋逆事是指王敦以诛刘魄为名起兵于武昌以前，即公元322 年之前亦或是公元324 王敦再次起兵反晋之前。王羲之出生年虽有争论但不外乎公元303 年、321 年。王、钱共谋兵反的事与王羲之〃年减十岁〃不符。〃年减十岁〃，〃减〃作少于、不及解，〃年减十岁〃自然已与十岁相差不远，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上述轶事如发生在王羲之身上，〃其年龄与事情发生的年代上有牴牾〃。
如果上述事情发生在王允之身上，能否成立呢？王允之卒于342 年，四十岁逝世，出生年代与王姜之相同即303 年。《晋书·王舒传》先叙述王允之字深猷。尔后从未成年的〃总角〃写起，从叙述的逻辑上我们领会到〃帐中假醉〃躲过杀身之祸，是〃总角〃以后发生的事。粗一看年龄与事件的发生的年代有矛盾，仔细分析，并无抵触。〃时父工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省，敦许之。〃王舒拜廷尉是323 年，王敦与钱凤起兵反叛是324 年，这在时间上没有矛盾。
《晋书》是唐代修撰的，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写了宣帝、武帝两纪和陆机、王菱之两传后论，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再说唐大宗对王姜之书法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上述轶事对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如果有依据证明是王羲之之事，《晋书·王羲之传》是绝不会弃之一旁而不收的，更不会将此事移至王允之身上。
可能由于〃诸书皆云王允之事〃的舆论压力，《晋书》的编撰者不得不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至于《世说新语》为何张冠李戴，将工允之的事移到王羲之传中。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王羲之名气大，撰写者将好事集中他身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四、王羲之是否有代笔人
在王羲之〃失郡〃以后是否有一位代笔者？一直是个疑案。这个疑案的源头，在《梁武帝与陶隐居九首》。陶弘景在① 年减十岁时，沈校本为〃年裁十岁时〃。
② 乃阳吐汗头面被褥，〃阳〃原作为〃剔〃，据沈校本改。
③ 方忆右军未起，〃忆〃原作误为〃意〃，据沈校本改。
④ 总角……男女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态如角，故称总角。
给梁武帝萧衍的信中写道：〃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有人常引用这一资料，证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并非出自他的亲笔。那末代笔者是谁呢？后来推测是任静，也有人说是玄度，或是王氏家族的成员。对代笔一事有人却持否定态度。杨臣伟曾在《书法研究》上提了质疑①。他认为王羲之告誓辞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级王述。辞官后无官一身轻，他自己感到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仍热爱生活，关心他人。辞官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万念俱灰，〃失郡〃决不是他〃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代笔）〃的原因。王羲之辞官后，〃采药不远千里〃，说明他身体状况不差，他晚年虽患有多种疾病，但握笔作书还是不成问题，使人代笔看来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从陶弘景所述，可知那位代笔人技艺超群，〃逸少亡后，于敬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王献之完全模仿代笔者的字，模仿的结果仅仅是相似，从王羲之辞官到梁武帝开国一百五十多年，为何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一消息？
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鉴定过所藏法书，作品卷帙共五卷，他对〃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中有不属于王羲之作品的〃杂迹〃十五件，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谁。对于无法弄清作者的，加了评语，没有一件被认为是代笔者所书。〃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很明显，发现王羲之代笔者的是梁武帝。哪些书迹是梁武帝圣旨标题为王羲之的代笔者所书？没有下文。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景所说以外，其他古籍如《法书要录》均没有提及，既然代笔者是梁武帝发现的，还用得着陶弘景唠叨吗？梁武帝曾在《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说明王羲之学习钟书以后其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承认王羲之有个代笔者，辞官以后的作品全是别人所书。怎么能说王羲之写的字意疏字缓呢？杨臣伟认为所谓〃皆使此一人（代笔）〃是件子虚乌有的事，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故事。杨臣伟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的观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王羲之没有必要请一个人为他代笔，每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王羲之不可能毫无目的请人为他代笔。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陶弘景又为何要向梁武帝编造那个故事呢？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杨臣伟认为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但梁武帝在〃今不如古〃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为了使梁武帝体面地摆脱困境，又捞得一项〃发现权〃，所以陶弘景胡编了一个〃代笔人〃的故事。这仅是一种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不太容易服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① 杨臣伟：《王羲之末年〃皆使此一人（代笔）〃的质疑》，《书法研究》1991 年第1 期。附：王献之评传
《王献之评传》第一章 生平及其思想风貌
王献之生于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 年），卒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享年四十三岁。一说卒于太元十三年（公元388 年），生年相同，享年四十五岁。字子敬，官至中书令，故又称王大令，是王羲之第七子，他与其父齐名，人称〃二王〃，父为〃大王〃，他为〃小王〃，唐代有人将他们父子俩合称为〃羲献〃。
王羲之曾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管辖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部分地区，治所设在九江市（古称江州、浔阳），这便是王献之的出生地，大约在他八岁左右，随父迁居会稽。
一、少有美誉《晋书·王献之传》云：
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献之在年幼之时就能镇静自若地处置突发事件，表现出非凡的才能①。与其兄王徽之在屋内，突然房子失火，这时王徽之连鞋子也来不及穿就怆惶出逃了，而年幼的王献之却毫不慌张，神情恬然，徐呼左右扶出。有一天夜间卧于斋中，小偷潜入室内，盗物将尽，这时王献之不慌不忙地说：〃偷儿，青氈是我家旧物，可特置之。〃吓得小偷鼠窜而逃。有一次王献之与其兄王徽之、王操之到谢安家，二兄多言俗事，而王献之不多言语，只是寒暄而已。坐客问谢公王氏兄弟优劣，谢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谢安说：〃吉人多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②很显然谢安把讪于言作为一种美德看待的，因为孔子曾经这样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③。王献之熟读古籍，年纪很小时便能准确地运用一些典故。有一次他看到�